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纪念章

父亲的纪念章

当父亲得知国家要为五十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以后，他就时不时打听这件事。

父亲是一名老党员，作为子女，我们都知道，但我们不清楚父亲是哪一年入的党。我问父亲，他说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我说你记不记得入党那年有什么标志性事件？父亲想了想说，我跟村西头的文堂、村东头的姣芬我们三人是一年入的党。父亲这么一说，我们都笑了，这究竟是哪一年，还是不能确定呀。父亲又说，我入党那年，村里正在修建水池。我问是不是就是老家门前那个吃水池？他说是呀是呀！

对于老家门前的那个水池，我可是印象深刻。我就是在那个水池子旁边玩大的。水池口径约十五六米，水深也有七八米。水池周边，用一米多高的青石条围成一个围栏，在围栏的一块青石条上刻着“四清池”三个字，这三个字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说，我就是修水池那年入的党，当时我们几个积极分子每天要参加学习呢。

我赶紧查阅了相关资料，“四清”的起止时间是1963年到1966年年。父亲补充说，是“四清”开始的第二年，水池建成了，我们也入党了。

如此说来，父亲的入党时间应该是1964年了。掐指一算，父亲的党龄是57年。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担任着生产队的干部，具体的职务就是党小组长或队长。父亲说，他原来是生产队长，后来入党以后，就成了党小组长。

那时候，街中心有一根电线杆，电线杆上挂着一口生铁大钟，是生产队集体上工的号令。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就是那个敲钟人。钟声“当当当”一响，几十号男女劳力很快就集合起来，然后由队长或者党小组长派工出工。小时候，我曾觉得父亲那个“官”极其神圣而光荣，那种以敲钟为出工号令的年代，真的有些神奇啊！

我印象最深的，是经常有人来家里找父亲“说事”。那个找父亲的人一进门，父亲赶忙把一支香烟递过去，有时候还要划根火柴，给人家把烟点着。等那人走后，母亲就说，没有见过别人来求你办事，还得自己贴上香烟的。母亲显然有责怪父亲的意思，但父亲总是不以为然地说，人家来咱家里，给人家一支烟，也是应该的，这是礼节。

父亲平时并不抽烟，家里的香烟本来就是为客人备用的，母亲也只是说说而已。上门来的都是左邻右舍，说的都是生产方面的琐事，或者对评定工分有意见，甚至是些家长里短，这些事理都需要父亲来表态定夺。有时候感觉来人的态度并不怎么友好，甚至朝父亲发一通火气，父亲却很少跟来人争吵。等这人走后，母亲就开始“数落”父亲，说这事你应该顶回去，怎么一声不吭由着人家吵闹？父亲说，让他吵，这有啥！

父亲在生产队的任职时间相当长，直到生产队的土地和农具都分包到户，父亲的党小组长、生产队长的职责才告为段落。

大约在七十年代的某一年，父亲和另一户人家悄悄把生产队的两块荒坡地给承包下来，种植了红薯、黄豆、瓜果。到了秋天，红薯瓜果大丰收，豆角南瓜吃都吃不完，两家的收成比生产队分的多了好几倍。第二年，又有七户人家看到了承包地的好处，纷纷要求承包荒坡地。这一年，各户的收成也不错，却因为家户多，风声闹得大了点儿，承包土地的事让公社给知道了。公社一过问，村干部赶紧让生产队把各家各户种的荒坡地给收回了生产队，豆角南瓜一类的菜蔬，生产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各承包户作为自己的收成弄回了家里。

后来，农村开始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地到户，但这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一直认为，父亲和另一户村民承包荒坡地，以及第二年七户人家承包荒坡地那件事，是一件有着先见之明的大胆之举，而且这件事要比安徽小岗村十八户农民按下红手印搞“大包干”的时间还要早几年。只不过，小岗村成为“敢为天下先”的楷模，而父亲他们的这些小打小闹，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悄没声息，没留下任何印记。

