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与一颗心

一本书与一颗心

——读李骏虎《文明叶脉》

如果把它当作一部山水游记，他就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文化学者；如果把它看作是一部生态文学，他就是一位充满忧患意识的生态文明呼吁者；如果把它当作一部追根求源的史论集，它就是一部具有史学价值的工具书。相比早前的大部头长篇巨著，李骏虎的这本文化散文就似一条涓涓细流，流到东，流到西，流到南，流到北，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三晋大地汩汩流动，文明的叶脉在中华大地上开枝散叶，在你面前渐次打开，既爽心悦目，又倍受启迪。由此，《文明叶脉》便足以称得上是一本历史文明与行走文化相交织的适用手册，是作者从文学角度助推山西文旅融合发展的一次有效尝试。

我曾持续关注过李骏虎的小说创作，跟随他的创作足迹，寻觅他灵动的内心，对他的创作成就仰慕而一直不得其解。这本文化散文，是走近他，了解他的一把钥匙。作者以博大的胸怀和广阔的时空视野，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历史视角、史学视角，通过探究山西历史文明在中华大家庭中的历史定位与分量，给广大读者呈现出了一个历史文化、人文地理极为厚重的历史山西、文明山西、生态山西、文化山西。

全书由七个版块构成。作者以他特有的行文习惯，细腻灵动的笔墨，将三晋历史文化娓娓道来，描绘出一幅大美山西、锦绣山河图景，与你分享山西在中华文明各阶段各层面的文化渊源与历史贡献，让你深刻感受山西的历史是缀满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文化史。

作为一位饱学之士，作者是放眼全国跳出来看山西，站在高处、远处看山西，是作者对地域文化的新观察新体验。通过“高看山西”与重新审视“山西的高度”，将山西作为“表里山河”的历史定位与演化历程提升到一个新纬度。作者把写作的着重点放在了如何准确认识山西、精准打造山西这一现实命题，为新时代山西如何推进文化强省战略所具备的历史文化底蕴优势作出较为详尽的解析，并从一个文化学者的角度提出了可行性的行动方案和推进路径。

对山西古老文明的追寻与梳理。

从陶寺遗址中孕育着的龙山文化脉络，华夏部落的形成，进行梳理与探究，寻觅最早的文化“中国”。在作家眼里，黄河入晋，黄河出晋，在山西境内就有965公里，由此，黄河在山西堪称是一条“千里之河”，其占黄河总长的五分之一，但文化价值却要占绝对的份量。黄河孕育了多形态多类型的地域文化，黄河流经晋陕大峡谷，才真正称之为“黄”河。作者由黄河转而记述三晋的母亲河汾河，再由汾河延展出“一条河与一棵树”，这条河是汾河，这棵树是“洪洞大槐树”。由此引发出山西这片热土上独一无二的“根脉文化”。

追根“五百年前是一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一脉，大槐树的血脉亲情与中华一统的情感纽带，故土难离的渊源与起因，在作者笔下有了一个可信的答案。解手、背手走路、一搭里、四姓一家，脚趾上被切一刀的记号，如此等等，这些细节末梢，这类民间口口相传的秘闻由来，都予以了较为详尽的记述。这是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的真情流露，更是作家对故土的一种垂青与眷恋，浓烈的故乡情怀、家国情怀在文本中如影随形。

在记述山西移民历史文化时，作者从文化、风俗、心理、生理、俚语、俗语中追根求源，细心梳理一些未加考证或者难以考证的历史真相，从而将明朝移民政策与民间传闻相佐的历史脉络加以厘清。李骏虎认为，历史在史学家手中，也在老百姓的心中。民间口碑，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脉。历史的真相往往存在着两种境遇：真相背后的真实与假相背后的真实。眼见着的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的真实总是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实境遇中，必须抽丝剥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在作家眼里，“杨家将”这一历史事件，是一个苍凉了千年的诗意存在，是历史对现实的一种强烈的反照。伫立雁门之北，正处于白露时节，这让作家深深感受到了一种苍凉的禅意，而这并非是他想要表露的重心。在这里，作家进行了一次理性的反思：意难平，心也就难平。在作者眼前，炊烟取代了烽烟，谁最应该在失落与失败中寻求精准的答案？通过理性审视与探究，作者进一步提示，辽终究没有像蒙古和女真一样入主中原，一统华夏，一个因素是亡于宋金联手，更在于其民族政策上固步自封般的失策。

表里山河，捻土成城。温暖与失意同在，泪水湿润失意。浓烈的家国情怀和对五千年文明史的山西充满敬意，是贯穿文本始未的一条主线。

文人情怀与良知的深情抒发。

作者对云丘山的定位是：北方有仙山。“云丘山是北方诸山中的仙品，它专门引导你的灵性，让你超凡脱俗，让你平步青云。” 字里行间，足见作者对故土云丘山的偏爱与垂青。在游历云丘山时，作者蓦然有了一次真正的顿悟与禅悟，让自己内心的某种焦虑与纠结一下子得以释怀与和解。青春好时光渐逝，心志偏又难酬。从懵懂到清醒，从狂欢到清冷，从纠结到和解，一个人的心路历程的颠波起伏，也往往是一个事件的延展或者终结。

