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学的记忆

胡安鹏

九岁那年秋季，我背着母亲用蓝洋布精心缝制的双袢单肩书包，到邻村中心小学读一年级。

我清楚地记得，学校是由地主老宅院改建的，老师的办公室和几个高年级的教室安置在青砖碧瓦的正房里，我们一年级的教室则是位于校园东南角后来加盖的茅草屋中。教室坐东朝西没有后窗，上午的阳光照射不进来，室内显得特别阴暗。课桌的腿是用红砖垒砌，桌面是一溜通的水泥板，冬天特别凉总也暖不热。教室的地面没有硬化，同学们为了积极表现每天都要打扫几遍，时间长了地面低洼且高低不平。为防止下大雨雨水倒灌，我们要采取拦门槛、堵墙基鼠洞等办法把雨水拦在教室外，实在堵不住就用洗脸盆等用具轮番排水，避免出现险情。我们坐的小板凳是从家里自带的，高低宽窄各不相同，周末和放假时还要搬回家，免得被人偷走。

全校除了少数几个端“铁饭碗”的公办教师外，大都是“赤脚教师”，也就是边种地边教学、享受生产队全年工分、根据所带班级高低每月发给五至十元津贴的民办教师。这些老师既要教学又顾着种地忙家务，心思和精力很难完全集中于教学上，迟到早退是常事。我们班主任姓刘，有四个毛头小子，过日子紧上加紧，天不明就要到地里割趟草喂牲畜，常常是两腿泥巴满脸汗水手里还拿着没吃完的半截子煎饼，匆匆忙忙来上课，这时候班里早已乱成了“一锅粥”。校长曾经严厉地批评过他，可他总是无奈地陪着笑脸解释：校长呵，真是没有办法，孩子多，不多抓挠两个玩不转呀。校长心里也明白，他领导的这帮“泥腿子”教师，家境没有几个好的，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罢了。这些民办教师大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连高中生都很少，综合文化素质可想而知。因当时形势的需要，课本教材政治性比较强，而文学性趣味性就相对少了一些，加上有的老师在授课时直来直去照本宣科，缺乏举一反三、引申拓展的能力和技巧，学生们听课没有兴趣，课堂上交头接耳做小动作打打闹闹的现象屡禁不绝。虽然有的老师想把学生教好，由于受当时“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又缺乏尊师重教的氛围，有能力水平的老师在教学上也有所保留，我们那代人都成了受害者。

在同学中，除了干点公家事的“非农业”子女的家庭条件相对好一些，大部分学生的家庭都不富裕，有的学生甚至连一学年三五元的学杂费都交不起。邻居家的石头和我是同班同学，他爹娘过日子不会成算，吃了上顿不顾下顿，每次收缴学杂费都是一拖再拖，老师也是再三催促，吓得他连学都不敢上了，死缠着爹娘要学费。他爹急了，没好气地说：“我上哪里弄钱去，除了下夜‘抢’，等我‘抢’回来钱就给你交学费。” 傻乎乎的石头听了这话信以为真，屁颠屁颠地上学去了，当老师再向他催问学费时，他理直气壮地说：“俺爹说了，等明天下夜‘抢’来钱就交给你。”惹的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也哭笑不得，最后还是学校给他减免了当年的学杂费。我们家经济状况也不行，好在我父母明晓事理，再苦再累节衣缩食也要供我们五兄弟读书识字。那些年，父母亲曾做过豆腐、淘过豆芽、扎过扫帚、拉过脚力等营生，一分一毛地为我们积攒着上学的费用，才没让我们在交学费时犯难。我们都十分感恩父母，不用扬鞭自奋蹄，在学习上都很勤奋努力。

那时农村家庭孩子多，少则三四个，多则六七个，经济条件不好，家长们在拉扯孩子上不敢有过高的奢望，普遍抱着“饿不着冻不着、识得几个字不当睁眼瞎”的想法，有的家长干脆不让子女上学，七八岁就扛起了家务。我们上小学时，学习课程比较简单，课余时间要帮着家里干活，割草放羊拾粪拾柴，母亲烙煎饼时帮着烧鏊子，大人们到地里劳动时看守家等，各种假日作业都是在做完家务的闲暇里完成的。

那时在农村没有特长兴趣班之说，我对书法等方面的爱好全凭着真心热爱和虚心好学。我们村上有个读过私塾的异姓三老爷写得一手好字，又熟谙乡村礼数，每当逢年过节都让他写对联，哪家有了红白喜事都是他把红白案，在村上威望颇高，即使在“文革”时也没吃过苦头，我很敬仰他老人家。我和他孙子是发小玩伴，常到他家看他舞文弄墨，渐渐地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他悉心指点下写字进步很快，积累了一些书法基础。后来参军到了部队，连队领导看我字写的比较好又善于读书学习，就让我当了文书，提供了发挥才智的平台，为后来的成长进步铺平了道路。

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这代人虽然生长在国家困难时期，生活条件和受教育条件相对落后，步入社会时的学识能力低微，但我们凭着在艰苦环境中磨砺出来的坚忍不拔、攻坚克难、永不言败的精神，不断地充实提升自己，确保了努力方向正确，追求目标清晰，人生收获丰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