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费

          胡安鹏

那是一个没有网络缺少电脑的年代，新闻工作者和文人搜集素材凭深入现场采访靠查阅纸质资料，写作是在稿纸上一字字一遍遍地誊写，又曰“爬格子”。寄出去的报道和文章有幸登载出来，要根据篇幅大小分量轻重汇给稿费，对作者来说那是心血的结晶文采的见证。

上世纪一九八四年，铁道兵整建制并入铁道部，由部队成为铁路企业，各级组织沿袭了军队重视宣传鼓动精神激励的好传统，注重加强宣传人才的培养使用。当时的报道员大都是当过兵的，有的是从发表过稿件的人员中选调的，有的是从平时写的文章上报材料中发现的。他们虽非科班出身未受过系统教育，但他们来自基层作风朴实乐于吃苦，写的东西紧贴实际用语精准到位经得起推敲，连新来的科班大学生都不如这些“老土”出活。有些功底扎实视野开阔业绩突出的报道骨干被上级重用，成为报业和新闻大家；有的成为堪当大任的企业党政领导。

作为报道员，在乎的并非稿费多少，而是倾注心血的稿件被编辑采用。如时间一长不见稿子连领导都要督促：“怎么回事，好长时间没见你的稿子，要努力啊？”话虽不温不火却压力山大。倘若稿子上了报纸，哪怕只有几十字的“萝卜丝”都是对信心的提振；如果能上一篇“豆腐块”大的稿子，甚至会让人欣喜若狂。越写思路越宽脑子越灵胆子越大，一篇又一篇的稿件便会接踵而来，报刊编辑也会优先采用他们的稿件。人们普遍认为报上宣传过的单位和人物可信度高影响面大，有的经过进一步挖掘整理，成为受上级乃至中央表彰先进单位及个人的上报材料。

文章的发表，对作者来说是“辛苦并快乐着”。报社汇来的稿费数目不大，多者三十五十少者十块八块，也算是对作者“三更灯火五更鸡”“爬格子”的犒赏吧。当时流传着这样两句既实在又诙谐的顺口溜，一句是“稿子一登，鸡蛋一桶”；一句是“稿费到手，有酒有肉”。反正稿费也不是大钱，办不了什么大事，也就改善改善生活快活快活嘴罢了。有个吴姓朋友是单位的摄影报道员，他有一男两女三个孩子，又因超生三胎罚过款降过工资背过处分，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他在报上登幅照片稿费也就十来八块，领到稿费都会破例买瓶劣酒取包孬烟拿上两只酱猪蹄，猪蹄和儿子一人一只，两个女儿瞪着眼看。他每次都喝得面红耳赤，知情人见面就打趣他：“老吴，照片又见报了?又有酒喝啦！”说得他既自豪又不好意思。

这稿费也不是轻易拿的，如见报的稿子出现事实不符和观点错误，还要承担责任接受处罚呢。有个单位在招收农民工时误把未到务工年龄的少年招了进来。因当时居民身份证尚未普及，一些老少边穷地区上不起学的孩子及早出来挣钱，招来的“童工”正是那个个头高年龄小无身份证的孩子。劳资部门检查发现后及时予以清退并重申了相关规定。有个报道员以“某某工程单位清退童工”为题报道了此事，稿件在《工人日报》上登了出来。劳动保障部门认为该单位在“清退”童工前，就已经存在使用童工的问题，对单位进行了通报批评和经济处罚。有位同行“智者”对他说：“在措辞上如果用‘拒收’而非‘清退’，那意思就完全反转过来了，以后碰到这类情况灵活点。”有的报道员因对报道对象素材掌握得不够充分，编造事例人为拔高被知情人举报。对出现这类情况的报道员，轻者批评教育重者调离岗位，因小失大自毁前程后悔莫及。

我一直在组织部门工作，虽然爱读点书爱写点稿但不属于宣传系列，缺少业务培训、报社助勤和采访采风的机会，没有见报指标的压力，纯属行云流水逍遥自在的业余爱好。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经过坚持不懈练笔投稿，我创作的仅有两百来字的散文诗《我们的生活》，终于在中国铁建早期报纸《铁道工程报》副刊头条发表。我写东西不“偏食”，诗歌、散文、新闻报道、经验材料、探讨性论文等什么都写，经常发表一些反映企业党建方面的报道和文章，少有人说我不务正业的闲话。

我第一次领的稿费是十五元钱，感觉比拿一个月的工资还高兴。随即到县城新华书店买来泰戈尔的《飞鸟集》、《艾青诗选》、《郭小川诗选》。因发表的是散文诗，想在诗歌上多下些功夫。年轻人爱好文学大都从诗歌起步，我也不例外。买了三本书才花了六七块钱，那时工资低钱是钱书也便宜，还都是正版的。还买来猪头肉花生米和一瓶白酒，喊来三二文友一起乐了乐。再后来，成了家有了子女肩上胆子重了，但始终没有丢下手中拙笔，利用休息日、陪孩子写作业的空闲写上几笔。寄出去的稿子用少退多，但每年都能在报刊上见上一二十篇，领来稿费给孩子们买点学习用具和好吃的，也让他们分享一下父辈为文的欣喜，用我们的言行影响并鼓舞他们好学上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