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国平
网站用户
作为“山西文化记忆”丛书之一，王芳的《大地上的遗珍》既有一种如数家珍的阅读快感，又有一种掩卷深思的厚重感，让我不由得想起她早期的一本散文集《沉吟》。可以说，这部文化散文，作者自始至终都在“沉吟”。作者以宏阔的叙事视野、深邃的哲理思辨、理性的主观认知，包含深情的诗性语言，对三晋文化的历史文化精髓要义，地域文明与中华文明谱系的传承与突破，进行深度挖掘与理性探究，以行云流水式的“慢板”加以呈现，让阅读者跟着她在晋地山野间“游走”，在表里山河中遐思。
宏阔的叙事视野
作为一部以文化古迹遗存为介质的文化散文，作者的叙事视野极为宽阔，文本的容量无限广阔。
在选题上可谓精心谋篇布局。从地域上看，三晋大地，南北中各有涉猎。南边有丁村、河东盐池、陶寺遗址、晋国博物馆，中间有天龙山石窟、晋商票号、平遥古城，北边有云冈石窟、五台山。从文化类别上看，涉及古文物、文化遗迹遗存的有四处，涉及古寺庙、石窟的有三处，涉及晋商文化及古城的有两处。作者把分布在晋地山河间的古文化、古文物像串珍珠一样，悉心串联起来，或以时空为序，或以物系事，或以人系事，或以事系人，以点着墨，串点成线，串线成面，将她所圈定的古文物化石、古遗迹遗址，古寺庙石窟加以浓墨重彩，让这些沉寂的文化“遗珍”一下子鲜活生动起来。
重视文化古迹与考古人的逻辑关系。写“丁村文化”，作者着重记述了发端于明清时期的丁村古民居，沿着古民居进入“考古发现”，发掘旧石器中期的远古遗迹，追寻和探究古丁村人的原始生活遗迹，寻觅人类在远古时代的遗存，进而点题：人类对远古人类的探究步伐从未停息。在丁村文化寻觅中，作者始终是在追根求源，寻求它的生成、进化、衰落各个纬度的演化历程。写“盐池”，作者依然是在寻找“一个人”、一段历史、一种规律。写“陶寺”，既记述陶寺遗址的形成时间，又记述陶寺遗址与传说中的“尧”的关系，以及遗址与“都城”的关联，从出土文物中“关照”远古人类的生存规则、规制。写“晋国博物馆”，既记写博物馆的成因，也记写为建设晋国博物馆而做出过贡献的“那些人”。
注重从“物”到“人”的高度契合。从丁村古民居到“丁村人”、从古民居到旧石器遗址，成为彼此相互照应的“串烧”。在作者眼里，一件精美的门上“辅首”都深藏着主人的“得意”。“我停留驻视了很长时间，小小一个物件，有如意，有柿子，有蝙蝠，内含八个字：福寿团圆、事事如意。古人总是言简意赅，寓意却深长美好。”门窗上雕刻着满满的寓意，既嵌入主人的心意宏愿，也是手艺人技艺的充分展示，同时也是某种文化元素的接续传承。日积月累的雕饰建构，承载了一种源远流长的内在文化精髓。任何一种文化元素，都是从积聚到传承，从摒弃到发挥。包括那些内在的长幼有序，内在的规范与壁垒。在作者眼里，晋南人从来就是腹有诗书，自藏芳华。
“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着寂寞，古色古香的民居，与这个集考古、文化、书香于一体的老人，是相得益彰的。”陶富海是丁村古民居里一位“留守”老人，更是抢救挖掘丁村古民居的“第一人”，更是一个古董级的资深考古人。在作者看来，古民居值得珍视，陶富海这样的古文化守候者更值得尊重。
在记写丁村十号院的举人丁溪贤、十一号院的监生丁坤时，通过追溯丁氏的始祖丁复，既而找到了“丁村之所以成为丁村”的渊源。修房建屋是中国人一脉相承的一种癖好，一个木雕，一个牌坊，一个柱础，一个辅首，既是一种精致的文化样本，更是一种经典的文化传承。丁村文化样本，是丁村文化的象征，而丁村文化标志性人物群像，是丁村文化得以挖掘与传承的桥梁纽带。作者抽丝剥茧，缕清了丁村历史真相与现实依存的内在关联性。
遵循自己的叙事规则。记述丁村考古，古民居--古化石--考古人--考古发现，这是作者预设的一条“考察”路线，也是作者的叙事视野。考古人与古人类遗迹在丁村相遇，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从探究丁村古民居，诱导出丁村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由此牵连出来来往往的一系列考古人，进而点题：考古连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曾经时断时续的考古探究之路，是国家、民族命运多舛的时代映射。
记述云冈石窟时，作者以云冈石窟诞生的“时间壳”，“地理壳”和“宗教壳”为引线，用慢板的形式，娓娓道来，似乎是在不经意间道出了云冈石窟乃至佛界的某种真谛。
