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寓意昌盛平安,是西汉就有的县,除去五代后唐短暂更名“燕平”之外,几乎不间断地延续了下来。那会儿,昌平地界上,另有一个军都县。据说,这“军都”便是“屯军之都”。不光有军都县,还有燕山余脉的军都山,逶迤着东去;隔着居庸关的关沟,太行山延伸西南。两座山,像巨大的臂膀,紧紧护佑着昌平和北京。自古以来,昌平无不是扼守咽喉的一处战略要地。
何况,明朝那些年,大漠里的蒙古军时时南下袭扰,搅得边境鸡犬不宁、人心难安。年轻气盛的明英宗朱祁镇,在贴身太监王振的怂恿下,带着50万大军出居庸关,稍后在河北的怀来县被蒙古瓦剌部落给活捉了,过去一年多才放回来。此间,国不可一日无君,他的弟弟朱祁钰继任皇位,改元景泰,即刻着手营建“永安城”,县衙随之迁入。然而,昌平“县小民贫”,担负皇陵祭祀的迎来送往,的确困难,故此升县为州,下辖密云、顺义和怀柔三县。照此说来,所谓“京畿重镇”,昌平是当仁不让的。
那么,这两座山跟“水乡昌平”会有什么关联呢?
且看永安城往南,又有一城,南去直抵京师,北上可达皇陵,名曰“巩华城”,四门的命名尤为讲究,北面“展思门”、南面“扶京门”、东面“镇辽门”、西面“威漠门”。皇帝祭祀,路经此地,都要歇上一歇,因此也是“行宫”所在。高耸的巩华城,就雄踞在南沙河、北沙河之间的狭长地带上。此刻,“沙河”终于露面了。
先说南沙河。明清时候,这里有“燕平八景”之一的“安济春流”,是闻名京师内外的去处。置身城外的“巩华码头”,夹岸绿柳垂荫,芳草萋萋,莺鹊鸣啭,街上有林立的店铺和行进的商旅,伴着驼铃声声,热闹地很。西侧的“安济桥”,九孔并排,横卧宽阔的水面,远远望去,烟波浩渺的;湍急的河水,载着片片帆船,首尾接应,也看不见尽头。这样的景象,怎能少了文人墨客,惬意的他们,撑船泛舟,酌酒吟诗,自有雅兴。在那芦苇深处,又换了一番景象,老翁独坐船头,等着“愿者上钩”,倒叫戏水的鸭鹅给扰了平静。如此唯美的画面,虽不是江南,却赛似江南,唤它水乡又何妨!
又说北沙河。上游有条支流叫辛店河,出自居庸关。当年,忽必烈从元大都北上,出居庸关,回到元上都,都会经过“昌平新店驿”。 1999年,村西北挖出一座“昌平县韧建石桥业记”的石碑,正文刻着“由都城址抵京,其驿十而有二,而昌平之为县,当其第一驿站”的文字。怪异的是元朝的“新店”和后来的“辛店”,从“新”到“辛”,一字之差,埋藏了多少奥秘呢?我隐约觉着,这或许跟辛店河有关。史书记载,居庸关曾经多次发大水。那下泻的洪水,势必会殃及“新店”的营生,其中的辛酸自不待言。再者,更早的1990年发现两座石桥,均为元代的杰作,大量条石似乎也证实了“辛店码头”的存在,真叫人浮想联翩。
昌平北山和西山的水,究竟有多丰沛,谁也说不清楚。不过,从辛店往东,依次有奤夿屯、百泉庄和水屯,好像也在倾吐着历史。奤夿两个字,是蒙古语“水边”的意思;百泉庄,村里的老人说,“那泉眼多了去啦”,掘地三尺,就有水流喷涌而出;水屯,自然不必多说。早年间,这些水或明或暗,统统都流入了北沙河。
说过南沙河、北沙河,其实还有一条东沙河。源头就在十三陵盆地的山谷里,我在《永远做生活的歌者》一文里写过:
“昔日的岁岁年年,西边的大山,西边的水,山洪绕过十三个昏睡的明朝皇上,顺着巍峨的红墙倾泻而下,祸害平原的农田和庄稼。现在好了,‘高峡出平湖’,就近在咫尺,而非遥远的梦。”
这“平湖”就是今天的十三陵水库。传说朱棣选陵的时候,有人跟他汇报,此处背靠大山,山中有一条“泔水河”流过。朱棣很高兴,连连称赞,好好好,猪(朱)吃泔水好。当然,这是玩笑话。只是,东沙河流经“白浮泉”这个地方,又多了一个传奇。都水监郭守敬修筑“白浮堰”,由此引水,注入昆明湖,最后连上通惠河,这伟大的功绩早已彪炳史册。但于我而言,听说的另一事,不同之处在于“白浮码头”,这码头真地有过吗?应该是吧!
对于水乡,我总会敏感,只因自己出生在江南。
话说回来,三条沙河,汇到一起,换了个名字叫温榆河。抛开南来北往的舟船不说,假如逆流而上,穿梭在密布的河道,摇桨撒网,捕鱼逮虾,该是一种什么场面呢?难怪那年月都有职业渔民了。
老人们又说,昌平水多,永安城往南,皆是稻田。
如今,这水都去哪儿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