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嶂山人

近日，阅读余秋雨先生的散文《老屋窗口》，感触颇深。有趣的是文章说，他家的老屋坐落山里，“全村几乎都姓余，既有余氏祖堂也有余氏祠堂”。奇哉怪也，我的老家“大嶂村”，温州永嘉的一个小山村，没有一户外姓人家，同样有余氏宗祠。这里是我生命、记忆和情感开始的地方。

400多年前，老祖余康礼拖家带口，寻到这儿，开荒种地，繁衍生息。此处，山川起伏、峰峦挺秀，沟谷辗转、溪流潺潺，仿佛与世隔绝，遁隐在瓯江北岸的无垠之中。山半腰的村落，貌似一把太师椅。民居挤在凹面里，也挂在陡峭的崖壁上，层楼叠榭的。石巷开辟交通，迂回房前屋后，依稀在摇曳的修竹里，伴着声声鸡鸣和狗吠。“扶手”往上延伸，是层层的梯田和自留地。“膝盖”微微张开，一股清泉飘泄山崖，婀娜着，舒卷雾花，宛如曼妙女子舞动的轻纱。这景色啊，或许专属于痴情的画家。不是吗？水往低处流，落成一面面水潭，浸润着山脚一块块稻田；人往高处走，山路十八弯，却苦了长辈，一担又一担，换着肩挑，步履蹒跚，两头黑地忙。讨日子，总是这般艰难！

那些脸盆大的水田，也有我家几块。记得小时候，爹娘插秧、收稻，哥俩抬着水槽、拎着水桶，雀跃地跟来。哥指着田埂下的水潭，命我一起截断水源，部分排进田里，其余的用水槽引走。兄弟齐心，站在潭边，拼命舀水。水位越发浅了，水下的精灵受了惊吓，纷纷躲进石缝。伸手去掏，逮住鱼虾，放了青蛙。收获的哥俩，美了醉了。今晚梅干菜烧鱼，可口的美味、可乐的加餐。饭桌上，爹讲“鲤鱼跃龙门”，又问我长大了想干啥？“当村长”，遭他笑话。只因我的幼稚还不能体察大人的辛劳，也因我的双脚还踏在山寨的边界之内。

1987年，小学三年级伊始，同学们手提饭盒，斜挎书包，成群结队，出没在崎岖的山道上、蜿蜒的溪水旁，蹦跳着走向山外的学堂，无忧无虑的，也不太理会读书究竟是为了啥？那会儿，温州的民营经济风生水起，有老师甚至撇下三尺讲台，纵身商海，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真是法力无边。随后，一家人搬下山住，我也进了初中；接着，又到了远处的镇子念高中。周末，我偶尔组团上山，大伙儿无不诧异这悠然的美。此时的村子，经商的，做工的，渐渐离开了，唯有老人日夜陪伴着祖辈开拓的家园。

从大学到工作，时隔多年，我都没有回去。当我再次迈进村口的刹那，好不惊讶，一栋栋乡间别墅映入眼帘，老屋变得低矮和衰败，对照以往，原先那种山水画卷的意境淡去了。心里略微惋惜，可我还是满怀地祝福。乡村进步确需城市文明的滋养，从而改造生活、优化品质。瞬间，我又有些保守。站在春意盎然的茶园，环视周遭，琢磨着传统建筑风格怎能在现代当中得到有效的延续呢？想象着可否找到一条传统的“表”和现代的“里”兼容的模式呢？思量着这新旧建筑如何跟绿水青山更加搭调呢？

疑虑似乎多余，村里描绘的愿景，令我震撼。荏苒的时光，族人奋力打拼，告别贫穷，奔向小康，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的双喜，眼下要回归文化、重塑老家。“浙南孝山第一村”，是他们初始的盘算。不过，一段插曲，成就美谈。宗亲邀请余秋雨先生题词，先生提笔写下“浙南余氏孝山村”，可谓见多识广的加持。论说孝，山顶的“五龙观”，内嵌着中华孝道，传承至今，远近闻名。攀岩涉水、猎熊取胆、为母治病，义结金兰的五兄弟得道成仙的故事，烙在老辈人的脑海里，心行如一，接棒演绎了诸多孝的传奇。新近，大家出资，成立爱心驿站，激励先进学子、赡养孤寡老人、评选孝子孝媳，薪火不息。

蓝图的卷轴，徐徐展开。盘山公路、大嶂孝道、樵人艺术馆、老屋修缮，多少人酝酿着、计划着、辛劳着，倾诉他们呵护田园的情感。难忘的2013年，《小村大嶂》付梓出版，余光中老先生手书“高阳遗风”，漂洋过海，刊于扉页，从此拥有一本村志，多么了不起！实际上，温州耀眼的不单是经济，更有自古以来对文化的敬仰。我们这个村，也不愧是这一方水土的缩影。

虽然北漂，我仍自豪是村里的一分子。案头的《小村大嶂》，天天立在眼前，一篇篇文字、一帧帧照片，铭记历史，见证时代，收录了岁月的沧桑和浪漫，叫我痴迷，唤我清醒。忽然想起，大嶂山，大嶂人，大嶂山人，无论走到哪里，这不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符号吗！

大嶂山人，这个名字，覆住生根的乡土，勾起游子的乡愁。

                                （原载于《西部散文选刊》，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