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国平
网站用户
作家杨遥近期出版的《理想国》，是一部描述少年困顿与中年困惑的中短篇小说合集。读杨遥的小说，总有一种压抑与重荷让你产生一种密不透风的窒息感，但似乎又透出一丝微弱的光亮，给以某种期待。杨遥小说的叙事路径及语言风格已经很难寻觅到山西前辈经典作家那种熟悉的味道，代之以呈现的是一种叙事的冷峻与淡定，并自带气场。他的每一篇小说，都将人物内心的隐秘与抗争舒缓而消停地予以陈列，让人物在左冲右突中与其内在冲突实现和解，并力图摆脱重围，实现个体的自由或者内心的消解。在杨遥的小说中，无论孩子还是成年人，似乎都无一例外予以他们适度的人文关照。
在懵懂中寻求契合点
这里的“懵懂”是指小说主人公。以前七篇为例，都是以少年视角来透视生活，描摹现实，揭示问题，既写出了少年的“愁滋味”，又透视出现实环境对年少心灵的蚕蚀，同时在灰暗般的氛围中又忽隐忽现微弱的光亮，在看似冷漠实则关照的叙事中给以某种启悟。《黑色伞》围绕小女孩蔚仙儿去“堵水管子”这一事件展开情节，一个“好心做坏事”的少女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蔚仙儿每天都在等待“修伞人”的出现，因了修伞人那个黑匣子发出的声响让她产生某种诱惑。在老师眼中她绝对不是一个好学生，老师用投票的方式选出做了坏事的同学，大家一致选了她。老师的这一举措对一个女孩子的精神打击是何等残忍？她一次次悄悄堵上水管子又一次次被人拔开，似乎成了唐诘诃德式的一个人物。小说具有童话般的意境。在小说《未来之路》中，担心父母离婚的恐惧心理萦绕在少年莫小戚内心，而他的内心并非一潭死水，而是充满鲜活的质感，尤其来自姨姐的暖意，让他懵懂的内心产生一丝丝涟漪。小说结尾，莫小戚拣到一条大鱼，一下子让少年的内心充满了某种期待，但“未来之路”何其艰难。小说的寓意显而易见。
作为叙述者，作者就像一个戴着墨镜的旁观者，用冷酷的目光审视着他的人物，画面感极其逼真，笔力冷酷而有穿透力。在《炽热的血》中，少年赵青被小混混欺负后，期望表哥为他找回面子，没成想表哥也被小混混给打了，赵青只得把希望从表哥转向自己的父亲，但父亲仅仅是一番虚张声势，他并未去找小混混王二，也没有找王二的父亲，父亲仅仅做了口头承诺，实质上是在“空转”。儿子受欺负，父亲的反应却耐人寻味，他之所以要“空转”，或许因为他没有这种力挽狂澜的能力，只能以息事宁人的态度，用一种不去兑现的承诺来敷衍自己的儿子。其实，这正是底层小人物习惯遵从的普世哲学，向强势投诚，何尝不是一种生存方式？小说中“王菊”这个人物着墨不多，但她却是所有事端的诱发点，小混混每天聚集在她的理发店，争风吃醋，惹事生非。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理发店对少年赵青也具有超强的诱惑力。在少年赵青眼里，王菊就是“一团炫目的白”。少年懵懂的内心充斥着一种无法遏制的欲念，并相互感染与传导。在那样的环境里，除了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打架斗殴，再没有了别的用场。对一个孩子而言，成长伴随着一股内心的仇视与愤慨。人在成长，这种情绪也在滋长打旋，它会不会转化为一种社会的病态？读杨遥的小说，总感觉“好戏还在后头”，更多的情节似乎隐藏在幕后，那些动态的、潜在的东西极为丰润。小说《太阳偏西》如出一辙。少年罗鹏飞和小伙伴打篮球时不小心打碎了一辆轿车的倒车镜，几个心里藏了秘密的小伙伴每天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一个结局，而这个结局在小说结尾时也没有终结。因为车主是给学校捐过款的功臣，老师几番“审问”，步步紧逼，罗鹏飞几次试图主动交待实情却终究没有迈出那一步。