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

我从记事起，就和姐姐在绥阳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12岁时爷爷去世，我和姐姐还住在奶奶家，15岁时回到父母身边。

奶奶比较严厉，爷爷也经常打我骂我。但在我的内心，爷爷是对我最好的。小时候的意识中，凡是挨打受骂，都是因为孩子犯了错误，应该受到惩罚，大人的观点总是对的。爷爷不光打骂我，平时还总是取笑我，拿我开心。嫌我懒的时候，就说“横草不拿竖”、“屎窝挪尿窝”。嫌我早晨睡懒觉，起得晚，就说“不到屎鼓腚门子不起来”。但我仍然觉得世上最亲的人就是爷爷。

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干活了。在我的记忆里，能拿动东西的时候就开始给家里干活。在我不到六岁的时候，爷爷就领着我下地，教我铲地备地，不到十岁的时候，地里的活我就都能干了。爷爷还专门给我准备了两个小水桶，让我挑水。此外像挖野菜、推磨、拣柴、劈柴、拣煤核等都是我和姐姐份内的事，至于每天的扫地、烧火、喂鸡鸭鹅猪等，在我根本就算不上干活。可以说，我是在吃苦受累挨打受骂中长大的。但我还是觉得爷爷最亲，爷爷虽然打我骂我让干活，我仍然相信爷爷是最疼我爱我的。而那时候的家长对于孩子，打骂本来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事。

这并不是我不懂好歹。在我处在最需要依靠呵护的孩童时代，我能感受到，凡有好吃的，爷爷总是给我；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爷爷总是保护我；有用力气的活，爷爷还是自己干。爷爷非常勤劳，带动我干点活是应该的。冬天的时候，爷爷每天早起，把乌拉草砸得软软的，续进我的棉靰鞡里，等我起来后穿。我穿着爷爷续好乌拉草的棉靰鞡，又暖和又舒服。

车站有一头老黄牛，由爷爷养着。我经常坐着牛车跟着爷爷到地里去，往地里送粪，往回拉庄稼柴火。后来那头牛老死了。牛死后就交回了车站，我们没有吃牛肉。

爷爷非常能干。在车站给水所上班，只有几十块钱的工资，四口人家生活就很艰难，还要供我和姐姐上学，还要帮衬我的父母，所以，爷爷上班之外还喂着猪，种着很多地。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家里置办的东西，在当时也算是很齐全的了。街坊邻居和亲属都夸爷爷能干，爷爷去世的时候，很多人都说，爷爷是累死的。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爷爷还花了40元钱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是什么牌子我已经记不清了，平把，车的全身都是黑锈，也许是刚从地下挖出来的，但我不嫌恶，而且很喜欢，高兴得好几天睡不着觉。每天放学以后，我就推着车子到学校的操场去练习。那时我还只能“套裆”骑，过了一年才能骑大梁。在我心里，车子旧点不算什么，就是好掉链子，让我吃了不少苦。邻居七十有个三姨从关里来了，住在叫四家子的山里。七十叫三姨，我也跟着这样叫。一次，中秋节前，七十让我和他一起去给三姨送月饼，奶奶也同意了，并买了一斤月饼。我和七十都骑着自行车。到四家子要走很远，过几座山。山间有土路，可以骑自行车。但我的自行车走几步就掉链子，可把我累坏了。

姐姐和我在姊妹中是老大老二，我们在爷爷奶奶家住，我明白其中的一个道理，这是爷爷奶奶在替我的父母抚养孩子，而我们则是替父母孝敬老人。

我和姐姐在爷爷奶奶家里，也习惯地分成两派，我和爷爷是一派，姐姐和奶奶是一派。爷爷家是东北典型的东西里屋中间外屋的三间土坯房，姐姐和奶奶住东间，我和爷爷住西间。有一年家里抓的一头小猪，喂了不长时间就死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时人们也有一种观念，认为自己死的猪，肉是不能吃的。奶奶极力主张要把小猪埋了，但爷爷舍不得，就把小猪煮了，让我和他一起吃。我自然是不管猪肉有没有问题，只要好吃就行。那小猪的肉一点都不肥，而且细腻，很好吃。我和爷爷吃了好多天，才吃完。奶奶则领着姐姐，没动一块猪肉。

爷爷还领着我到车站的食堂拣剩菜剩饭吃，好像是养着一条小狗。有时车站卸货，有水果等散落到地上，爷爷就拣回来给我吃。我还记得一种黑枣，和花生米差不多大，很好吃，就是爷爷这样拣回来的。车站食堂煮猪头肉，爷爷就把猪头骨拿回来，砸出猪脑给我吃。一个猪头能砸出一大碗猪脑，对我来说，那真是难得的美味。

爷爷每天很早就起来，或者刨地种地，或者到街上拣一筐粪，或者到山上拣一担柴，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在冬天，爷爷早晨起来后，就把他的棉被盖在我的被上面。那时取暖靠烧柴火，晚上炕还热乎，到了早晨，炕已经冰凉，我们睡觉都是紧紧地团着身子。爷爷的被子盖在我身上，我感到温暖了许多。这样，爷爷出去干活了，我却在家睡了个好觉。

我上学以后，能认字了，爷爷就经常从车站拿一些画本之类的小书给我看。还记得一本书的名字是《游击学校》，是写抗战时期抗联战士的子女随着流动学校学习的故事集。我想，看到自己的孙子能识字看书了，爷爷一定很骄傲吧。有一次，爷爷偷偷给了我一块钱，我立刻到书店买了一本连环画，是《渡江侦察记》的电影剪辑，花了3角钱。不知怎么让奶奶知道了这件事，把剩下的7角钱要去，还训了我一顿。

