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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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鹏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经济条件普遍不好但民风淳朴，在儿女们的婚姻大事上，既简单又郑重，既素朴又务实。
说 媒
那时候，农村男女也有自由恋爱的，但只是极少数，大都是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儿女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也就是二十岁左右吧，就有善于辞令、能把坷垃头子说成堆、图吃图喝图东西的媒人主动上门，为姑娘小伙牵线搭桥成就美事；通过自家亲戚介绍的对象知根知底，成功率更高，还有姐姐把亲妹妹说给小叔子的。有的男女年龄稍大尚未婚配，家长就着急了，要好酒好饭地请求媒人走村蹿户寻谋撮合，我们邻村有个叫“巧嘴”的老头，成天价给人说媒，只要吃了人家的酒肉拿了人家的礼品，他就会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口吐莲花，能把丑男夸成罗成般的美男子，把丑女说成西施貂蝉，让人信以为真。如果得不到好处，他会一头挑水罐一头挑火罐，把一桩美好姻缘给活生生地搅和散了，让人既后悔又痛恨。小官庄有个老头在说媒前，男方家承诺要给什么什么好处，可男女一见面投了缘很快定了终身，把媒人晾在了一边，这个媒人去讨说法，这家人死活不认账还窝囊了他一顿，一气之下投了村西的三岔河。那时不像现在通信发达，给个号码就可以全方位地沟通了解，双方的情况就靠媒人口口相传，其信息的可靠性真实度全凭媒人的心情和德性了。也有错过好姻缘的，但农村人都碍于面子，“好马不吃回头草”，不好意思接续前缘挽回局面。
见 面
媒人们以个人丰富的社会经验，对男女双方是否门当户对、长相是否般配等进行权衡考量后，就可以给男女双方“打通黄”了，也就是通融通融， 如果双方家长感觉差不多，便可以安排男女找机会“见面”。一般见面安排在中介人的家里或者能避开熟人耳目的场所，免得不愿意时脸面挂不住。男女见面时，为了能给对方第一个好印象，还动了不少“小心思”，玩了不少“小猫腻”。有的因为穷，见面时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只能向别人家借，记得三哥见面时穿的翻毛皮鞋是向医生的儿子借的，穿起来特别精神，深得三嫂的青睐，婚后三嫂才知道当初最吸引眼球的翻毛皮鞋是借的，方知“上当受骗”。见面时还有“换人”的。刘村有个二聋子，不光耳朵不好使，长得像个小老头似的，家里人到处托人给他找媳妇。和女方见面是他一母所生英俊帅气的三弟代替的，结婚时媳妇才知道不是当初见的那个人，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媳妇也曾哭过闹过寻死觅活过，后来还是将将就就地过起了日子。不过聋子虽然耳背长得也不好，但他心地善良心灵手巧，日子倒也过得顺风顺水，生的三个儿子都随他们母亲，漂漂亮亮大大气气的，也算是基因得到改善的一个“范例”吧。还有瞒出生年龄的、瞒生理缺陷的、瞒道德品行的等等，婚前了解不清婚后只能认命了。
相 亲
那个年代，为女儿找婆家标准不高，就是有饭吃不受婆婆家里的气；为儿子找媳妇不图长得多好看，更重要的是身高体壮，能扛得起繁重的家务劳动，生出来的孩子也会是母壮子肥。有些责任心强的父母在为闺女找婆家上慎之又慎，尽可能在婚前把该了解的情况了解清楚，也就是所谓的“相亲”，免得有后患落抱怨。相亲有多种方式，有通过知情的亲戚等社会关系进行打听的；有干脆亲自出马“相家”，通过观察思考来了解真情实况。据说大舅哥的岳父当初曾挎着粪箕子“身临其境”相家，蹲在我岳父家大门对面的崖子上，边抽着旱烟袋边看这家人出出进进。后来，他当作笑话回忆说：“拉拔闺女不容易，送到好的人家好了，如果嫁到不过日子的人家那就苦了。那次我到你们门口一看，心里就有数了。不说别的，天刚明，就有人洒扫门庭，从里到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出来进去的人有上学的、有到菜园摘菜的、有挑水的，哪个都精精神神的，我一看就是过日子的人家。”别看当父母的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看人看物的眼力很准，分析问题很深很透。