我一直觉得，父亲那时候的超前意识和胆识，与他作为党小组长、队长时的做派，与他的谦让绵善的性格似乎一点儿也不匹配。

我在镇上读书时，宿舍的同学都吃着豆渣玉米高粱面做成的“干粮”，我吃的却是白面油饼。我家的房子在村里最先翻盖成了楼房，家里最先装了电话，最先有了电视机。父亲无疑是那个时代里的“带头大哥”。

后来，父母跟随我们离开了老家，开启了他们的城市生活，但父亲一直不曾丢弃他的“老本行”，他在城边寻觅到一些被丢弃的边角料地块，深耕细作，种了各种蔬菜，供我们自给自足。

我刚工作之时，父亲跟我说，不要占公家便宜，好好工作。后来我几次调整职务，父亲都要说一句“干好工作，不要出差错”。

也许是父亲年事高了，也许是父亲对我有了一种充分的信任，慢慢地，父亲把叮嘱改成了“过不过星期天？”“是不是又要加班？”一类的问询语。

父亲的后脑梢上有一块伤疤，那是父亲在修“南谷洞水库”时留下的痕记。据说当时父亲因重伤昏迷三天，伤口被缝了七针，住了半个多月医院，直到父亲带着伤疤第一次回家，家人才得知他在工地被砸伤的事。父亲是在工地劳动的时候被一块飞石砸中的。父亲一直对这次工伤事故讳莫如深，也从来不曾向组织提过任何补偿要求。

一次，我开车跟父亲路过红旗渠“青年洞”时，父亲跟我讲起了当年修红旗渠大会战时的情景。父亲说，当年，我还在这里参加过青年突出队，搞过大会战。那时候可是艰苦的很，累得很呀！原来，父亲曾是红旗渠青年洞的一名建设者，如今这里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父亲只是随口用一句“艰苦的很，累得很”作了评说。

作为一名老党员，父亲一直沉稳地做着他应该做的事情，充实而坚定。他用一生的坚守，给我们做子女的竖起了一些标杆，让我们去比照，去遵循。党小组长、队长这个最基层的“官衔”，成了父亲最清晰的人生记忆。我从父亲身上逐步体味到了一种珍贵的品质，就似品着一杯老酒，纯绵幽香。

也许，父亲给予我的，就是那种低调与坚持。低调、谦让，专心做事，成为父亲一生的主色调。我为自己能从父亲身上得到这一“真传”而深感欣慰。

父亲耳不聋，眼不花，他在看电视的时候，喜欢跟着电视上的字幕阅读，遇到不认识的字，就会问我们。父亲还真有一种勤学不倦的意味。

父亲喜欢看戏，周边三五里，甚至七八里的路，他都要步行去看，而且场场不落。父亲对许多古装戏中的人物脉络都十分熟悉，我对古装戏的认知，都来自于父亲的讲述。

父亲喜欢打纸牌，他们玩的是“升级”，每次从1升到13，直到“闯关”过后结束。父亲那些牌友，多数是退休下来的老干部，有的还当过“一把手”，父亲怎么就跟他们“玩”在一起了呢？有一天，父亲的话让我彻底明白了缘由。父亲说，在打牌过程中，一些老干部总爱埋怨“对家”出错牌，所以选对家的时候，他们都愿意选我作对家。父亲跟他们不一样，从不埋怨人，即使对家埋怨自己，父亲也从不反驳。自然，父亲就成了他们中间最愿意“搭班”的牌友。

我曾问父亲年轻时候当过模范没有？他笑笑说，我还参加过公社和乡里的表彰会呢。我问他怎么没把那些荣誉证给留下来？他笑笑说，没留。

想不到，在父亲八十六岁高龄的时候，他所在的组织，给他在胸前挂了一枚沉甸甸的纪念章。我把这枚纪念章重新挂在父亲胸前，为他拍了一张照片。父亲像小孩子似地凑过来说，让我看看照得好不好。父亲照相的时候，总是不容易露出笑容，这次我却意外抓拍到了。

我说，您看，笑的多灿烂，这表情真是难得！

父亲就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

“光荣在党五十年”，这是父亲的荣誉，也是我们全家值得自豪的一种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