一年暑假，我回父母家住了一段时间。从爷爷家到父母家虽然距离不太远，也就一百多里地，但要坐火车，中途还要换两次车，换车时要在车站等几个小时。去时中午走，半夜到；回来时凌晨走，中午到。我是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来的，那时我才十岁左右。回来时换完最后一次车，还有几站就到爷爷家了。车到马桥河站时，我意外地看到爷爷上了车，爷爷也看到了我。爷爷并不知道我这天回来，这完全是一个巧遇。我是个孩子，除了高兴之外，还不会有更复杂的感情波澜，但爷爷一定会既高兴又激动吧。爷爷是到马桥河我的远房叔叔家串门，正赶上这趟车回来。这些天我不在家，爷爷一定很想我，现在意外地在车上遇见了，他能不激动吗？坐下后，爷爷说：“我去给你买饼干吃。”我坐在那里等着，心里痒痒的，想到一定有饼干吃了。平时爷爷也总想给我买点零食吃，因为奶奶管得严，不能买。现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心情，奶奶又不在身边，给我点买饼干还算什么事吗？然而过了一会，爷爷脸色阴沉地回来了，手里并没有饼干，也没说什么原因。我心里有点委屈，却也不敢问，就这样都不怎么说话，回了家。

那时火车上卖的饼干是纸包的，长条形，5毛钱一包，就叫“旅行饼干”。即使是当时那样的生活水平，我也觉得买一包饼干不是难事。但爷爷为什么没有买呢？过后我反复想这个事，断定爷爷当时兜里肯定连5毛钱也没有了。我暗中下了一个决心，长大挣钱了，一定给爷爷买很多很多饼干。但是我小学还没上完，爷爷就去世了。爷爷去世以后，我每想起这件事，眼前就出现爷爷那阴沉的面孔，无光的眼神，就心酸流泪。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我写到这里，心里还是酸酸的。

爷爷病了，先是在绥阳医院住院。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见到过医生在他的背上扎满了针。我不知道爷爷得的什么病，但猜想是皮肤病。因为爷爷平时身上总是刺闹，他用一根木棍穿着一个苞米棒整天在身上蹭。爷爷每天早晨出去干活的时候，都要用开水冲一个鸡蛋喝，我曾经怀疑，爷爷的皮肤病大概就是喝这样的鸡蛋导致的。但这只是我的猜想，没有科学根据，我一直也不知道爷爷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后来爷爷转到牡丹江的一所大医院，父亲陪着。几天后，父亲托人带我去侍侯爷爷，我向学校请了假就跟着那人去了。在牡丹江侍侯爷爷期间，有两件事我总也不能忘。一次是，父亲出去了，爷爷让我帮着他翻个身。爷爷不能动，我人又小，没有力气，忙了半天，也没翻过来，结果弄得爷爷很不舒服地斜在病床上。这时父亲回来了，狠狠地训了我一顿。当时我真的很委屈。在我还不谙世事的心里，隐约有一种印象：当着父亲的面，爷爷也不敢说话。还有一次，父亲给了我两元钱，说爷爷想吃山楂罐头，让我去买，并告诉我到哪个商店，路怎么走。牡丹江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地方，又不熟悉，所以走了好长时间，晕头转向的，也没有找到那个商店，只好空手回来，结果又被父亲骂了一顿。我心里不服气：你出去干什么了？怎么不给爷爷买？但我没敢说出来。

爷爷从牡丹江回来没多少天就去世了。爷爷去世的那天，我正和姐姐在山上铲地，不在爷爷身边。爷爷的同事邴爷爷找到地里，低沉地对我说：“回去吧，你爷爷老了。”我虽然不知道“老了”是什么意思，但也似乎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和姐姐跟着邴爷爷回来了。到了家里，看到院子里放着一口棺材，爷爷已经入殓了。有很多人在屋里屋外忙碌着。我当时既有点害怕，又有点心痛，连哭都不会，脑子乱乱的，不知所措。

爷爷去世一段时间之后，我伤心的感觉却越来越重了。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是想爷爷，一想起爷爷就心疼，就难受，就要哭。尤其是晚上睡觉，我经常做梦梦到爷爷，一梦到爷爷就哭，到了早晨，枕头都被泪水湿透了。过了多少年，还是这样。

爷爷去世后，家里的重活都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开始用爷爷挑水的大水桶到离家很远的河边井里挑水，中途要歇好几气。我用爷爷推的独轮车往地里推粪，往回推庄稼，上山推柴火。车上的东西装得比我个子还高，走起来要靠远处的树木或电线杆子辩方向。我常常为铲不完备不完的地，为劈不完的柴火，为推不完的磨而愁苦不堪，总有一种熬不下去的感觉。我的脾气渐渐变得很奇怪，动不动就莫名其妙地发火，和奶奶姐姐吵架犟嘴。上初中二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初一）的时候，奶奶说管不了我了，就让父亲把我领走了。到了父母家，我又成了父母家的主要劳动力。父母家的活没有奶奶家的多，所以我感觉相对轻松了些。

在当下的流行歌曲中，最能拨动我心弦的是崔京浩唱的《父亲》。我最喜欢听他唱的这首歌，一遍接一遍地听，也没有够。而且一听这首歌，眼前就出现一个满脸皱纹，叼着烟袋，数着星星想孩子的父亲的形象，心中就涌起伤感和思念，就心酸，就难受。但我想到的不是父亲，而是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