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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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在园子里显得特别大。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谎花，就开一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着了。
这段文字出自小学课本《我和祖父的园子》，记写下这段文字的，是现代女作家萧红，那个三十一岁就早早离世的可怜女子，她的才情，她的传奇经历，曾经令我感怀。那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现代文学课上，我们的那位对萧红有过专门研究的老师，曾反反复复在课堂上提及这位传奇女作家，并让我们好好读她的《生死场》，读她的《呼兰河传》。怎么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的这个夏末，让我有机会真正走近呼兰河，走近这位女作家。
那天，我从哈尔滨火车站挤上551路公交车，经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到了呼兰区，走进了萧红故居。
萧红故居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是萧红的出生地。故居为清末传统八旗式住宅，青砖青瓦，土木建造，青砖院墙，正门门楣上悬“萧红故居”横匾，院内五间正房，迎门堂屋摆放着萧红故居原貌沙盘，东西间是陈列室。院内有一座2米高汉白玉的萧红塑像。我进去园子的时候，试图去寻觅着那个小姑娘的身影，那个头枕着地，仰视天空的小姑娘，可是，眼前空旷的一个园子，草丛茂密，花开正浓。浓烈的油漆味让我不能久留，我看到几个油漆工在油漆着那些有点儿陈旧的窗棂。在萧红纪念馆，我浏览了萧红的一生，感知她的经历与性格走向，她的爱与恨的脉络。一个女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女子，经历着战火纷飞的岁月，她多想找棵大树让她依靠，多么渴望找到能给予温暖的胸膛，就像小时候一样，在祖父的陪伴下，静躺在自家的园子里，头枕着草地，仰望着天空，随心所想，享受宁静与幸福以至爱，可是，现实的距离太远太远，天空中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战乱背景。那些本想依赖的男人，一个个都似乎不可靠。偏偏，她又不可能离开他们而特立独行。一个弱女子，怎么去独自面对生死存亡，还有那捉摸不定的爱恨情仇？
我一直觉得，一个女人，即使她是一位作家，也同样还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所有的曲折经历也许取决于一个人的个性。譬如萧红，一路颠沛流离，一路情殇，从异乡奔向异乡，从期望到渺茫到失望，最终的结局究竟是什么因素？她一生追求自由，追求爱，成为一个一生不停息的漂泊者。最终，她依然是一个漂泊者，而漂泊者，就肯定是一直走在路上。即使是生命的最后一刻。
从本质上来说，萧红是一个善于描写私人经验的作家，文学与人生，是萧红的两条交叉线。由远而近，然后合二为一，但最终又渐行渐远，无法再交合。在文学中，她找到了个人价值和心灵自由，而在人生际遇上，则颠沛流离，直至走向生命的终结。她短暂的一生当中，身边一直不缺少男人，但在她内心深入，她是孤独的，一颗孤独无援的心在游弋。从东北的呼兰，到南国的香港，那颗漂泊的心一如她的经历，在辗转的旅途中无法安放。在萧红身后，作为一个有着女性和穷人双重视角的女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而被长期忽略的。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忽不定的情感经历，始终为世人所窥视。正如一位香港作家所说：“她在那个时代，烽火漫天，居无定处，爱国爱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她又是爱得极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伤也愈深。命中注定，她爱上的男人，都最懂伤她。”
萧红出生在呼兰县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萧红的童年并不美好，生母早亡，父亲续弦后，继母与萧红姐弟感情并不亲密。萧红生母死时她才9岁，而继母梁亚兰到张家时只有20岁，她还没学会怎样做人妻人母。即使她想做个好母亲，偏偏萧红并不接纳她，她的不满只有向丈夫诉说。萧红和年轻的继母之间，冷漠是相互的。而作为父亲，听到后妻的抱怨，只知道一味地去责骂幼小的萧红。