宁静校园里少年的内心骚动，有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阵势。小说仅对事件来龙去脉进行了描述，该说破的未说破，蕴含了更多的未知，让读者去想象。《黄河远上》，写一个家族的至亲至爱。随着一个个包袱的打开，人世间的冷漠以及温暖让人泪目。但小说的着力点并非停留在这个层面，周遭的恶劣生存环境周而复始地挤压着父子两代人的生存空间，弱肉强食的现实环境才是普通人亟待挣脱的生存困境。这篇小说发表之时正是全国“扫黑除恶”的初始阶段，小说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其社会功能显而易见。
在杨遥的小说里，故事情节仅是一个外壳，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永远都是隐含在情节推进当中。他很少说教，却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思绪的天窗。《白色毡靴》以“我”的视角，写一个钉鞋匠的奇特人生。南方鞋匠姚三与本地鞋匠的“较量”贯穿小说始终，而这种较量的结局让人唏嘘。作者似乎是在写一种超前与落伍的故事，解析关于时尚与潮流的“新论”。姚三那种至死不渝的坚守和看似落伍的理念，却有着某种超前意识。坚守，看似是一种抱残守缺，反倒成了某种“时尚”，继而达到了“永恒”。小说结尾：白色毡靴“像白色的小山，纸扎烧完了，靴子还在烧。”烧掉的是固守，是某种固执已见。手艺人最应该坚守的恰恰是那种良心善意。无独有偶，《银针》写的也是一个“手艺人”，写一个看上去软绵，实则刚毅的村医。罗汉父亲看病治死人，面对“暴力”，父亲和“我”无能为力，生活陷入孤立无援境地。“我”从抵触学医，到最终“自学成才”，都缘于父亲。小说以一种低沉回旋的笔调，采取“戏中戏”的手法，故事套着故事，让读者真切体悟到底层小人物无以复加的生存困境。小说结尾，主人公陈永生（罗汉）一边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边“把一把葱花倒进油锅里”。读着这样的文字，一定会让你忍俊不禁长嘘一声：生活如此艰辛，活着就得苦渡！作者始终以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心态去解构隐藏在人物内心世界中某种不易觉察的隐秘。小说在叙事风格上与美国小说家乔伊.威廉姆斯的《微光渐暗》相似，但所要表达的东西又截然不同。杨遥的小说灰暗中透出一点点光亮，密不透气，又会在绝境里时不时送来一股“清风”，就好似给自己的小说安装了一部新风系统，总能让笔下的人物绝处逢生，冲出重围，从而给人以慰籍与力量。
在困惑中寻找突破口
在杨遥的小说里，成年人的困惑永远在路上。
中篇小说《理想国》落笔回迁房小区众生相。“理想国”小区业主“何无用”对小区的管理极其逆反，“理想国小区”有其名，无其实，“理想国”不理想，颇具讽刺意味。美术馆策划了一个“笼中人”行为艺术展，把每个参赛队员装进笼子里比耐力。“理想国”小区门房老头也参加了，他选择了一个最小的笼子，最不可能赢得比赛的他，竟奇迹般地坚持到了最后。当看门老头赢得比赛结果时，就像被突然击中一样，让你潸然泪下。在这里，“理想国”实质上就是“笼中人”，而这个“笼中人”恰恰是理想国小区的“看门人”。门房老头把理想国小区的业主禁锢成“笼中人”一样的窘迫境地，他自己却心甘情愿成为一个“笼中人”。而这一切，是为了生存，为了挣一笔巨款给自己远在深圳的儿子买房。看门老头参加行为艺术令人落泪，但也展现了生活中的某种执着与期待。“笼中人”是作者的一个“创意”，塑造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形象。小说结尾，“何无用”获得了出入小区的“自由”，实现了自己的终极目标，这是多么让人心酸落泪呀！小说往来于现实与荒诞两种语境，且相互交织。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不经意间从一个“笼子”走进另一个“笼子”，这是尘世间的世情百态，是当下值得思考的一个现实命题。
