经历成长

                                                             胡安鹏

现如今，国家已放开“三胎”生育政策，有的家庭尤其是年轻育龄夫妇，对这一政策既喜亦忧心态复杂：又想生又怕养不起。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佩服父辈们。

我们这代人，大都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兄弟姐妹都不少。在我们家周围那一片，我们是五弟兄，玉海二爷那边也是五个儿子，玉祥四爷那边是四儿四女。玉法家二娘从三十多岁守寡，含辛茹苦拉扯着两男五女，也都齐齐整整地儿娶女嫁。还有邻村一对夫妇为等个儿子，前边一溜生了九个闺女，按当地迷信说法是犯了“九九星”了，后来果然等来一个儿子，那就是十个子女呀，不可谓不“悲壮”。

我们的父辈，大多没有文化思维亦不开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把生儿育女当成家族开枝散叶延续香火的重要使命，至于对有无抚养能力如何规划子女未来等，想的不是太多也不敢多想。在普遍贫穷的情况下，父辈对家庭命运充满着乐观和自信，常把“有苦就有甜”“有人就有财”“人财两旺”等激励话慰藉语挂在嘴上，巴望着儿女们早日成材苦尽甘来。

在成长的路上，始终忘不了父辈为我们付出的艰辛。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尚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恢复期。在不耽误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前提下，允许搞点家庭副业做点生意买卖。我们家先是卖过豆腐，图赚个豆腐渣补充口粮的缺口。做一板豆腐需要十二斤黄豆，经过把泡胖的豆子上磨推、吊包沥汁、烧豆浆、点豆腐等环节，前后要忙活大半天，我们除了帮着推磨、拉风箱烧锅外，整套活路都是父母亲干，特别是冬天磕冻冻砸溜溜，母亲的手皲裂得像孩子的“嘴”，临睡前用蜡烛忍痛滴满裂口，第二天照样重复着同样的劳作。父亲大半夜就得起床，担着豆腐挑子到一二十里远的山村叫卖，回来后好孬吃点饭忙着去队里干活。豆腐做得好卖得就顺当，父亲就会有个好脸色；如果豆腐点老了苦涩点嫩了拿不成个，就卖不上好价甚至卖不出去，父亲回来后就会阴沉着脸发脾气，看谁都不顺眼，那是家庭重负使父亲的性子变得暴躁易怒。父亲过日子很严谨很会成算，老老少少八九口子人，我们都在上学，挣工分的少，甚至连生产队的平均口粮都吃不上，如果老是折本断了进项就“混打瓦”（完了）了。后来，经过在公社饭店当厨师的大舅介绍，让我们家为饭店加工烧粥卖的小米，用石碾先后辗轧三遍去掉谷壳变成小米，除挣点加工费外还能赚点小米喝。再后来又扎过笤帚。到老山里买来高粱杪子，脚蹬手攥一扣一扣地扎成笤帚，到集上矿上外地去卖，一把笤帚能挣毛把钱。那些年，家里一直都做些生意买卖，即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也变着法做些短途运输贩卖水果等生意，手里没有断过活泛钱，全家人没有出去讨过饭，我们读书都能及时交得起学费。

在成长的路上，始终忘不了给我知识启蒙的乡村学校。国家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因陋就简办教育，让我们农家子弟读上书。那时没有择校之说，有钱没钱有权没权人家的子女都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学杂费也不算高，记得高中时全年学费才十元左右，教育资源分配是相对公平的。乡村学校大都由地主家宅院、颓废的寺庙、废弃的厂房和闲置的农家院经过修补改建而成，极少数的公办教师作为学校校长和管理人员，其余都是由附近生源村选派的具有初高中学历的民办教师。民办教师拿生产队全年工分，每月发给三至五元不等的津贴。对农民来说，当老师风不打头雨不打脸，还能望望着转正的机会，在教学上都很敬业很努力，这就是当年农村的教育资源。我读小学的学校是地主家的四合院，三间正房是老师的办公场所，东西厢房是高年级教室。我们一年级教室在大门东侧，是三间土坯房，课桌是用砖头砌的墩，上面是五十公分宽的水泥板，冬天冰凉暖也暖不热。读初中的学校，离我们家二里远，是一个下马煤矿的办公用平房；读高中的学校离我们家有七八里地，远的有二十多里，我们远路的要住校睡大通铺。那时没有双休日，星期六下午回趟家背下个星期吃的煎饼咸菜，星期天下午赶回学校上晚自习，一来一回都是步辇，学习生活条件虽然苦些，但我们都能十分珍惜乐此不疲。随着农村生源的不断增加，又在周围村庄办了一些分校。高中毕业后让我当民办教师，我教学的小学就是我读小学母校的分校，三间茅草屋，不大的院落是“操场”，也没有什么活动器材，女生只能踢踢毽子跳跳方格，男孩子就是蹦蹦跳跳摔个跤，玩“老鹰捉小鸡”什么的。如果不是后来当兵离开家乡，说不定一辈子都要从事教书行业。是的，当年教过我们的那些民办教师,还有和我一起教过书的同学，通过多年的努力和坚持，现已修成正果转为“公办”，退休后享受着优厚的待遇。从这个简陋学校走出去的清华等名校学子，成为了老师们“荣耀”的谈资。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勤俭节约办起来的乡村学校，会有多少人成为文盲。那个时候百分之八九十的都是初高中水平，能读上大学的寥寥无几。改革开放就是由我们担当起来的，我们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是我们能与时俱进吃苦耐劳从不言输，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也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汗水。

在成长的路上，始终忘不了那个淳朴健康的社会环境。那时候农村医疗水平比较落后，几乎就是依靠“一根针一把草”，一根针是指用银针针灸，一把草就是中草药，中医先生很受尊崇，以师带徒代代传承，悬壶济世救治疾病。如轩庄的张福文，姬庄的姬玉彪等都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大夫。特别是张福文以其“望、闻、问、切”之精准享誉一方，他的药铺常常是门庭若市，有的被大医院判了“死刑”的病人，经他综合调理竟能起死回生出现奇迹。当时农村医疗卫生普及程度高，每个村都有背着药箱走家串户的“赤脚医生”。卫生室药架上的药品虽然不多但没有假药，应付日常小毛病既方便又管用，拿西药不是一盒一盒一包一包的，而是用类似于装照片的小纸袋，取上够服几次的剂量，避免浪费和滥用药物。像退烧药“APC”是大白药片子，每片二分钱，服完后要蒙头捂汗，发了汗症状立马就能减轻。医疗室门上的春联颇有深意，上联是：何愁架上药生尘；下联是：但愿人间无疾病；横批是：全民健康。一九七五年曾经拍了一部电影叫《春苗》，演员是李秀明，就是反映“赤脚医生”生活的，是那个时代农村医疗状况的缩影。那时候粮食蔬菜和肉禽蛋奶不够丰富，但都是吃了让人放心的“绿色食品”。粮种是种子站统一配送，肥料大都是农家肥；农户养的猪牛羊吃的是草料，没有所谓的“催长剂”，生长周期长肉质就好；鸡鸭鹅都是散养的，吃虫吃草吃粮食，也就是现在卖价最高的土鸡鸭鹅土鸡鸭鹅蛋。小时候最盼望过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过节时父母亲要想法让我们吃一顿用土豆、冬瓜或大白菜烩的猪肉，春节更讲究一些，每拉一回馋都会口有留香经久难忘。我们童少年时代缺吃少穿营养不良肋骨凸显，但却精神饱满少有病灾，大冬天里袒胸露背不惧风寒，锤炼出了乐观向上的好心态，吃苦耐劳担当重负的好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