家中最疼爱萧红的是年迈的祖父，萧红常跟着祖父一起在后花园里栽花、种菜、拔草，捉蝴蝶。祖母死后，萧红搬到祖父屋里住，祖父由着她玩，也教她读诗。这便是祖父给萧红的童年记忆，这些仅有的美好记忆，成就了这位天才女作家日后的文学想象。这后花园，就是后来出现在《呼兰河传》里面的大花园。
在呼兰，站在那些代表萧红经历的陈旧图片前，我试图抽丝剥茧，去缕清萧红与几个男人间的种种瓜葛，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萦绕在我的脑际。陆哲舜、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以至鲁迅，他们与萧红的关系到底怎样？
少女时代的萧红，曾被家里订了婚，在那个旧时代里，这应该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并非是她的一种特例。有据可查，她的未婚夫叫汪恩甲。萧红初中读完并没有放弃自己学业的想法。当时她认识了一个表哥叫陆哲舜，是当时哈尔滨法政大学的学生，与萧红相识后，鼓励萧红去北平读书，二人在北平读书的时间并不长，由于陆家切断经济来源，萧红与陆哲舜不得不回到哈尔滨。
在哈尔滨，萧红最终还是接纳了汪恩甲。两人住进了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两人同居，萧红怀孕后，汪恩甲却失踪。汪恩甲这个人物形象很负面，其实，萧红一开始对这个婚姻并无恶感。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后来，萧红偶然发现他有抽大烟的恶习，心里有些厌恶，但萧红的文字里自始至终对汪并没有只言片语的负面评价，可推断出汪应该是一个本性不坏的男人。最后，他在东兴顺旅馆弃萧红而去，至今没有材料说明是怎么回事，因而是一个谜案。
萧红怀孕时困居旅馆，处境艰难，但她并非一个平凡的女子，她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两位文学青年因此开始了相互爱慕。
1932年，松花江决堤，由于萧红欠旅馆的钱太多，旅馆不让萧红离开。据传是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出了困境。不久萧红在医院分娩，六天后，萧红亲手将这个出生才六天的孩子送人。
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当地的欧罗巴旅馆，开始了一段贫苦但甜蜜的共同生活，同时，萧红也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黄金期。但是，萧军并未把萧红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在萧军心底，萧红一直不是她的妻子。她只是她的阶段性的一个女人，而不是她的妻子，这样的界限分明，隐藏在他的心底，但并非是秘不告人，他说过，“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如此泾渭分明的心理界线，让两个有着共同爱好的年轻人，始终是在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中生存。萧红与萧军的相爱与分手故事，曾被人们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萧红与萧军曾出版过合集《跋涉》，二人对鲁迅十分敬仰，经常与鲁迅有书信往来。鲁迅在看过他们作品后，将二人邀请至上海。到上海后，在鲁迅指导下，萧红发表了小说《生死场》，萧军发表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以萧红被软禁在阿城张家地主庄园的那几个月的见闻为素材，写出了东北乡村的荒野图，是萧红极为天才的想象和创造。
1938年1月，萧红、萧军、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人应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之邀,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在校担任文艺指导员。2月6日抵达临汾，与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相遇，萧红结识了丁玲，并建立深厚友谊。此时，日军逼近临汾。下旬，随“西北战地服务团”转移运城，萧军执意留下打游击，二人在临汾分手。3月初，萧红抵达西安，住进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与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人共同创作三幕话剧剧本《突击》。萧红发现自己怀孕，想找医生堕胎未果。4月初，萧军随丁玲、聂绀弩来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萧红向萧军正式提出分手，其后明确与端木蕻良的恋爱关系。