杨遥的小说有些地方描述极其繁琐，而有些地方又极其简略。他的叙事回环有序，增减有节。他似乎总在借助他虚构的人物琢磨一些问题，又有意不说透它，留给读者一些未知。
小说《父亲和我的时代》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我和父亲的关系、我和时代的关系、时代与传统的关系错综交织，作者再次运用“文人”的视角，“我”在写一篇叫《隐疾》的小说。因为与现实冲突直接关联，小说情节一再推翻。“我”既是叙事者，又是故事情节中的当事人，对父亲的形象起着重要烘托作用。“我”不仅落伍于这个时代，也落伍于自己的“父亲”，但“我”却心有不甘，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纠结当中。父亲的不断创新求变的心态，无疑成为这个时代的“弄潮儿”。父亲的创新行为反过来又激发了“我”的嬗变，消弭了“我”对父亲的成见与误解，而父亲的变化，同样离不开“我”的推波助澜。情节的推进过程是“我”不断审视、修正自己的过程。时代促成了“我”与父亲的互动，让“我”和父亲一起登上了时代的快车。父亲“命运”的转折，是父亲性格使然，父亲性格中有一种向前冲刺的秉性，在他老年的躯体中保持着孩童般蓬勃生机，这也是父亲成功的个体动因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扶贫”这一概念是隐匿在小说背景当中的，父亲思想的“裂变”是时代促成的，更是那些扶贫干部促成的，但扶贫干部形象并未在故事情节中直接出现，仅从父亲和他的伙伴们的交谈中隐性显现。作者描述时代，揭露时代，关注时代，解析时代，恰恰把扶贫工作这一具有时代性的“公共事件”给隐匿起来，通过普通人的思想行为的变化，寻觅其内在动因，“政治”因素在这里具有了潜在的价值。这是一篇把握时代脉络，有着鲜明生命力和时代感的新时代小说，抖音、微信、哔哩哔哩等新载体，似乎成为一种“时光瓶”，留下时代的落印。
在小说《七截儿》中，作者并没有给他的人物起名字，而是以1、3、5、7分别代表四个男生，2、4、6代表三位女生，他们是一帮文艺班的成年“同学”。主人公叫念僧，他生活的并不顺畅，也并不成功，是一个有着善心的“可怜人”，别人请吃饭，他悄然埋单，他终究搞不清自己与做了寺庙主持的弟弟谁更成功？所能引以自豪的是他可以表演“把自己的脚盘到脖子上，脚趾喂到嘴里”。把这种特异行为看作是一种恶作剧也好，看作是一种变态表现欲也罢，也许是他生活不顺畅的逆反表现，充其量就是一种畸形心理作祟。一个平庸的人，一个不被社会重视的人，该是何等的无奈呀！而承认平庸，又是何等的焦灼！即使在这样一个即时性的“组织”里，也想求得同伴的关注，可笑又可叹！念僧这个人物缺失的不仅仅是对生活的追求和动能，而是丧失了某种内在的精神支撑，说穿了就是一种精神懈怠，是当下人们普遍存在的生存困惑。
杨遥的小说往往波及普通人的命运缠绕，尤其是那些依附于权力或者社会阶层的意象，总能让读者滋生某种唏嘘之感。《把自己折叠起来》以舒文年关回乡为切入点，描述了底层小人物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光鲜的种种艰辛。李老虎和舒文是少小时的玩伴，为了竞选村干部，他请在省城工作的舒文为他牵线搭桥。李老虎用尽浑身解数，甚至在可以掌握竞选“命门”的乡镇书记面前表演“两只脚勾在自己脖子上”的高难度瑜珈动作。这是杨遥小说中反复出现过的“镜头”，这是何等的讽刺与滑稽！