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新城

前些日子，一位昌平的长者问我说，能不能给他们村写一篇文章。我以为是玩笑的话，便呵呵地应承了下来。过后一个多月，此事早已忘到了九霄云外。谁知再见面，他又提起，语气更是焦急。那一刻，我有些后悔，也有些惭愧，自问为什么应了人家的事情，却迟迟不见动静呢？因为我清楚，这一头扎下去，会遇见太多太多的困难。困不困难，闹心已是徒劳的了。

虽然我知道他们村，但实在不怎么熟悉。这个叫西新城的村，在昌平东面的兴寿镇，又有一个东新城的村挨着。东西二字，意味着俩村原本同属一村也或潜藏着某种渊源。可是，“新城”，新自何时？与此对应的“故城”又在哪里呢？城又是什么城呢？昌平两千多年的“县志”，犹如一条长河，弯弯绕绕的，晃悠在眼前这一大推的史料里面，看着就叫人揪心。没得办法，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好匍匐着前进，去开启一趟艰苦的文明之旅。

若是今天，但凡到北京旅游，八达岭长城和居庸关长城二选一，人们几乎都不会放过。如果把目光锁定居庸关，回想古老的战国时期，这一条从西北向东南延伸的断裂带，撕开了西侧的太行和北侧的燕山，构成了鼎鼎有名的“太行八陉”之一的“军都陉”。自古以来，“军都陉”所在的“关沟”，就成了塞外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短兵相接、交织融合的前沿地带。汉代那会儿，从“关沟”北延，到延庆区境内，曾经设立“居庸县”，管控这一带山势险要、战略意义突出的峡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历史上，居庸县存续了很长时间。杨广文先生在《昌平探源》里面说：“北齐末居庸县遭受突厥多次抢掠烧杀而无复人迹。至北齐灭亡的577年，居庸县已不存在了。”这么看来，在时空上，居庸县跟昌平的“新城”“故城”的确没有什么交集。

故事发生在“关沟”南下的地界上，北部的燕山、军都山东去，西部的太行山余脉南下，如同一个扇面，紧紧包裹着昌平山前平原。西北两个方向，守住了高崖口、白羊城、羊台子、虎峪城、龙虎台这些隘口，也就拱卫了“关沟”，形成一道天然的防线。所以，在昌平境内又设置了军都县，用来防范居庸县的不测，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军都县自然就成了“屯军之都”，这或许也是军都山名字的由来。此刻，面对大漠的威胁，在有了一夫当关的居庸县、固守待援的军都县之后，更要有一处供应给养的军需大本营。在这水草肥美的昌平，设立一个县，应是不二选择，更寓意着边关的昌盛平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实际上，曾经的历朝历代，昌平也少有什么安宁可言。

这么一来，问题也跟着来了，汉代乃至于更早的战国时期，当时的军都县、昌平县，县治分居何处呢？《昌平县地名志》这本大块头的书说，“昌平故城”，“位于县域东南部，百善乡（今沙河镇）上、下东郭村附近…汉昌平县治所驻地。”军都县，则有“军都故城”、“军都新城”之别。“故城”在“马池口镇土城村…古建筑遗址，建于战国末期，为汉军都县治所驻地”；“新城”在“上苑乡（今兴寿镇）东、西新城村北…北魏军都县治所驻地遗址”。至此，“故城”有着落了，“新城”也寻到了。千呼万唤始出来，西新城、东新城作为“新城”的栖身地，终于露面了。

历史的跌宕起伏和瞬息万变，始终少不了诡异。在走马灯似的朝代更迭面前，期待昌盛平安的美好愿望，一直难得周全。昌平县、军都县的存废、驻地，也交互着发生这样和那样的变化。

从汉末进入三国，昌平归属曹魏版图。那会儿，活跃在北方的鲜卑族经常“叩关”袭扰，魏文帝曹丕曾经“派牵招为护鲜卑校尉，屯田昌平”，这足以说明昌平地处边疆的险要。后续，不论是西晋，还是东晋十六国之中的后赵、前燕、前秦与后燕，“各国”的疆域昨是今非，变动不居，昌平地面上也一直保存着军都、昌平两个县，它们的驻地有没有变化，实在找不出更多的记载。

接着，历史在纷乱中继续前进。南北朝的北魏时期，从北魏的前身“代国”到“代国”称魏之后的某个时间，废除了昌平县，又让军都县迁入昌平县城，县城的驻地该是上下东郭村附近的“昌平故城”。北魏皇始元年（396年），军都县迁入军都新城。直至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昌平纳入东魏。在东魏持续的534~550年间，再次设立昌平县，军都县随即并入，县城依旧留在“军都新城”。末了，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北周又消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称帝，北周灭亡，隋朝开国。隋大业九年（613年），昌平县治又次迁入土城（军都故城）。从此，军都县退出历史舞台，位于西新城、东新城的“军都新城”，不再保留，也失去了往日的荣光。