在追寻晋商票号时，作者把驰骋天下六百年的晋商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把握，用宏阔的视野来审视，将万里茶道的历史丰碑与文化传承作映照，由此发出理性的感叹：晋商票号前后延续六百年之久，无数晋商个体不畏艰险，筚路蓝缕开拓进取，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奉献了自己的心血，谱写了一部部可歌可泣的壮美篇章。个体与群体的功绩，成就了晋商的历史伟绩，它是值得山西人自豪的晋商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将晋商及晋商票号历史功绩及文化定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纬度。
作者灵活运用自己的“叙事规则”，删减就繁，增加了文本的思想容量和历史厚度。在这次“文化行走”中，她一直在扩容、增量，在纷繁的古化石、古文物中通过自己叙述方式提炼与升华，始终有着自己的个性追求和独特构思，让古文物、考古工作者、历史风物、晋商文化共情互动，将三晋地域文明、山西历史文化看作一个整体，然后按照自己的结构方式逻辑理念构建文本的篇章结构，始终秉承用宏观视野布局，用微观视角叙事，记述一个点，又不仅限于一个点，点线面三位一体，灵活运作，大气而不空泛，热烈而不失理性，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叙事能力和超常的文字把控力。
深邃的哲理思辨
山西这片土地上，曾经诞生过一个强盛的晋国，并且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三晋文化。在记叙“晋国博物馆”时，作者开宗明义：晋国博物馆呈现的是“半部西周史”。记述文物与讲史，两条线并行交织。从博物馆建设，到晋国历史的细节末梢，再到出土文物，再到文物保护，继而导引出考古专家。在晋国博物馆，令人叹为观止的不仅有琳琅满目的青铜器，还有一位考古专家的蜡像。邹衡，一位功勋卓著的考古专家，以蜡像的形式永远地留在了晋国博物馆，让考古学者与晋国历史相依相伴，相互守候。这件再平常不过的日常“事件”，被作者不遗余力地标榜与抒写，是她对考古专家的一种致敬与推崇。作者把这些奋战在晋地山野间的考古专家喻作一盏盏亮若星河的明灯，灿烂辉煌的三晋文明因他们的辛勤努力而熠熠生辉。
“常家”作为晋商的一个“点”，是一个浓缩版的晋商群像。每一个晋商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作者运用她丰厚的考古知识来表述晋商的起兴，让阅读者在对晋商辉煌历史的回眸当中充分感受晋商的兴盛与悠久。“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一串串的口碑实录，是无数晋商活生生的奋斗史与血泪史。晋商创造了辉煌的商业文明，引领和影响了全国各地的商业发展，也使商晋走向了世界。六百年间，晋商步履匆忙，船帮、驼帮、盐商、茶商、粮商、布商，各自奔忙，几乎无所不营。晋商的先见之明、先行先试，使他们抓住了历史机遇，赢得了商机，创造了历史辉煌。票号不仅让晋商版图扩大，而且让晋商的财富与视野无限扩大。晋商文化的物质遗存，晋商大院、晋商会馆、晋商老字号，这些晋商文化符号，是晋商辉煌历史的有力见证。在作者看来，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都混杂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在等待着每一位有心人的深情遇见。
写“云冈石窟”，开篇写一场大火，然后写金与辽的十年战火的起因，写武州山崖畔开凿石窟的动因，写民族融合的发端，写拓跋珪开建平城的初衷，写鲜卑人拓跋氏的兴起，写拓跋氏的执政理念与眼界，然后笔锋一转，拨云见雾般点题：石窟艺术之美，在于佛心，在于人们寄托的种种心愿，在于它的灵性之美，动人之魂。石窟造像不仅创造了一个佛的世界，更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可以收拢人心的佛法“规则”。拓跋氏“移”进了石窟当中，帝成了佛，甚至那些工匠、俗人都可以成为佛。把佛刻在崖石上，把绘画艺术呈现在石窟中，也把人类的各种夙愿融入进这些看得见的佛心佛界，让捉摸不定的精神意念转化为可以安放心灵的有形之魂，让凡夫俗子在苦乐相伴中感受到佛的护佑，这也许正是寺庙石窟反复损毁又被反复重建的内在逻辑，更是它们本身所蕴含的不朽精神价值所在。
