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屎最臭,娘舅最大。”这是老家温州的说法。温州话“大”的发音,接近普通话里的“兜”,跟“臭”压韵,算是方言的特色。咋听起来,如此类比,感觉有点儿邪乎。不过,早年乡下,外甥娶妻、分家的大事小情,都需要舅舅出面。言下之意,舅舅是不能得罪的。这句话,常常挂在耳边。即便如此,我,还是把舅舅、娘的亲弟弟给打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饥饿,困扰着几乎每一个家庭。舅舅上面仨姐,娘排行老二;他是老幺,也是唯一的男丁。舅舅肩负着别样的使命,就连他的名字都溺得煽情,叫爱宝。多数时候,凡事顺着他;只要不闯祸,姥爷也纵由他去。后来,姥爷开了间铺子,守着小买卖,日子照样紧巴,舅舅死活要买自行车,那可是个“大件儿”,没折,终究依了他。舅舅活在他的“优越感”里面,渐生霸道,“耗子扛枪窝里横”,讨厌家人挑他毛病。
我读初二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陪娘去看姥姥。舅舅从隔壁人家吃酒回来,晃身进屋,侧耳以为姥姥和娘在说他坏话,照着娘的脑门,挥拳就打,娘眼快,闪开了。我发飙,冲进厨房,拎出菜刀,被娘截下,转身抄起自行车气筒,手柄甩出,击中舅舅后背,他呲牙跑了。娘趁机拽我躲到屋外黑暗的墙根里,舅舅并没有留意。他骂骂咧咧,路过一堆啤酒箱旁,站住了,与我相隔不足十米。只见空酒瓶从他手上紧急起飞,翻着跟斗,临空乱舞,坠落地面,砰砰爆裂,渗人得慌。吃酒没散的人围了一圈,舅舅砸得越发来劲儿。
娘悄声说不能让舅舅看到我们。怎么办?另辟蹊径,自行车也不要了,沿着房后的小河边,踏着月色,穿过沙沙作响的林子,踩上田埂,深一脚浅一脚的,奔袭跑路。到家的时候,我才发现跑丢一只鞋。不多久,舅舅察觉这娘俩没影儿了,开着拖拉机突突突往我家撵。见着我爹,一通咆哮:“叫…叫外甥打了,以后咋…咋个见人…”爹好生安慰,替他打抱不平,说一定收拾我云云,舅舅又突突突开着拖拉机走了。爹不明真相,也没有揍我的意思,而是好奇。我如实禀告:“舅舅打我娘,那我就打舅舅,有啥不可以?”爹嘿嘿,“行,知道护娘”。娘看看我,惊恐未消,甚是无语。
末了,我去外地上学,好多年没有回家;舅舅和外甥,彼此见不上面。又是一年的春节,家里摆“正月酒”,合着礼数,舅舅是必须请的,这样才周全。于是,娘薅住我,说要帮厨,实则给我上课。“狗屎最臭,娘舅最大。”“事情过去恁多年,又是误解,你也晓得舅舅受过伤……待会儿,你要喊舅舅,亲热些,听见没?”“偏不,偏不。”娘恼火,咋呼着拿铲勺跟锅底儿出气,乒乓的。其实,她并不明白我在逗她玩儿。
舅舅进门,见着苍老。大高个、面相浮肿,大脑门、剑眉深锁,耷拉的眼袋,窅黑的目光;浓密蓬松的胡子,将嘴巴上方糊得严严实实的。神情有些呆滞,犹如伏地的年迈雄师。我牙疼一般叫了舅舅,他嗯一声。大家入席,舅舅坐主位,我在他对面。娘站在舅舅边儿起的门里,监视着他的酒杯和我的一举一动。娘朝我瞪眼、努嘴,举着筷子比划“哑语”,连带跺脚,发号施令,尽管她摁了静音。我懂娘的意思,该出场了,站起身,冲着上座,“啊舅…舅,外…外甥敬您,喝…喝一杯!”舅舅稍有口吃,他知道我恶作剧,没好气,笑声裹进唾沫抖了出来,嘴巴咧成一条缝。举杯、递烟,二重奏,弄得他,“哦,哦,酒喝…喝多不行,喝…喝醉打人”。此刻的他,蹦出一句结论的话:“阿华呢,大…大了那,两样啊!”我的滑稽让娘笑得岔气儿,走过来要捶我。
我自问,当年真会拿刀劈他吗?明显不敢,“造势”的成分多些;赤手空拳打舅舅?明知不敌,也须迎难而上。形势紧迫,该出手时就出手,管他是不是舅舅,战斗就这么打响了。没曾想,娘与舅舅很快和好,我成了猪八戒照镜子。往后,娘每每提及此事,我便嘴硬。舅舅和外甥又有多少仇恨呢?事实上,在见到他的刹那,心里反而酸楚荡漾。舅舅的青春也少不了苦涩,他的那点特权,实在拿不上席面儿;他的那点霸气,岁月一并给刷得顺溜了。确切说,耍酒疯、打人,也是他追求幸福落下的伤痕。他曾经起早贪黑运输“豆腐渣”,卖给乡邻喂猪,出了车祸,命悬一线,家人心如刀绞。从医院回来,没能好利索,思维短路,反应也慢了半拍,更不胜酒力。
人啊,都是在自己的年轮上经历着酸甜苦辣。同样的,哪怕似水流年,一方水土沉淀的规矩,依旧静静承载者传统,也如温州方言里的“狗屎最臭,娘舅最大”。只是,这句话,像埋藏的“原罪”,着实叫我艰难抉择了一回。
(原载于《西部散文选刊》,2019 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