自古文人多情。品读李骏虎的作品，总有一个感触，他总习惯以一个多情的游子、一个无助的旅人身份来抒发情绪和情感。作者一再反问“为谁伤心为谁醉”、 “毕竟东流去，谁能与我同醉？”江河滔滔不复回，人生坎坷黄河弯弯，一条河的流动，一座山脉的寂静，一颗心的颤栗，互为交合，遥相响应。一个柔情似水的男子汉，一颗怜悯与执著同在的心，是理性与感性互动交织的混合物，总能让读者感同身受。

这部文化散文以诗性的语言，理性的视野，抒发情感，自始至终贯穿着人文追踪与心灵考问。心灵独白、自我反省，被李骏虎称之为心灵隐私。每当审视历史文化，他总是心神不宁，情不自禁，总是处于一种内心纠结的情态。这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一种理性的内省，是作家对自己内心良知的关照。尤其是对农民阶层的关注与关照，一直是作家耿耿于怀的一个内心纠葛：离开了熟悉的乡村，远离了农民阶层，但自己却时时刻刻不能与农民在精神层面进行彻底的切割，就像不能与自己的生身父母分割一样。尤其是当他不止一次直面并记述父辈的文学情怀、文学梦想、以及父亲对他执著的未竞事业失落与失意时，作家似乎总在尽可能地回避，却又绕不开躲不过，甚至是欲罢不能。父辈没有实现的梦想，没有思考透彻的命题，未竞的事业，只能由下一代来接续完成。也许，他也不能彻底完成，因为这是一个永续性的大课题，需要几代人共同来完成。

李骏虎自喻是农民中的“逃兵”，其实是故土难离、情感皈依的一种念道，是一种心心之念。即使在书写他乡，也是为了抒情故乡，抒发自我，所有的布景都是为了抒情，作家总是在“小我”中隐射出“大我”。“大地就是个大土炕”，这是作者心心念念的一种故乡情思，故乡的黄油布、大土坑，那些叶片上的枝蔓，枝蔓上的小水珠，抑或是不经意间爬上自己内在情感枝蔓上的一只小虫子，总是让自己内心发悚发痒。那些故土上的人和事，就似河水里的一根根水草，在命运之河、功业之河、爱情之河中不停地游走，而村庄、田野、牲灵是河流上不可或缺的珍珠翡翠玛瑙，这一颗颗的遗珠，浮现在河流的波光里，作者将它们一并打捞，双手捧送与你。

当作者不遗余力地回溯小时候故乡里随时随处都可以听闻“打夯歌”的时候，我们总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诗经》里的古老歌谣。

对本土文化中“廉吏”、“能吏”以及晋商文化的深层次挖掘。

一首《登鹳雀楼》横贯古今，一曲《黄河大合唱》唤醒和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豪迈志气。在作者眼里，王之焕、王勃、王维、王昌龄、柳宗元，一口气点不完的大诗人大文豪，他们用山西人的情怀与才情，为中华文化贡献了“半个盛唐”。这一文脉源远流长，滋润着三晋大地，滋润着厚土山西、文化山西。

借助柳宗元，李骏虎对文学家与政治家进行了诸多“另类”思索。作家把身为唐宋八大家的柳宗元的建筑构思与建筑思想比作“一颗被遗失的珍珠”。柳宗元的文学价值被世人所承接，而他的建筑思想，只是被他的后人所继承。作者提出了对柳宗元的再认识：文学为基，建筑美学为中，政治理想抱负为上的新理念。一个优秀的人，当政治抱负不能兑现时，完全可以在别的领域大放异彩。在这里，隐含着一个作家的经事之道，明世之理，喻世之言。

借助于成龙，作者进行一次“清官”与“能吏”的深层次思考。

信念信仰是成就一个人的根基。有信念、有信仰、有能力、有深厚文化底蕴，才最终造就了于成龙这位“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是扎根于山西这片厚土上的一棵清廉之树，也是他之后“能吏”的一个标杆，成为勤政为民的一个历史座标。儒家的道德，佛教的真言，本土的文化，造就了于成龙一生的信仰和价值观，所以他才能成为“卓异”清端，成为天下廉吏。通过寻觅一个人或者一个历史事件的文化脉络，才能真正体味文化的力量是何其强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成就一个历史人物的重要基因。从于成龙的人生历程中可以得到何种启示，才是作家的为文之初衷。

作家笔下的文脉与史学家的笔触有所不同，他的笔端不时流淌分泌出一个作家的身影和思想精髓。史论与文论，在文笔的交织互动中，让我们关注到了一个文化学者在文脉里行走时的良苦用心与内心焦虑的人文情怀。文本中无不体现着启迪与诱导，让读者潜移默化，入脑入心。