有的媒人为了急于促成婚姻，说话上难免有“水分”，比如男方家本来不富裕，媒人却说家里过的多好多好，女方的家人不放心信不过，于是就亲自到男方家“探”个究竟，一般是女方家的嫂子、姐姐、婶子、大娘等。男方家里过得陈实的，会气定神闲坦然面对；如果家里贫穷，还要煞费苦心地进行一些“包装”：在泥缸瓦缸的下面装上麦糠、谷糠或高粱壳子，上面盖上一层麦子、高粱和小米之类的粮食，忐忑不安地接受“检验”。有的相家者比较大度，掀起缸盖看看就算了，而有些相家者比较刁钻，不光掀开缸盖看，还要用手在缸里面抄一抄，假如缸上面粮食铺的薄，会当场“露馅”的，甚至危机到婚姻的成败。但还要看男孩子的个人素质，如男孩子身强体壮，精气神好，女方家人也会担待的，并说：“日子是过起来的，现在穷不一定将来穷，只要正干就行。”那年头都穷怕了饿怕了，我妻子的大姐二姐都嫁到了铁路西地亩宽的村庄，虽然没饿着，成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累得苦不堪言，总是抱怨爹娘把她们嫁错了地方。
定 亲
经媒人牵线搭桥，男女青年和双方父母同意后，则进行繁缛絮节的定亲仪礼。“文革”时期“破四旧立四新”不允许搞封建迷信和铺张浪费那一套，但从定亲到结婚前还是有一些程序要走的。首先是“下启”。通常有“下大启”和“下小启”之分，“下大启”相对来说要更加郑重、隆重一些，这要根据男女双方家庭的经济条件来决定，还是“传小启”的居多。传小启也叫“过红”、“换小帖”等，传启时要把启柬装在红匣子里，男方家将所备衣料、首饰、金钱，还有食盐红纸包（寓意“眼缘”）、艾叶红纸包（寓意“恩恩爱爱”）和二尺红头绳（寓意“千里姻缘一线牵”）等，用红色包袱皮包好，由媒人送往女方家，谓之“下聘”也称“压启”。女方家则回以鞋袜、文房四宝和麦麸红纸包（寓意“给男方带来福气”）、米面红纸包（寓意“成为米面夫妻、白头偕老”）。时间虽然有些久远，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时候化纤的衣物很时髦，家庭条件好的人家要给女方扯几块衣料，像粉红色的的确凉褂子布料，三合一或凡尔丁的裤子布料，还有围巾、鞋子和尼龙丝袜子等。其次是“索要庚帖”，俗称“要媳妇”。男方家如果缺少人手干活或者担心女方时间长了变卦退婚，会主动地提出早日成婚的要求，一般选定农历“二月二”、“四月四”、“六月六”等双日子到女方家“要媳妇”，第一次女方家是不会答应的，至少需要跑二至三次才会答应。男方索取了女方的庚帖后，请算命先生或略通周易的私塾先生，按照女方的生辰八字择定大婚吉日。成婚之前，男方须将迎娶的吉日、时辰、冠戴、上下轿（车）方向、冲克、禁忌及破解设置等注意事宜用红纸书写后，择吉日提前派人告知女方家，谓之“通喜帖”，俗称“送日子”。但也有简单化处理的，利用国庆、五一、元旦等法定节日举行婚礼的也不少。
嫁 娶
随着婚嫁日子的临近，男女双方两家便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有的女方家还要求男方家必须有新房才同意结婚。男方家经济条件好的还好说，如摊上家里底子薄要么没么两手抓瞎，可就乱了阵慌了神了，只有求爷爷告奶奶东借西磨先把新房盖起来，不然会吹灯拔蜡散了婚的。我们邻村有一家本来家庭条件就不好，就因为女方家临时发难让盖新房、要彩礼，把个老实巴交的父亲难为得上了吊，此事惊动了公社，还以此为案例开展了“移风易俗，婚事简办”的大讨论，对那些不考虑对方家庭承受能力乱提要求的约法三章。对于现在农村给女儿找婆家一要城宅二要汽车等不良风气，仍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在我们老家，女方家拉拔闺女也不容易，结婚时要陪送嫁妆。娘家条件好一些的，除了陪送衣厨箱柜、衣服被褥、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外，还兴起了陪送“三转一响”，又称“四大件”，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三唱机），看热闹的人群唏嘘赞叹声：“你看看人家媳妇，娘家富有啊！”“文革”期间不兴坐花轿拜天地，要么一帮子青年人打着红旗抬着嫁妆步行迎送媳妇，媳妇乘坐的“婚车”是在平板车上用红苇席弓成的；有的新郎干脆用自行车将媳妇带进家门。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不算好，大哥结婚时才花了五六十元钱，婚宴上的饭菜要精打细算把得很紧，想多吃个馍馍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