匆忙里的文明之旅，仿佛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仍有很多不足，尤其是军都县、昌平县“辗转腾挪”的一些细节，唯有仰赖史学家和本地的学者们去探索。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要花功夫去学习这片土地上慢慢挖掘出来的秘密。不过，学艺不精，学着学着，麻烦却又来了，恍惚坠入云里雾里。

眼前的《昌平考古发现》《昌平县地名志》这两本书，再次给我绕了进去。前一本说，“东燕州故城遗址，位于昌平正东兴寿镇西新城村…东燕州为东魏时期建置，唐朝末年废弃…东西长350米，南北宽250米。1958年修京密引水渠时，毁掉了城址的北墙。”后一本说，西新城“村西北角有北魏（535年）建的军都县城故址，称古城，呈矩形，南北长0.7公里，东西宽0.5公里。其南有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东燕州城故址，呈正方形，每边长0.5公里…北墙因修京密引水渠而拆毁。”在同一个地方，且不说出现了两个时期的“东燕州城”，甚至又有县城和州城的分别，真叫丈二和尚也摸不着头脑。何况，城池的规格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出入呢？孰是孰非，一时恐怕难有定论。然而，不管是“共治一城”，还是“彼此分治”，“东燕州城”“军都新城”在这里落过脚，至少是可以肯定的。这不，还有“东燕州城遗址”的石碑为证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尽管岁月悠远绵长，“军都新城”也没能留下太多的遗存，可那西新城村北的“双泉禅院”仍然在诉说着逝去的光阴，依旧在传唱着佛祖的慈悲。

只是双泉禅院的创建时间，要晚出许久，有说是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也有说是更早的辽代。元代重修的时候，因为山门外的两口水井，改称双泉寺。寺院坐北朝南，两进院落，四合院布局，错落有致，显得雅致和僻静。寺内留存下来的古树、古井、残碑、佛像、砖雕、构建，随处可见，也见证了一段沧桑。后山墙堆着一座砖头瓦块形成的小山丘，本是佛塔倒塌后的废墟，却融入了“萧太后梳妆台”的美丽传说，又说双泉寺曾是辽代皇室的家庙，也为“军都新城”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再者，我找见的一则史料，里头说有一块石碑，名叫“大都昌平县东乡新城村双泉院地产记”。碑文不仅记着寺院地产的数量达七、八百亩之多，更写着“大定”“明昌”的年号以及“中都大兴府”的字样，这透露出寺院是金朝而不是辽代的可能性要大些。石碑的阴面，线刻着寺院的土地、周围的村落和道路，是一幅元代地图，极为少见，富有历史价值，更耐人寻味。不过，我并没有找见这一通石碑，也不知它藏到那个角落去了。

一路走来，疑云成团，我着实难掩失望。正当失望之际，脑海里又蹦出一个想法，“军都新城”在隋朝遭遇废弃，成了“新城村”，迎来自己的新主人，那又是在什么时候分离出东新城村与西新城村的呢？大学者顾炎武先生用双脚丈量昌平的土地，写了本《昌平山水记》。书中提到，“今州东四十里，有军都村，亦曰故县址”。这个军都村，就是新城村。可见，此时的明末清初，仍旧是一个村。转过身来，翻开《光绪昌平州志》，西新城、东新城已经跃然纸上。真是弹指一挥间，二三百年就过去了。“新城村”在溜走的时光里，从一个村到两个村，悄悄地开拓了更大的“地盘”，真好。

这一趟旅行充满着艰辛，可我知道文明的蜕变，确需熔炉的淬炼。自己能从文字里穿越出来，也不再觉着是遗憾，而是无限的美满，正如眼前所见到的那宁静的画面！

是啊，当我走过“京密引水渠”的时候，守着“水往高处流”的奇迹，望着宽阔的河面，也读懂了闪烁的波光。波光倒出高昂的杨树的影子，鱼儿在影子里穿梭，自由自在的。南岸的便道上，树荫下的大爷大妈，铺着蒲团纳凉，慢条斯理的，聊起家里家外的事儿。劳作的人，抄着各式“装备”，行色匆匆，赶去自家的大棚，该为草莓植苗做准备了。这一排排的数不清的大棚，白晃晃的，环绕着西新城，也环绕着东新城，一并兜起大伙儿的新生活。

此刻的我，沐着微风，仿佛听见有人在讲“新城”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