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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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作协公布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支持项目名单中，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葛水平长篇小说《和平》名列其中。一部三十万字的战争题材文学作品，小说并没有去详尽描述正面战场，而是以独特的视角和构思对残酷战事予以了合理的规避与虚化，战争只是作为小说叙事的一个有效载体，通过抽丝剥茧，散枝开叶，一幅波澜壮阔的战时画图被徐徐展开。作品以战争为背景对战争与和平进行深度解析与反思，意在揭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对国家的蹂躏和对中国普通老百姓个体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摧残。读长篇小说《和平》，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时不时向我涌来。这是小说的魅力，更是作者驾驭小说功能所产生的内在张力。作者把国家的命运、个体的命运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来书写，是一部精心策划、精巧布局的关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时空对话，它超越国界、人种，直抵人心。和平，人心向往之，它是人类的吉祥鸟，这只吉祥鸟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左冲右突，自始至终处于某种危局当中不能自拔。和平，成为人类最值得期待与向往的精神家园与神圣净土。小说对人类命运和人性善恶美丑的挖掘拓展到极致，小说人物形象鲜活灵动跃然纸上，小说融入的哲理性光芒熠熠生辉。大题材、大气魄，却写的既从容优雅，又情深意切，既严肃冷峻，又诗意盎然，堪称一部史诗级优秀长篇小说。
一
小说对战争背景下的人性进行了深度探究。作品展示了不同家族在战时状态下所遭遇的身体和心灵的磨难。
小说以中国普通职员张子民一家、日本战地记者八木下弘一家为代表，详尽描述了在战争硝烟中普通人所表现出的心理承受力，也凸显出人性善恶美丑的在战争背景下的本质特征。
小说自始至终都在进行着对人性的探究。八木下弘固执地认为，是张子民抢走了他的女人。张子民惊讶并痛心地反痛斥八木：“中国如此之大却沦落成日本人的试验场，你居然大言不惭说我抢走了你的女人？”
也许，中国普通民众与日本人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屏障，内心永远处于一种隔裂状态，且永无抵达。即使张子民与八木下弘是同年同月同日同庚生，也绝不可能成为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的挚友，为什么？因为这场战争么，是？似乎也不是！
作品似乎给我们传达出一种声音：没有和平岁月，岂有友情可言！与一个侵略者为友，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更是一种孽缘。
当小说主人公张子民和八木下弘这两位昔日旧友在战时状态下相遇时，一切早已发生了改变：年龄、心理、心态、志向，善恶、荣辱、是非，如此等等，昔日的所谓友谊成为最不值得信赖、最廉价的东西。在日军兵营，张子民遇到了已经是上等兵的八木下弘。张子民见到八木的一瞬间，就感觉“彼此的友谊哐啷一声关上了门，钥匙在时间手里，时间流逝成了混沌”。事实上，这个时间节点早已提前了许久。张子民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其下属一个叫程旭亮的通信员，日军少佐长谷川枫提出以张子民为日军提供潼关城防图为交换条件放掉被他们扣压的程旭亮，张子民自然不会答应。想来一个小小的邮政局长不可能知晓一个城市的军事防御机密，而这恰恰是日本人使用的的一根毒针，他们答应放掉程旭亮，让他跟着张子民走了，然后放出口风，说张子民说出了潼关的城防部署。这还不够，在八木下弘的密谋下，身为潼关邮政局长的张子民与日军少佐长谷川枫留下一张合影，这张合影照成为日后张子民内心惴惴不安的一个诱因，也让他在抗战结束时被免去了宝鸡邮政局长职务。一个人的命运因此而发生颠覆性改变。