在五台山，僧人与俗人和谐共生，佛界各流派、各分支在这里共存。那些僧众成就了五台山，五台山也成就了他们。最终，他们或者远去，或者不知所终，但都必将与这佛教圣地融为一体。宗教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就是佛照亮了人们的来路和归程。
作者一直试图在历史的纷扰中抽丝剥茧，从历史文化、古文物中寻找某种契合点、连接轴、延伸线，从而精准把握历史文化脉络，精准呈现历史的厚重与真实，从而揭示它们所富含的文化精髓。三晋文化历史的地理、地域、历史走向、文化脉络、生存形态、自然生态、生活情态、心理状态、文化传承、精神肌理，美学思潮，在她叙事时予以了充分的关照与探究。作者将厚重的三晋文化、山西文旅一同呈现在读者面前，落印在读者心底。将静默的文物点化、点亮为“会说话的”文旅介质。
在记述“晋商票号”时，作者从文化、习俗、遗存、史料、传闻中追根求源，细心梳理一些未加考证或者难以考证的历史真相，从而将晋商兴起与壮大的历史脉络加以厘清。晋商历史在史学家手中，也在老百姓的心中。晋商文化因袭在历史勾沉中，也深藏在民间口碑中。晋商文化是三晋文明的重要一脉。历史的真相往往存在着两种境遇：真相背后的真实与假相背后的真实。眼见着的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的真实总是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实境遇中，必须抽丝剥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平遥古城”作为一个篇章，作者将其作为一个命题来加以阐述，提出了“一座城就是一个天下”的文化“主张”。作者运用时间篇和空间篇，以晋商后代阿拉善人的考察视角展开互动，以独特的视角，记述平遥，展示平遥，讲述它的过往，它的文化路径、文化脉络。全篇始终“游走”在古今平遥的时空里。作者认为，平遥人在不停地试错中逐步走向成功，在相互攀比与超越中走向辉煌，在国运与机制的相互掣肘中走向落没。平遥是天下人的平遥，“平遥人”在时间和空间中穿行，在“汇通天下”的昔日余辉里行进。作者这样记述：历史不借助我们说话，而我们此刻说出的话，写下的字，已经包含了历史的声音。
平遥作为山西的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既是中国县城的一个“例外”，又是晋商文化的一个特殊存在，更是中国商业文明进程的一个经典遗存。它与那些古文化遗迹不同点在于，它是现实的存在，它是看得见摸不得着的地域商业文明的“遗珍”。伴随着晋商的兴起，镖局作为晋商的一个“标配”，在王朝歌的“又见平遥”当中得以重现。平遥城外的两座古寺庙，镇国寺和双林寺，一个元代建构，一个明清重修，虽然写得简洁，只写了它的惊艳人世的壁画与彩塑，也许这就足够了，“双寺护古城，文化通天下”，这是作者笔下别样的“平遥古城。”
“眼花缭乱是常事，但愿心不会乱。”作者想要表达什么，读者悟到了什么？知者自知，无需明说。
在记述云冈石窟时，作者记写了一个叫昙曜的人，这个人是僧人，是得道高僧。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这个叫昙曜的人，也许就不会有后来大名鼎鼎的云冈石窟。佛要生存，为了免于被焚烧，不建佛寺开凿石窟，而且，要以帝王之容来凿石造像。这算不算是人类的一个大智慧？佛法又一次以博大的胸怀将三界的光明与污垢都融在了一起。也许，尘世间的某些境遇，有些永远无法抵达，一些让我们不期而遇，还有些让我们遗憾地错过，被时光埋没。对时光流逝的追溯与怀想，对历史走向的缺憾与期许，融入进作者的叙事当中。作者时刻在追问中思索，也自然而然带着读者探究历史的渊源。
在作者笔下，青铜器不说话，代替历史存在；墓葬不说话，满坑都是故事。无论是深埋地下，还是见诸天日，等待的都是有缘人。
“眼前只剩黄土，世界一片灰尘，仿若历史之谜。历史从不以真相示人，每个人都只看见它的局部。”在这里，作者不经意间融入了自己的时代观感和史学洞见。
王芳是一个勤勉的人，更是一个爱钻研的人。她把自己的聪慧灵活运用在了写作当中，当我们阅读文本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她写作时的那种得心应手的质感，她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互为奖掖，使得这部文化散文相映成趣、熠熠生辉。
