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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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鹏
汇集着不同地域乡俗各异的城里人，每在农历清明节、中元节、十月一和春节期间，都要以各自的虔诚和礼数祭奠逝去的亲人和先人。在城市十字路口的四个拐角处烧冥币，有的还贡上果品和烟酒。为了确保“钱物”不被掠去，还画个圆圈，在朝着故乡的方向开个门，让“钱物”不偏不倚地快速送达。
按说，我远离故乡在外谋生，在不能如期到祖坟上祭奠的情况下，也应该给已故的先人尤其是父亲送点“钱”。但母亲再三叮嘱不让我在外面乱烧纸，说是路途遥远，阴魂野鬼太多，父亲根本得不到。家里有兄弟们代表，把纸烧在你父亲的坟前才能得到。”因此，每到清明等民俗节日的前夕，我都给家里打个电话说说此事并寄点钱。有母亲键在，她老人家想的很周到。
父亲苦了一辈子，就凭我们兄弟五个，他在充满了奋斗精神的状态下，真是吃尽了千般苦，受尽了万般累。记得在他得病前还不服老地用板车往收割后的责任田里送粪，十岁出头的孙子乐义跟着拉外挎。父亲一向乐观，干活时总爱哼上两句鲁南民间小调“拉魂腔”。听着爷爷不唱歌了，还不停地喘粗气，乐义就问：“爷爷，你怎么喘的那么厉害。”父亲说：“爷爷老了，不中用了，赶明儿爷爷干不动活的时候，你还疼爷爷吗？”“疼。”乐义的小嘴甜甜地说。“怎么个疼法？”父亲又问。“赶明儿我驾车把让爷爷拉外挎。”面对孙子的回答，父亲开心地笑了。
回到家，父亲说了自己近段时间浑身乏力，食欲不振，有些气短，腿脚像踩绵绒似的没有力气。第二天我哥急忙陪着父亲到县医院进行检查，果然查出了父亲患上了一种难以医治的疾病。父亲毕竟才刚满六十岁，平时连个头疼脑热都很少，他连一天福都没有享受过，就象领墒的黄牛，正是引导全家红红火火过日子的时候，却一头栽倒在墒沟里，全家人的心理一时难以承受，深感惋惜。
医生说，一般得这种毛病都与长期吸烟、饮酒和生气有关，细想想这几样父亲都占了。那个年代农民惆怅事多，总是借着烟酒思考问题，化解忧愁。父亲得病前一直吸的是老旱烟，曾经缭绕过袅袅青烟的祖母绿烟嘴的旱烟袋，母亲至今还收留着。因为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父亲舍不得吸卷烟，都是从集市上廉价买来烟叶的梗子切碎了抽，有时连烟叶梗子都买不起，他就把眉豆叶揉碎后滴上几滴酒或香油拌一拌当烟叶抽。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只要手头没事或干活的间隙，都要吧哒吧哒地抽上几口。父亲十分好客，平时有点好菜好饭家里人舍不得吃，都用来招待客人了。一旦来了男客他就让我们去打酒买烟，母亲立马放下手头的活去炒菜做饭。过去的生活节奏都比较慢，那时喝酒用的是牛眼瓯，吱咂地半天抿一口，心平气和地拉呱聊天，对一些弄不明白想不清楚的事情，相互之间交换交换意见、分析分析时局、预测预测发展的趋势。抗战时期闹过革命的外姥爷常在酒桌上教导我们不要荒废了学业，人家不学咱要自觉地学，只要“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果然在外姥爷去世两年后恢复了高考制度，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有时父亲自己也喝两盅解解乏闷，下酒的菜无非是拌个咸菜丝、生葱沾酱或抓几颗花生米，什么都可以下酒。质量低劣的烟酒曾伴随父亲一次次地排解了心中的忧愁苦闷，增添了克服困难的无穷力量，走过了那段难熬的岁月，但也给他的身体留下了隐患、造下了病根。
父亲得病之后，一下子把烟酒戒掉了，手里空落落的，感到很无奈。动过手术病情基本稳定后，按照医生的嘱咐把父亲接回家靠打针吃药来慢慢调养。我哥在离我们家有三华里远的公路边的饭馆里挂了个账，让父亲遛跶累了就到饭馆里吃点饭。勤劳了一生的父亲开始对空着手遛遛跶跶很不习惯，总认为那不是过日子的人家所为，总要挎个粪叉子（也叫粪箕子）觉着是个揪手。通过一段开开阔阔的庄稼地能锻炼锻炼体质，散发散发心中的郁闷。每次到了饭店里都吃的十分简单，回到家时粪叉子里总不会空着。
父亲喜欢小孩，出去散步都要带上孙子孙女，这些孩子出了村像出笼的鸟，好动好跑，父亲随着病情的逐渐加重，走路时气喘吁吁地追撵着孩子，有些力不从心，就在田间地头上歇息歇息。面对着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土地，他百感交集，甚至预测到自己不久将回归于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父亲已经看到我们几弟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都很争气，家庭的发展变化超出了他的想象，感到十分欣慰，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为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养老送终。对经历过太多的曲折坎坷、尝遍了百味人生尤其经过病痛折磨的，父亲已经视死如归，他常乐呵呵地说：“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过于悲伤，得了这种毛病就是大人物都奈何不了，何况咱普通老百姓。死并不可怕，一口气上不来眼一闭，魂化春风肉化泥，也就是那么回事。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承袭好家风，积德行善，耕读传家，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有大的闪失。”
父亲得病之后，我在千里之外心情格外沉重，总是提心吊胆地等带着家里传来最坏的消息。那时刚改工不久，工资也就是五六十元，除去吃喝穿戴，往家里跑两趟，手头几乎没有积蓄，有几个钱就及时地寄回家给父亲治病了。记得婚后不久，妻子来到单位住段时间，既舍不得吃又舍不得穿。一些同乡工友的家属说我傻，不知道疼媳妇，也不知道给她买件换洗的衣服，买点好吃的给已有身孕妻子补补身体。那年深秋，家里来电报说“父病危，速归”。我当即请了假，带着妻子马不停蹄地往家里赶。妻子有晕车的毛病，又置妊娠反应期，在车上连个座位都没有，又不敢多吃晕车药，吐的翻江倒海，连张十几元钱的卧铺票都舍不得补。我们在老家薛城下车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从车站到我们家还有二十华里的路程，只要花十五元钱就能让夜间送客的车送到家，我们打消了这个念头，徒步往家里赶。
我们一瘸一拐地赶到家时，已经是胧明时分。母亲打开门一看是我们，吓了一大跳，向我们解释说：“前天你父亲病情突然加重，很想你们，让你哥给你拍了电报，现在又好些了。唉，反正是病在身上有今天无明日的，见一面是一面呗。”正说着，父亲醒了，唤我们过去，只见他那消瘦的脸上充满了愧色：“我这病把你们影响的不得安宁，你们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心里惦念着我怎么能干好工作，看看我暂时没有什么事，你就尽快回去吧。”我在家过了一个星期，把妻子留在家里配合母亲伺候父亲，就回单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