对八木下弘来说，他的多重性格和多重人格无时无刻不左右着他的思绪和行为。当日本士兵争先恐后冲进P屋，冲向慰安妇时，他认为那是“禽兽的欲望”。可当他第一次离开中国前像一只饿狼一样扑向了毫无任何戒心的绿萍时又是什么？在这个日本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只有贪欲和兽性霸道。他属于那种一朝作恶终身向善的人么，绝对不是！他一以贯之地是一个披着伪善外衣的侵略者，是一个自私自利为所欲为的坏家伙。但是，他又是一个喜欢自我剖析反省、自我折磨的双面人。小说结尾，八木下弘终于“良心发现”，对自己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产生了深深的自责。他试图清除掉自己内心的毒素，“在张子民面前慢慢低下了头”。作为战俘的八木下弘从死亡线上活了下来，缘于中国人的宽容和施救，由此完成了他心灵上的一次救赎。但是，死亡不接纳任何有罪的灵魂，他必须以死谢罪。最终用日本人在战争中惯用的毒害中国人的“空气针”结束了自己可悲的一生。这应该是作者的一种价值取向。
张子民能为八木下弘献血，足以证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善良与包容。八木是战争罪犯，也是张子民的“情敌”，在国仇与家恨面前，正直善良的张子民选择了容忍与包容。张子民认为，人不应该嘲笑别人的命运，因为这是战争状态下人类相同的命运。
然而，在中国战场和中国民众面前，日本人放纵着人性的种种恶行和丑态。在日本少佐田中敬一眼中，中国大地和中国人是一个最好的试验场，他们让日本士兵集体观看活体解剖，用以练习士兵的意志，让士兵练习杀人的胆量。日本人嘴上标榜着“亲善”，行动上随意发泄情绪，奸淫妇女，烧杀抢掠，他们不仅抢夺中国的矿藏，甚至还调拨挑离间中国民众，使这场侵略战争滑向更为残酷的兽性杀戮。
在日本少佐长谷川枫眼里，肉体在哪里，人性就到达哪里。他认为，这世界上能够具有酒的滋味的就只会有两种事物，一个是征服好女人，一个是征服大国家。
战争初始，在普通日本士兵眼里，战争就是行军走路，就是沿途看景，就是到处杀戮。在日本人眼里，死亡是中国人的真实伴侣，战争就是一场猫逮老鼠的游戏。日军经过的地方，他们连借道走过的一只狗都不肯不放过。
托尔斯泰说：“战争本就是丧失人性的最野蛮的行为，为何还要想到什么爱、诗、哲学等人类最文明的东西呢！”在战争状态下，人性是扭曲的。在战争状态下，一块瓦当的掉落，也是对人精神的袭击。逃难，落难，让普通民众惊慌失措。
在战争面前，对死亡的恐惧不仅限于中国民众，也包括那些日本士兵。一个叫福田润的士兵初来乍到时吓得尿了裤子，还有人因为恐惧而尿不出来，有士兵看到穿木屐的日本女人就情不自禁地喊“妈妈”。“恐惧如绳子似的狠狠地甩向每一个人”。对战争的恐惧，是战争对每一个普通人的精神残害。
战争对人性的残害同样体现在日本士兵身上。日本军医将年轻姑娘的子宫当场摘除下来，展示观摩，为的是让年轻的士兵了解性知识。日本人做活体解剖只是为了给治疗伤兵提供临床操作实践，开阔眼界。每解剖一个人，在军医伊堂修一身旁总是围着许多医护人员，他们在观摩，在当看客。当中国苦力被活体肢解时，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嚎叫声，他们的皮囊被剥离，心脏还在蠕动，五脏六腑被裸露在天光之下。这种血淋淋的屠杀，不是在战争状态中的枪杀，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活体解剖。日本人竟然不打麻药做着各种类型的活体解剖，以此来试验不同的个体对疼痛的承受力和面对死亡的忍耐力。那些日本女兵在观看活体解剖时，没有恐惧，没有怜悯。在她们眼里，只有工作，只有使命。她们眼睛盯着操作台，内心实质上已经成为行尸走肉，成了一具空空的皮囊，“同情心像高山缺氧一样稀薄。”
冷酷和麻木，是残酷战争的后遗症，也是人性扭曲的例证。士兵胜村阳太抓住一个不明身份的中国青年，让其坐在黄河岸上，然后挥刀砍下他的脑袋，将尸体一脚踢进黄河。身旁的士兵都仰慕和效仿他杀人不见血的“英勇行为”，争相效仿；日本女卫生兵用“空气针”残害被抓到的八路军战士；日本军医吉森信对年轻的日本士兵说：“勇敢是胜利者最基本的素质”；日本军官教化初到战场上的士兵：“在战场上，不杀人能叫战士么？”；在南京紫金山攻略战中，两个日军少尉进行着惨绝人寰的“百人斩竞赛”。