东北作家端木蕻良是萧红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萧红跟端木蕻良是在上海的《七月》筹备会上认识的。端木十分欣赏萧红的文学才华，两人彼此有了好感，萧红很快就与端木蕻良相爱。这件事在当时的文艺圈中颇受非议。当时左翼文学圈子里的人对端木普遍没有好感。萧红和端木立即遭到“友情封锁”。此前，跟她和萧军来往的一些作家朋友，也大多不来往了。但萧红我行我素、执意孤行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
4月下旬，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再次入住小金龙巷。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汉口大同酒家举行婚礼，很快与胡风等人一起抵达重庆。萧红去了江津，并且在江津一家私人妇产医院产下一名男婴。产后第四天，她告知好友白朗，孩子头天夜里抽风而死。而据白朗后来回忆说，就在孩子夭折前一天，萧红曾向她索要过去痛片，说是自己牙痛。白朗给了她药片，第二天一早孩子就死了。至于孩子的真正死因至今成谜。几天后，萧红离开江津返回重庆。回到重庆后，萧红住在米花街小胡同池田寓所，开始潜心创作。萧红在重庆期间患上了肺结核。同期她写下了很多关于鲁迅的文章。
萧红结束了与萧军那段既爱且痛的恋情，应该说萧红是清醒的。她与萧军的关系，本来就是一种混沌不清、难以界定的关系。二人之间，有爱情、有亲情、有同情、有婚姻。在爱情与婚姻之间，最怕的就是两个清醒之人，而二萧两人，却是难有的清醒，所以，才会走向终结。没有谁怨谁的定论，没有谁对谁错的界定，只有清醒者的自觉选择。
端木蕻良曾是萧红和萧军共同的朋友，跟粗犷的萧军不同，端木性情阴柔，他曾评价萧红的文学成就一定会超越萧军，这恰恰让萧红找回了久违的自尊。当萧红终于下定决心跟萧军分手时，她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但她和端木仍于五个月后，在武汉举行婚礼。
对跟端木的这段感情，萧红曾经这样形容：“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萧军）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一个女人，她把自己的婚姻定位到了最低水准。但是，这个端木，他的个性和他既往的优越生活决定了他并非是一个很好的照顾者，至今仍有人诟病他在两次危难之际不顾萧红而离去的行为，并将萧红的去世也归罪于他。其实，人与人的不同，事与事的不同，事后评说，难免有失公允。世人给端木的期望值太高，但在萧红心中，她的定位是恰当的，一个曾经为了自由，期许浪漫情怀的女人，她把自己的婚姻标杆降到了最低。即使这样，她也没有如愿。
1940年初，萧红与端木蕻良来到香港，但当时战火已经蔓延到了香港，萧红的病情也变得更为严重。香港是萧红生命中的最后一站。但在此，萧红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在香港期间，端木蕻良帮助了同为东北流亡作家的骆宾基。这为骆宾基日后照顾萧红提供了一种顺理成章的可能。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骆宾基打算撤离香港，但当骆宾基向端木和萧红辞行时，端木却问他能否暂留香港，协助照料病重的萧红。骆宾基慨然允诺。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萧红病逝，骆宾基始终守护在萧红身边。在日后的恩怨情仇中，骆宾基曾谴责端木在萧红生命攸关的时刻离开萧红，但据知情者后来解释，端木离开萧红是为了外出购买食品和药物，并寻找尚未被日军接管的医院。到底是一个见义勇为者，还是理当成为人们的责怪对象，这让人们对端木产生了种种置疑。骆宾基在萧红生命的最后阶段心甘情愿陪伴了萧红44天，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爱情发生？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至今依然成谜。端木蕻良是在为寻找医院和筹措医药费而奔走，萧红躺在病床上因担心端木会抛弃自己而心生不满和失望。在萧红病危期间，端木确实有过八天左右的时间没有守在萧红的身边，这确实有些不可思议。但萧红生命最后时刻，陪在萧红身边的却又是端木蕻良而非别的男人。据说，那天骆宾基正好回了自己的宿舍。
萧红生命中不仅仅只有萧军，有端木，还有别的男人，她的选择在当时也有她的道理。萧红是因《生死场》、《商市街》成名后成为当时一代文学青年的偶像，而端木与她的文学气质相近也对她颇为仰慕，这是两人走到一起的前提，而骆宾基则是萧红的读者和仰慕者。