理性的主观认知
这部文化散文，给我的印象，主观的东西很多很突出，也很有先见远见。无论写古遗存，还是古民居、寺庙石窟，作者都时刻在场。在场感强烈，是这部散文的一大特色。“我”在场，事在场，人物在场。古今相连，人物相牵。通过文字营造一种强烈的“在场感”，诱惑着读者跟着她去旅行。把古文化、古遗址、考古者、见证者、决策者融为一体来展现，在抒写与探究中始终不忘寻觅其内在关联性，通篇贯穿着作者对时光流逝的追溯与怀想，对推介山西文旅的美好期许。
“我想去那清凉胜境，把浮尘与烦忧放下，养我的眼和心。”这是“五台山”一节中的语句。在尘世间，有谁能放下烦忧，有谁能抛却既往？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引线，在作者的导引讲述中，让你不由得闭目静听，沉思遐想。在五台山，普通人看到了草木葱茏，地质学家看到的是它的地质年代，僧侣佛界看到的是它的善意佛心。在作者看来，当你身临其境这块圣地时，就会出现自然美景与心灵感应的互置互动。作者一直在引领读者一路向前，目之所及，思绪纷至踏来。满目自然之景，满心主观之意。就连那些民间的朝台习俗，在作者眼里，也溶入了某种内在的仪式感，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日常。
自古文人多情。品读这部文化散文，总有一个感触，那便是她的悲悯情怀。在客观叙事当中，作者时不时流露出自己某种主观意念、主观认知，抒发自己的主观情绪。一处遗迹的寂静，一座石窟的喧哗，一个寺庙的律动，都能引得作者的内心波澜，让情绪情感在文本叙事当中互为交合。那种柔情与刚毅同在，怜悯与执著同在，理性与感性互动交织的语境，总能让读者感同身受，同喜同悲同感慨。
作家笔下的情感思绪与考古学者的审视角度有所不同，即使面对那些青铜器和古人类化石，作家的笔端也会不时流淌分泌出一个作家的思绪与良知。考古与探究，在文笔的交织互动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文化学者在文脉里行走时的良苦用心与内心焦虑的人文情怀。文本中无不体现着某种启迪与诱导，让读者潜移默化，与之共情。
在审视晋商文化时，作者似乎心神不宁，情不自禁，总是处于一种内心纠结的情态当中。这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一种理性的内省，是作家对自己内心良知的关照，由此将内心体验转化为一种主观书写。
“晋商票号”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晋商票号与国运密不可分。晋商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与传统氛围的冲突，与晋商自身存在的商业理念、运行模式等无法克服的瓶颈相连，复杂的因素和时代背景导致了晋商走向了凋敝，曾经的辉煌似乎在历史的一瞬间暗然失色。“晋商之兴衰，都是时也运也。”这“时”是千年之大变局，这“运”就是国运。最终，晋商文化精髓得以传承，守仁义，讲诚信，能吃苦，勇创新，利众生，这些晋商文化元素在一代代晋商群体的合力推进中生生不息，发扬光大。
在谈到丁村考古的历史价值时，作者写道：丁村考古发现，填补了中国考古空白，也否定和埋藏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喧嚣，力证了中国古人类几十万年间连续发展，并创造自己的文化，有自我的发展谱系。
记述“晋侯鸟尊”，作者没有单纯记述这件古文物的复原过程，而是着重记述了“鸟尊”历史真相被揭开的求真历程，不遗余力地记述考古人在鸟尊出土后二十余年的辛劳与执着。作者是在记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稍不留意就会闪过去的历史勾沉，以及考古人的那种孜孜以求的精神追求。