战争对人的精神残害是对人类的最大伤害，包括中国人，也包括日本士兵，甚至也包括日本军妓。战争让普通日本人心理严重扭曲变态。
日本人侵入中国的倒行逆施，被日本人解释为“为了国家”。战争初期，日本民众普遍认为，他们进入中国，是为家园生存而战。日本人跑到中国打仗，真的是了为了生存么？这是愚昧无知，更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成功洗脑。
那些随军妓女，在登记上船入中国境内时，被标记为“战争物资生物活体”。原来，作为“生物活体”的，不仅有中国人，还有日本人。这些慰安妇，她们是一种另类的“生物活体”，专事为战争服务，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尊严。
为什么女人一定要奉献给战争？而奉献就是参与，就是同谋，就是罪恶！
一个叫中村秀子的日本女人，她的丈夫战死在中国战场，她被誉为“军国之妻”。她拒绝了日本政府给她的一切赔偿，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亲自前往中国战场用身体去慰劳出国作战的日本大兵。一个普通日本妇女的几个儿子全部战死在中国战场上后，她竟然对安慰她的人说，我不会哭，因为这是一场家园生存之战，我落泪，是因为我没有儿子可以上战场了。她还对日本国内青年宣传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机会，为了报效天皇，为了日本万万千千人民的生活改善，你就勇敢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军队抓住，你就剖腹自杀吧，毅然自尽是无限光荣！”
日军中尉井上清一的妻子井上千代子为了让丈夫能够毫无牵挂地奔赴中国战场，在新婚三天后，刎颈自杀，她在遗书中写道：“我的夫君呀，为妻心中充满了喜悦。如果要问喜悦从何而来，那便是因为我能在你出征前离开这个世界，这样你就没有丝毫牵挂，能毫无顾忌地为天皇效命。”井上千代子后来被天皇尊为“昭和烈女”。井上看到妻子的遗书后，“竟感动得一塌糊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许多日本妇女极力效仿，由此衍生出一个离奇而特殊群体“大日本国女子挺身队”。
八木下弘的妹妹、川端康杰的妻子川端野土香，来到中国境内做了慰安妇，可悲的是，她不是被逼，是“奉公”。受战争宣传感染，她主动参加了“女子挺身队”。被俘后，她竟与另一个日本战俘共同杀死了收容所的看守。但战俘所最终还是挽救了她扭曲的灵魂。当灵魂还身时，她产生了羞耻感，感到活着就是一种折磨。她不愿意再回到日本，就像当初她来中国时一样从容坚定。她用结好的绳子在门闩上勒死了自己。
战前月影千草生活在宁静的乡村，稻田、绿荫、果树、大海，田里蛙声一片，树枝上知了叫声多么诱人，这些唯美的画面似乎与战争格格不入。月影千草来到中国后，她手里始终拿着一颗妈妈送给她的珍珠。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终于有所醒悟，她具感到“活着不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当她无法实现让中国人杀死自己的意愿后，主动提出用自己的身体做活体解剖。
岸田枪工长深知军妓月影千草性病缠身，还乐意与她发生性关系，他乞求八木下弘“把月影千草赐给我一夜吧。”他不怕么？“怕什么，我和她有共同拥有的天空，有一天我也会死亡。”原来，一些日本士兵有意染上性病，只是为了逃避兵役，被送回国内。
榊原是一名日本军医，来中国之前，他从未动过手术刀，在经历数十个“活体试验”练手后，榊原可以从容地从一个孕妇肚子里把尚未出生的孩子取出，而这个孕妇是跟随他左右的一个中国厨娘。但最终他还是“没有战胜犹豫”而自杀身亡。
小说描述的是战争的侧面，是战争的拐弯抹角处。在作品中，战争在暗处，人性在明处。作者不是为写战争而直接记述战争，而意在通过营造某些战争氛围，来揭示战争对人的心灵全方位多维度摧残。小说中塑造的普通日本士兵和日本女性，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对本国民众造成精神残害的有力实证。
二
马尔克思说：“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铭记的。”