在萧红的文学生涯中，还有一个男人，他就是鲁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在萧红和萧军的文学成就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当萧红和萧军还在青岛的时候，他便多次跟两人通信，鼓励他们进行创作。其时萧红创作的《生死场》曾获得鲁迅的赞赏。萧红和萧军到上海后，鲁迅组织饭局，将两人介绍给茅盾、聂绀弩、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友。
鲁迅还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关系，积极向出版社推荐萧红的作品。鲁迅是萧红的文学偶像，她曾经回忆鲁迅给她和萧军带来的温暖：“在冷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
这是萧红在1936年11月19日从日本东京写给萧军的一封书信，信中的他不是别人，就是鲁迅。萧红在信中写道：“希望固然有，目的也固然有，但是都那么远和那么大。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来生活是不行的……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
在电影《黄金时代》中，萧红说：“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这是编导者借萧红之口说过的话，但是，那个自家园子里的小女子，她一生的自由、纯真的天性，让我们很容易找到注脚。她二十九岁写《呼兰河传》时，依然对四、五岁时候的情景清晰如昨，对幸福对情感的憬憧与渴望依旧浓烈如初。两年后，这个渴望幸福的女人，因为自己生病，因为医生的手术，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在离开时，是多么不想离开，她依然对这个世界充满依恋。只不过，她已经有了更多的失望。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与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这话是说给她最好的朋友的，这该是她对自己的一种总结，但是，她终是没有弄清楚，痛苦与不幸，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女人，男人也会有不幸，而真正让她不幸的，小背景是性格，大背景是时代。谁也离不开大时代，谁也离不开小背景，谁也改不了的是自己的性格缺陷。
“爱的男人，都最懂伤她。”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十分惊诧，猜想这是一个现代女子的肺腑之言，曾让我久久不能释怀。男人本不想去伤害一个女人，是女人太把这个男人当回事，才会伤了她。仅此而已！
"只有爱的踟蹰美丽，三郎，我并不是残忍，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立起，这其间，正有说不出的风月。”说这句话的，是痴女子萧红，而非作家萧红。这个三郞，是她的第二个男人萧军。
"在人生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有两个灵魂如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说这话的痴女子是萧红，也非作家萧红。她指望的这个男人，是第三个男人端木蕻良。
我以前也非常同情她的不幸遭遇，现在却认为是性格决定命运。萧红一生主要跟随了三个男人，她对他们充满怨恨，而她其实一直都在不停地不断地抱怨自己的性别、故乡的大家庭、父亲的冷漠、未婚夫的大家庭、未婚夫的绝情、萧军的大男子主义、端木蕻良的软弱、社会的不公等等。
较之同时代女性，萧红与丁玲她们最大的区别，应该说是萧红比任何一个女人都害怕孤独，为了一时快乐，片刻温暖，似乎更多成分的“无原则”。少年时代本来与未婚夫已情深意切了，却冒冒失失随表哥“私奔”去北京读书，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什么？随后父亲将她“请”回了东北的家，不让她再去北京，她又偷逃出去；当萧红真的得到了婚姻自由的时候，却又跑回去求未婚夫的家庭收纳她，以至于引出了日后未婚先孕遭弃的事端；萧军正是于此时与同事去解救她时，两人渐渐相知，而在如愿与萧军结婚后，她与萧军共同的朋友端木蕻良关系亦不错，后来因与萧军生了嫌隙离婚后，很快她就与端木住到了一起，却又常常写信要求萧军去看她。
她一生总在寻求倚靠。譬如说鲁迅很赏识她，她有段时间便天天跑去他家。善良的许广平因在照顾她和照顾鲁迅之间难以两全，在以后的回忆录里颇有微辞，说萧红一坐就半天或一天，不太理会别人在干什么或需要干什么，有次许广平为了陪她而没能顾及鲁迅，鲁迅在楼上没盖被子睡过去而着凉大病一场。