登临天龙山，即可用天龙山的样式，重温从北朝到唐的历史。文本记述了寿圣寺主持净亮与日本人勾连贩卖文物的丑行，也记写了北魏时期的高欢建凿佛造像的动因。在回首佛像盗砍与佛首回归的真相时，作者的内心似乎一直在滴血。国运连着文物的命运，天龙山的国宝级文物至今依然遗失在国外，作者对流失文物的无法回归、对文物流失的那种隐隐作痛的内心缺憾溢于言表。但本篇章的记述重点在天龙山石窟造像的内在价值。在天龙山，工匠们把自己心头的想象或者家人的模样刻成佛，刻成菩萨，甚至某一个菩萨形象就是某一个工匠的爱人。这些造像成了工匠心境的外化。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天龙山样式”吧！在这里，作者一刻也不曾忘记那些一锤一锤凿出佛像的工匠们，作者时刻在探究这些造像的生成过程，寻觅自然、文物与人文的融合。作者追问：天龙山虽是自然造化，但人类在千百年里留下了文明的踪迹，这漫山遍野的足迹又赋于了它什么呢？北朝曾经的兴衰浓缩在天龙山的每一尊造像里，人们可以借助天龙山造像重温龙兴之地从北朝到唐的高光时刻和刀光剑影的历史瞬间。太原人对天龙山的情有独钟，有了它的内在逻辑。天龙山是一座山，更是太原人的一种信仰。
无论寺庙还是古文物，它们涉及的知识点实在是太广泛了。这类文化散文不仅要求写作者具有超高的知识储备，而且要求写作者具有与之相适应的艺术鉴赏力和社会洞察力。没有主观动能，没有自己的洞见，文章一定活不起来，也会失去灵魂的支撑。
在作者笔下，许多晋商老字号，有形的东西不在了，无形的东西却长存着。老字号、老招牌，还有晋商的经营理念，这些文化遗存带着历史的信息，解读之难，在于其义之广之大之深，那是一部厚厚的大书，穷我们的笔力也难以尽述。这是作者的睿智。
作者始终持以一种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如何讲好山西故事这一课题，进行了独具匠心的深耕细作，精心考量。作者在不经意间充当了一个文化推介人的角色，承接了一个文化传播者的历史担当。从文字与情感中分明听到了来自内心的呐喊声，她在为晋商文化传承，为山西文物古迹的保护，对考古及考古工作者精神谱系的推崇，都予以了深度关照。
包含深情的诗性语言
“我的热烈源自我的想象，就在这里，曾经活动过许多人，手握考古铲，蹲在崖畔上，一点点掘开了一幅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考古人的欢笑惊动了汾河。”那种枯燥的考古发掘过程，在作者笔下一下子变得生动鲜活起来：河流、遗址、考古人、挖掘现场、欢声笑语，这些场景化的描述，让考古现场成了一幅生动感人的唯美画面，让繁重的劳动变作一种诗意般的美好。
文气与意趣同在，让文本顿时生动鲜活起来。
“没人知道骆驼是否愿意开始这样的旅程，只有骟过的公驼才能走到商人的面前，身体的残缺伴随着旅程的寂寞。寂寞也是属于商人的，也许是这个原因，商人也会给予骆驼微笑、信任和温暖……”
俏皮幽默的语言，意味着一个作家的成熟。读王芳的这部文化散文，似饮一杯红茶，在她与你对坐闲聊的语境里，时不时传导出某种淡淡的禅意。
“在那个世界，沉下去才是高度，站起来，才是永生。”“在黑黝黝的洞窟里，只有少许光线，布满灰尘的石头，那些禅意绵绵也帝相庄严的形象早就在暗腐蚀里成为他的长明灯。”“成千的工匠，艺术家、平民把一个时代镌刻进佛像中，也把人们对时间的抵抗，对现实的反思镌刻进去。”
这些语句分布在不同的章节中，是作者对佛法佛界的一种内心体验，也是作者的心灵独白，让文本平添了一种诗性语境。
“那些身体受着苦役的工匠，借助巨大的愿力，在一尊尊塑像上刻上自己内心的欢喜，同时忘却生活的苦难，他们相信，花叶中透过的阳光，可以抚慰和鼓舞苦难中的灵魂。”
幸福是不是也包含对苦难、悲苦的默认与容忍？一个人一旦容忍了那些尘世间的苦难，幸福感觉就会飘然而至。
在记述“恰哈图”这个“晋商示范点”时，作者认为，晋商在恰哈图的经营规模以及创下的财富天下闻名，晋商带去的不仅仅是他们所经营的商业，还有更多的文化元素。焰火、灯彩、杂技、白酒、戏曲都成了晋商所到之处民众的日常欢乐，成为晋商文化的衍生品。这些晋商遗存、晋商风范、晋商文化，终将成为永不磨灭的时代风范。
晋商万里茶道，是一条长长的寒冷的路，荆棘丛生的漫漫长路。牛车、驼队是不同季节万里茶道上的交通工具。“牛车摇摇晃晃的，牛铃声唤醒了残阳，太阳落山了，牛去吃草，牧羊犬欢快地奔跑在草原上，犬吠声时不时地传到主人耳朵里，人们听得懂是欢快还是惊恐。”把晋商万里茶马古道的艰辛与孤寂写得鲜活灵动，诗意盎然。
作为一部文化散文，有对遗迹、古物的暖心呵护，有对芸芸众生的人文关照，有对历史文化的冷静思索。一些文本引用了专家学者的记述、学说、观点，但绝非机械性的套用，而是一种创新式的拓展，共鸣式的取舍。这种主观意念的延伸拓展，增添了文本的厚重感和凝重感。作品充分利用女性的细腻与敏感，让诗性的语境、意境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由此，王芳的这部文化散文必定会成为她个人乃至此类作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