张子民幼年时从瞎子养父那里接受的教育是：“穷人不能有愁相”。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让他具有了一种乐观向上的坚毅韧性品质，有着对幸福的向往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残酷的战争一直在折磨着他，也在磨练和重塑着他。在战乱的环境中，世界不安宁，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眼前看到的和耳朵里听到的全是杀戮和死亡。这个世界上究竟会有多少人面对死亡和愁苦而能做到坦然面对？张子民似乎做到了。他出生贫寒，因为一场鼠疫成为孤儿，后历经磨难，百折千回，屹立不倒。
面对潼关守军营长李双旺的胆小怕事不作为，他敢于跟驻地守军最高长官叫板。面对恐吓，他不肯后退半步。他只身前往日本军营，恳求日本人放了他的下属。这里既表现出他的胆识，更突出了他敢于与畜牲去讲“德”的“愚”的一面。当日本人故意放出口风，是他泄露了潼关城防部署时，他无奈地仰天长叹：“我他娘的，就想证明我不知道！”
他一直恳求被自己救下的程旭亮为自己作证，可直到战争结束他才猛然醒悟，原来程旭亮早已经被驯化为日本奸细。让一个已经投降做了日本奸细的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是何等的悲哀。战争让普通人的命运勾连交错，真不知道哪天会生出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来。
张子民把下属程旭亮从日本军营救出来后，极力鼓动程旭亮冒着危险去相亲，他对程旭亮说：“去，不然死后都没有人牵挂。”表面懦弱的张子民心中，爱情比天大，比生命还重要。
当张子民开始怀疑自己的大女儿兰子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后，压抑在内心的苦痛无以伦比。他酒后抓住绿萍的衣领吼：“你这个被日本鬼子侵略过的女人！”这种声嘶力竭的怒吼，难道仅仅是向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发出的责难么？显然不是！
荣格说：“一个人毕其一生的努力，就是在整合他自童年时代就已形成的性格。”张子民一生的性格和做派，都带着他年少时的影子。他的善心，他的耿直，他的为人处事法则，都能找到出处，都有它的注脚。
绿萍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在作品中具有特殊的寓意。作为钟表店老板的女儿，她从小就接受一种“事大事小都是守信两个字。”她心地善良，性格柔中带刚，在她身上具有中国传统女性从一而终的品质。绿萍最明显的性格特征是平淡，在极苦极乐中，她始终是依梦而生，她甚至不想抗争，认为与命抗争的人都是多么幼稚与徒劳。可是，在战争状态下，活着不就是抗争么？与残酷现实抗争，与不幸遭遇抗争。一开始，她信奉“用真诚面对友谊”，她的善良从未设防。她的内心始终像一杯清水一样干净。当遭遇强暴后，心中有苦，心中有恨，将苦和恨深深地埋在心底，然后用一生的情和爱去爱丈夫、爱孩子，爱他人，爱这个世界。一个柔弱的身体，却出奇地蕴含着旺盛的生育能力。在她身体里，生命的种芽持续不断地疯长。在战乱的背景下，她竟然奇迹般地生育了七个孩子，而且每一个孩子都在苦难的岁月中艰难地存活了下来。她把每一个孩子都视作自己的心肝宝贝，每一个孩子对她来说都不可或缺。尤其当丈夫张子民对女儿兰子的那种张扬性格看着不顺眼，并加以斥责时，她都会像护犊子一样加以保护，当兰子与驻地守军营长李双旺的儿子李咏恩私奔以后，面对张子民对兰子强硬固执的态度，绿萍坚定地站在了女儿这边。面对丈夫对自己的怀疑，羞耻占据了她灵魂的角角落落，让她整个人始终处于一种破碎状态，但在她内心，有一条清晰可辨的因果链自始至终支撑着她的一切。其实，当女儿兰子逐渐长大时，最早发觉异常的是绿萍自己。兰子的容貌、性格、举手投足，都似极了那个强暴了自己的八木下弘。内心的认可就是对自己极大的伤害。在战争的背景下，在平常的日子里，夫妻二人心照不宣，但两人心中都有了深深的芥蒂。当张子民抓住绿萍的衣领暴打她时，绿萍所能做的只能是抱着头在地上踡成一团，自责和恕罪心理贯穿她的大半生。这个世上最苦最冤的人是她，但她无法诉说，也无可挽回。回不去的岁月，更改不了的结果，给她留下了彻骨之痛。这世上的许多事情难道不都是如此么！