在追寻晋商万里茶道的历史丰碑与文化脉博时，作者发出了“此时的梅溪，早已不仅是一条人文的河流，俨然成为繁忙的水运河道”，“富甲天下的山西客的到来，如飞鸽入林惊起鸦雀一大群，谁能与山西客联手，谁就将成为下梅首富”。晋商万里茶道，先后延续两个世纪之久，晋商不畏艰险，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史谱写了壮美篇章。

一条溪流，缀满人文故事，一条溪水，贯穿晋商古今。晋商在梅溪找到了根基。梅溪两岸，文脉绵延，晋商丰碑，晋韵流长。人文河流——晋商古道——经济动脉——文化传播，这是一个链条，这个链条承接了诸多的文化元素与历史内涵。作者认为，个体与群体的功绩，成就了晋商历史伟绩，“晋商万里茶道”也成为值得山西人铭记的晋商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将区域内外晋商历史文化定位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对山西生态文明的深度忧思。

一颗与山水共情的心维系着作家的生态价值观。

汾河作为“华北水塔”，自古以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这里，作者笔墨一转，作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地和三北防护林的重要组织部分，山西的水资源与水资源利用率的问题一直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原来，作者的重心是在呼吁对自然生态、水资源的重视与保护这一命题。

李骏虎认为，三晋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表里山河”。它不仅是一种地理概念，也是一种文化元素，更是一种精神象征。山西有两大山系怀抱，两大水系贯穿其间，山为表，河为里。晋国时，三晋版图恰似一枚叶片，汾河是其上面的主叶脉，各条支流为其分叶脉，水丰而叶肥，水枯而叶黄。作者认为，汾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人为破坏自唐朝中叶始，历经唐宋金元数代，致使绿水青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如今，经历多年的汾河流域治理，汾河公园成为会呼吸的生态湿地，也成为太原人引以自豪的休闲养生福地，让太原的人居环境得到大力度优化。

表里山河，得之天成，享之不觉，失之难复，这是决策层发出的一种警醒，也应当是公众对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一种共识，更是作家的一种执念。

李骏虎认为，经过“两山七河一流域”综合治理，山西这片美丽的叶子上曾经出现的“虫洞”、“斑秃”的病态自然生态得以根本改观，黄河流域、汾河两岸、大小支流，河清海晏，“清淩淩的水，蓝格莹莹的天”得以重现。山水林田湖草沙，优质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是作家对山西全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倡导与向往。

对未来山西发展的真知灼见。

“太原不太远”是这部文化散文中的一个篇章，作者有意将其作为一个命题来加以阐述，提出了有关太原的一个“文化概念”。距离发现美，李骏虎外派挂职后，对山西本土文化有了一个再认识再思考，这也是他长久以来对山西尤其是太原历史文化的一种深思与积淀、生发与升华。

作者以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对如何讲好山西故事这一课题，进行了独具匠心的深入思考。太原离京城不远，距离周边大都市不远；山西离汉唐盛世不远，离中华传统文化最接近。作者从区位优势、历史文化优势等几个方面，推导出“太原不太远”的结论，堪称“文旅太原”、“文化太原”的一个响亮的推介语。

在这里，作者显然充当了一个文化推介人的角色，承接了一个文化传播者的历史担当。作者不遗余力地对山西的鼓与呼，从文字与情感中分明听到了他的呐喊声，似乎听到了他在大声疾呼：我的呐喊，你听到了么？

似乎，李骏虎一直在苦苦寻找一件丢失的东西。“光阴的一头，我是主角，现在成了看客，发出陌生的赞叹。” 他乡与吾乡的对比，中西方文化与体制的对比，古老山西与现实山西的对比，在无处不在的比照中，让读者深刻感触到作家对于讲好山西故事，借助山西文化资源优势打造文旅强省的独到见解和良苦用心。

读虎骏虎的文本，总有一种代入感、现场感和亲和力，让你身临其中，让你跟着他悲喜忧思，奋发进取。

从文本涉及地域来看，东西南北中，均有涉及。从山西本土行政区划来看，仍有一些区域未涉足。也许是作者有意留有“活口”，留作日后记述也未可知。当然，作为一部文化散文，作者是思自己所思，抒怀自我情愫，阐述个人之见。

这部文化散文在技法上有一种举重若轻、化有形于无形的感觉。在作者笔下，草木山水，声色犬马，均能用拨动心弦的细节场景来呈现，具有巧妙的叙事张力和厚重的艺术感染力。在文本中，作者似乎并不在乎“怎么写”，而在于“写什么”。作者擅长用小说家的叙事态度和叙事结构以及叙事优势，让一些细节从司空见惯的场景中抽丝剥茧，增加了文本的共情维度和叙事张力。在技法上总有一种“拙”中见奇，“笨”中见妙的直感。在细节的铺陈与呼应上，用白描的主观叙事能力，把所见所闻把控在自己的理性意识之内，抒情而不泛情，延展而有节制，让文本具有形式和内涵上的双重质效。文本记述的是所见所闻、自我观感，却往往会在平中见奇、淡中出奇。文本叙事往往在同一个场景或情境中展开丰富的联想，或者从南说到北，或者声东击西，或者顾左右而言它，总能轻而易举达到一种欲说还休、心照不宣、令人浮想联翩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