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人对生活充满抱怨，那一定不是生活的缘由，而是自己的问题。萧红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人生有些委屈一定要受，有些眼泪一定要流”。我听到此语心有所触动。隔了岁月的烟云，如今因萧红，再次忆及那时的场景。
为了一时一事的温暖，躲避了生活本有的沉重，总有一天要付出代价。天才作家萧红，以为自己会是生活的宠儿，以为她可以只是得到不必回报，最终却付出了比所得惨重得多的种种磨难，乃至生命。
性格决定命运，对于女子尤其如此，学会认识这个世界不是为某个人而设，学会在顺境中面对不期而至的磨难，学会慎独并能享受独处的美好，而不是一味地依靠在某个人、某件事、某个机遇的边上取暖。能否得到幸福人生，这一点也许尤为重要。否则，只能每天都怨天尤人，抱怨生活怎么会如此不公。其实，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不会有绝对的不公平，只会有绝对的不自醒。
可惜了萧红文学上的天才，消磨在了偏执的性格里，还有她与生俱来的冷漠：在她与未婚夫的孩子出世后，为了能够顺利与萧军走到一起，她坚决不认那个女孩，任凭医院隔壁房间孩子的号哭震天，任凭奶水打湿了前襟，任凭周围人的苦劝。如此连续六天，那个襁褓中的女婴没见到给她生命的母亲一面。直到第七天，孩子被送给了他人，从此一生了无挂碍。身为作家的她却是，从来没有给这个孩子写下片言。仅从此事，就可看出萧红的绝对自我的个性。萧红在她将逝时，又千般委托端木蕻良，代她去找寻那个孩子。可是，人海茫茫，你又怎能找得回丢掉的人情人性？一个人有再多的才能和天分，又能怎样？如果一味地推卸成年人应该担当的那份责任，那还不如做个普通人吧。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她依然还是令人同情的。在那样充满悲情的年代，苦难对她来说，是绵延不绝的一种历练。萧红是聪慧的，她真正看透了这些道理，于是一味寻求自保，但终未能够。尽管如此，她的文学才情不容忽视，她的勤奋笔耕不容略过。了解这些“底色”，或许有助于从她冷峻的笔调里，读出另一层真意吧。
萧红，倔强、执拗、软弱、神经质、没有责任感，她的一生经历传奇，本身就是一部小说。年轻的、不谙世事的萧红，一个让很多人猜不透的女人。年轻的萧红有她无数的苦楚。生完孩子后就被妇科病缠身，血流不止，一生都身体衰弱，这是夫妻关系不睦的导火索。萧红跟萧军生活早期就曾因家暴出走，萧军朋友都冷淡视之，使她无路可走，只得再次回到萧军身边，这在萧红的文字里是有记载的。许多资料显示，在萧军及朋友圈里，萧红只会写几笔散文，并不会写小说，很消极，文学成绩也并不如萧军。对萧红文学创作的轻视也一直持续到萧军晚年。这是二萧文学理念的巨大分歧，是一种隐性的志不同道不合，也是两人情感裂痕的一把刀。
在1931－1941年间，萧红共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一年十万字，这对于这位疾病缠身、怀孕生子、贫寒交困、备受情感纠葛的青年女性何其不易。而且，在她最后三、四年和端木生活的时光里，她写下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这是她一生中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离开西北并不意味着她不关心国事，在武汉以及抗战爆发后，萧红也有关于民族兴亡的作品，她没有在革命第一线，并不证明她没有家国情怀。她支持抗战，她与萧军来到山西临汾，是为了跟随萧军，更多的也是一个现代女性的觉醒，她最终离开山西到武汉，也不全因为与萧军的决裂。当然，她到了武汉，即与端木成婚，这也是事实。
萧红在死时留下遗言：“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对于“白眼”和“半部红楼”，有研究者认为，白眼不是一个具体所指。是泛指萧红所遭受到的苦难。“半部红楼”历来有多种解释。应该是泛指萧红未能完成的写作计划。
萧红的女性意识，不要以今天的时代高度强求。在一个女性无法自立的时代，萧红的作为已经是非常自强的了。
萧红短暂的一生，留下很多传世佳作。萧红作品的特点，是一份做人的任性成就了她，让她具有巨大的创造力。而她作品骨子里的价值取向，让她的作品能够与今天的读者对话。
呼兰河，是她生命中的起点。《呼兰河传》，成为她作为作家的终点。
诗人戴望舒在萧红墓前写下的诗篇：“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在历史光影中，有的人跌在暗影中，变成了素昧平生的底片，有的人却已在轮回中变得不朽，将鲜活的身影留给后世。萧红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