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鹏
前段时间,有个同学加战友的弟兄,聊天时问我加没加“高中同学群”,我好奇且激动地问:“唵,咱们还有个‘同学群’,太难得啦!”随即把我拉了进去。
我们是上世纪七七届的高中同学,距今已有四十六年之久,同学们的年龄都已进入花甲,说是老同学一点都不为过。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前夜,一系列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待产的婴儿,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制定和破局中,恢复高考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毕业时间是那年的七月,恢复高考尚无音信。有先见之明的老师、家长和同学,已嗅到教育界会进行拨乱反正恢复高考,老师也提醒我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习基础较好的同学已开始暗暗“下功”,但绝大多数同学想法不多,就等着拿上毕业证回到各自的地方去。
……
这些年远离故乡谋生在外,与家乡同学联系得少了一些,偶尔回乡与个别同学见上一面,也就顺便问问其他同学的现实情况,少了相聚一起话桑麻品人生的机会。但那段求学的经历依然记忆犹新,回溯起来仿佛昨日。我们母校原来叫“红中”,即又红又专的意思。我们读书时已改为柴胡店中学,恢复高考后对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取消了这所学校,网上已搜索不到相关原始信息,仅凭记忆粗略地回顾一下。
那时高中是两年制,一二年级各两个班,我二哥是这所学校的早期学生。学校的建筑一律是“人”字形的平房,前面几排是教室和教务办公室,后面分别是学生宿舍、教职员工家属房和校办工厂,西北角是食堂,最前面空旷处是操场。学校大门好像偏西南角,出门是公社驻地通往一个国营煤矿的大路,往西是通往微山湖的十字河。夏天我们经常穿过一片闷热的高粱地到河里洗澡;学校的背后是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茅草屋舍晨昏炊烟鸡鸣狗吠,是当时农村普遍的情景;东面是铁丝网和尖刺臭橘树围着的国营果树园艺场,春的花香秋的甜蜜令人神往;南面是村上的庄稼地,生产队的社员在学校边的杨树荫里歇晌,爽朗的谈笑是那时的精神风貌。我们的学校,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乡村中学。
我们求学的条件比较艰苦,离家近的可以跑校,虽然来来回回辛苦在路上,但能喝上热汤热水吃上热菜热饭,晚上能睡个安适觉。我们这些离家较远的住校生睡的是大通铺,夏无风扇冬无采暖挤挤插插,又普遍缺少换洗内衣,难免衍生虼蚤虱子,铺连铺衣沾衣蔓延开来连觉都睡不踏实,即使再想干净利落也难“独善其身”。吃的呢是从家里背的地瓜干煎饼卷,用罐头瓶填装得满满实实的咸菜,一天三顿饭餐餐都一样,就那都吃得香甜可口有滋有味,有些饭量大的没等到周末就饭菜告罄,只有向尚有余粮的同学借一借弥补空缺。家庭条件稍好的,常到食堂花两毛钱买份肉菜解解馋;他们的煎饼里掺着麦子豆子高粱等杂粮,口感好又有营养;咸菜中也会加些猪肉(皮)丁芝麻等,那就香多了。我们家条件一般化,只能老老实实地啃煎饼卷就咸菜,母亲炒咸菜时尽量多放点油和辣椒面。有时有的同学像个“美食家”,这家一筷子那家一棒子挨个品尝并给予“评价”,“哈哈哈”,一餐品众味,皆大欢喜。那时的星期天就一天,星期六下午给住校的同学提前放假,让他们回家准备下周的饭菜。距学校最远的黄山村有十七八华里,又没有代步的自行车等交通工具,要“扑腾扑腾”走到摸黑才到家。
当时属于“文革”后期,依然遵循着“又红又专”的教育方针,边上课边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我们曾经到村上参加过春种秋收等生产劳动,吃住在生产队的场院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曾经到园艺场摘过苹果,身手灵巧的攀上枝粗干壮的果树,腕挎箢篮细心采摘,我们在树下接收从树上放下来的苹果并装筐。园艺场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你们渴了可以吃个苹果,但不要浪费。”那脆酸甜的“国光”生津止渴,味道纯正至今难忘;曾经在校办厂加工过橡胶垫圈,这是为煤矿上提供的。校办工厂的经济收入,确保了学校的各项工作正常运转。
艰苦的条件,粗粝的饭食,正确的“三观”教育,滋养了我们不畏艰难知足向上的精神,锤炼了我们与时俱进适应社会的能力。学习程度好些的同学分别考上专科学校,并以此为起点不懈努力,有的成为农业方面的专家,有的晋升为学院教授,有的成了悬壶济世的名医。那些没有机缘踏进高等学府门槛的同学,也都能找准定位奋力而为不虚此生,有的包荒山搞养殖,有的经商做买卖,有的在乡村潜心教书育人,有的服务于政府企业……无论干什么都能各尽所能尽心尽力。我毕业后当了半年的民办教师后参军,连队领导看我个头较小喜欢读读写写让我当了文书,也算是“有力吃力无力吃智(字)”吧。后来赶上“百万大裁军”铁道兵并入铁道部,我们成了铁路员工。我始终记着语文老师说的“有余力,则学文”(弟子规语)那句话,勤奋守拙,从工程段一步步到了工程局(改制后叫集团公司)机关,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吃”的是上学时就偏好的文字“饭”。我深感欣慰的是,在苦辣酸甜曲折坎坷相伴的大半生中,能时刻提醒自己:要走正道思正理干正事,人生中不能出“幺蛾子”。在社会上,做个正能量的好公民;在家庭中,做个问心无愧的好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