李老虎艰难地“把自己折叠起来”，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竞选成功，以此来实现在废弃水库旁建一座养鸡场的夙愿。李老虎信奉“人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人生法则，自始至终，作者一直在渲染一种气氛，普通人想要摆脱生存困境，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必需遵循“适者生存”法则。原来，在乡村社会，也同样蕴含着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生物链”。这一现状让舒文不适应，感觉自己早成了故乡的“陌生人”。在舒文眼里，火车站的钟表还是老样子，不紧不慢地走着，但又与往昔有所不同。时代在前行，人要往前看。这是小说的寓意所在。
杨遥小说主观叙事性特别强烈，往往由着作者的主观情绪推动着情节发展，或者故事情节夹带着作者的主观意愿，但他的小说又绝不是感性的，有时候反而因过于理性而无法左右其情节的延展，由此，小说情节又带着某种恰如其分的神秘感，就好比身上突然奇痒无比，又无法触及，不得不胡乱抓挠一番。故事里似乎没有惊奇，甚至于平淡无奇，但越读越有味道，好似不经意间有一只小火苗闪了一下，让你蓦然惊异。那种云里雾里的感觉，突然一句话，一个细节，又让你豁然开窍，原来真相竟躲在“事件”背后。杨遥的小说总是要让读者在一番阅读“折磨”之后，才可以体悟到某种真相。他的小说不能称之为晦涩，但绝非直白。因为隐匿的成分较多，没有任何一段情节是孤立的。作为叙事者，小说人物面前始终站着一个自己，让读者感觉自己是在与作者一起重温某个场景，在为故事里的人物鸣不平的同时，又为他们的抗争精神所折服。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并未让某些情节滞留于那种破碎或者毁坏状态，而是以一种温和与执拗的姿态将它们凝结在一起，小说往往在人物与叙事者告知我们的东西之外，还有更多有价值的内涵。这是杨遥善于把握小说节奏的智慧与能力。
在灰暗中寻找光亮处
读杨遥的小说，很容易联想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关苏格拉底的诡辩逻辑：先抛出一个问题让你回答，再抛出一个相反的问题上你回答，再用你两个答案间的矛盾之处去反驳你，或者抛出更多的问题来寻找矛盾点。杨遥的小说命题往往就是这样。在《第四座岛屿》中，张天和王一丹夫妇在“失独”后精神崩溃，生活失去了色彩。为了摆脱这种内心阴影，夫妻二人决定外出旅行，他们选择了一处孤岛，却依然难以走出内心那片阴影。对失独家庭而言，暗淡无光的生活里早已不含有任何浪漫的光泽，两颗孤寂无助的内心苍白无力，无所依傍，失独与失爱的悲观情绪在荒凉的孤岛上延伸绽放。这样的灰暗人生，离走向光亮处究竟还有多远？小说结尾：“孤独感在消失，感觉这个世界只留下他一个人了。”失独家庭期待生活改变，但生活能否发生彻底改变，关键在其内心的改变，只有内心发生改变，生活才能发生真正改变。可人的内心那么容易发生改变么？如何来拯救一颗孤寂的心灵？除却家庭和当事人，社会的职责何在？社会如何进行干预？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社会命题。
灰暗是生活的常态，是秩序社会里的“牛皮癣”，具有反复性、多发性特征。在小说《开始下雪》里，王强是一名专职司机，在他内心，当司机一直是权宜之计，可这一职业却成了他一生无以挣脱的谋生手段。多么滑稽可笑的人生！这种情态虽诡异却合理。职业与爱好脱节，是对人的一种精神伤害，甚至比身体的疾病都让人难以忍受，可这恰恰是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常态。王强的显性身份是司机，隐性身份是搞音乐，多少年来他一直进行着两种身份的切换。他弹一手好吉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歌曲，还兼职做吉他辅导员。想活出自我，却又时时受限。虚拟世界的真实感，与真实世界的虚无感、挫败感交织互动，将底层小人物生活的困顿与挣扎展示的淋漓尽致。人的这种内在的拼命与精神的挣扎，来自周遭环境，更缘于个体层面的因素。小说《头顶一片云》直接点题：生活中的光亮总是被头顶一片云遮掩。张斐的妻子李眉患了一种难以医治的怪病，自己又面对失业下岗，还遭遇了江湖骗子，但他依然没有被压倒趴下。张斐想给自己挪一挪地方，因为他深信“人挪活”这句老话。生活何其艰难，但人类具有强大的自愈功能，内心自然升腾起的一缕亮光，足够给自己一个期待与幻想。小说《大鱼》把背景放在了那个特殊的疫情时期，小说主人公陈国亮以及他没有出场的弟弟，还有烟酒副食店夫妻俩，所有人都在困顿中喘息挣扎，有着诸多的抗争与无奈。生活在重压之下，压抑而不乏期盼。无论生活多么艰辛，人们总在盼望着生活的改变，这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
《鲽鱼尾》讲述的是常见的“办公室里的故事”。作者一本正经地在讲述着属于他的“平常”故事，主人公江渔失意、空寂、无聊、躺平，一个中年女人的内心孤独，职场焦虑，被作者抓了个“现行”。一个叫燕非的临时工搅动了机关里的“一潭死水”，他的积极主动与机关常态格格不入，却“正当其时”。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在苦苦寻觅自己的准确坐标，却总是不得要领，求左得右，最终被生活击垮。“脸蛋依然小巧，但因为水分和内分泌的缺失，不再饱满，露出些淡淡的雀斑。”“照片中江渔真是漂亮，杏仁眼，尖下巴，高挺的小鼻梁，露出雪白牙齿的笑容，纯真的样子像极了山口百惠。”两段描述，一个是现在，一个是曾经，却判若两人。这一切仅仅归咎于岁月么？一定还有别的东西在侵蚀着这个女人！作者用冷酷的笔调，入木三分地讲述了一个办公室里的悲催故事。江渔何尝不是每一个职场中人的缩影。她平时省吃俭用，提拔无望，生活没有了色彩，看穿悟透了人生，直到有一天悄然死于家中。江渔眼中的临时工燕非，是一个值得同情与可怜的临时工，可是，燕非硬生生挺了过来。燕非逆袭成功，日后他会不会跟江渔一样？人生有往复，只不过是让别人来复制。职场中人的悲凉，人生的反复无常，跃然纸上，令人汗颜。
同样是写生活重压下恶劣环境对人心灵的扭曲，小说《大旋涡》简直给人一种惊悚之感。现实何尝不是个大旋涡，职场的旋涡，生活中的旋涡，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小说主人公谢弦走到人生中途，在经历种种“风雨”之后，只能靠“怀念”来温暖自己冰凉的内心。曾经的过往变成了一段带着体温的怀想。岁月究竟能给一个人留下了多少值得回味的东西？那位异性知己留给自己的，也“只是一把伞”。生活多么空洞而诡异！
杨遥属于那种风格独特的叙事者。舒缓、严肃，又带一点点冷漠，还有一丝无畏与倔强。他的语言极具创造力和想象力，解析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揭示他们的内在品质，抛出问题，揭开真相，给人启悟。杨遥的小说验证了他对普通人生存现状的深切体悟。他深谙现实生活将普通人撕碎的路径和方式，深知人生也许就是比肩接踵的磨难。普通人就应该把苦难当作短暂的苦渡，一面等待苦难消亡，一面学会隐忍、学会顺势而为，让生活充满期待，让自己的内心滋生一丝光亮，即使是虚幻的，也期待它是真实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