一个女人的生命周期是否美好都该是取决于她是否守住了所谓的节操，是否做到了为某一个男人守身如玉。从遭受强暴那一刻起，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就已经死去。世事和人生，从此刻起在她内心涂上了灰暗的颜色。在父母的恩情和张子民的爱情面前，她选择活着。是善良的本性让她给自己找出了活着的理由。
荣格说：“对普通人来说，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会接受自己。”谁能真正放得下那个最累最无可挽回的词语“伤害”？没有人知道柔弱的女子忧郁的眼神所看见的永远是另一个现实。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全然地接受自己，把一切苦痛都装在自己心底。然而，接受是一种累，是一种精神压迫。绿萍自始终都把这种焦灼隐藏在心底，在内心熬煎中苦度余生。
在医院生下第二个孩子后，夫妻二人怀疑自己的孩子被有人“调包”时，绿萍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要待她好，待她好，人家就待我们的儿子好。”在这个女人身上，始终体现着一颗纯朴善良的心。她给一个流浪的傻孩子“当娘”，把他领回家，给他洗澡，换上干净衣服，她的这一举动受到人们的质疑和冷眼，她却义无反顾。
女儿兰子怀了孩子后，绿萍悄悄给兰子即将出生的孩子备用一些婴儿用的衣物。为挡张子民的眼，她解释说是给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做准备，但她备用的都是双份。后来她恰好生了双胞胎，但那绝对是一个母亲的拳拳之心。
小说结尾，绿萍去三省屋给八木下弘送了一把剪刀。当八木下弘朝她跪下去时，她转身离开了。她不接受这种道歉。即使她已经处于一种失意的状态，即使是一个性格柔弱的女人，一个时刻充满善心的女人，她一反常态，完成了一次“壮举”。
小说给女主人公绿萍的结局设定为“疯”，但即使她“得了癔病”，也是微笑着面对生活，面对眼前的一切，成为一个柔弱的疯子，一个只会傻笑的疯子。在这里，“疯”具有某种寓意。这似乎不太符合绿萍这一人物性格走向，或许也与作者的“善心”相违背，可这是生活的悖论，也充满某种禅意。这一角色的塑造，别具匠心。
作为侵略者个体，八木下弘首先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脑子里也驻着故乡、母亲、樱花，以及怜悯。但他绝对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物。战争后期，他对日本军国主义产生了怀疑，无数次在心里提出了质疑，但行动上却是一个实足的日本法西斯。他不停地写信、写日记，他给自己的母亲写了二十封，给他的老师田中敬一写了十封，给张子民写了五封，甚至还不时地在心里臆想给被自己侵害过的绿萍写信。这个人物是日本军国主义很早就觊觎中国的最有力的注脚。战争前他就来到中国东北，每天拍摄图片后传回日本。战争爆发后，他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出现在中国，他是贯穿整个作品的一个中心人物。他一直在自我反省，他反思战争，但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一开始就充盈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极端的个性心理。在他眼里，一场侵略战争成了一场解放中国的战争，日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中国境内，但他们并没有给中国民众带来所谓的“共荣”，反而给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他固执地认为，战争是为了和平。其实，战争是人类的错误，战争永远都是为了另一场战争的开始，或许他不会明白，战争永远是一场恶性循环的游戏。小说告诉我们，雨水冲刷并不能洗净战俘的灵魂，如同大自然不能打开每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同一个雷电惊醒了万物，却惊醒不了一个侵略者的内心。战俘营改造不了八木下弘的灵魂，他是受战争毒害太深的一个人。
输掉战争的日本人，精神状态是非常诡异的。被俘的八木自残未遂，当他意外发现拿着佛塔的兰子姑娘就是“八木家女儿”后，他放弃了自残，决定活下去。可是，眼前这个亲生女儿竟喊出了“刽子手，侵略者，恶魔，东洋鬼子！”当他从兰子眼里读出了嘲讽和怨恨时，长久以来盘踞在心头的自以为是这一错误认知，一下子无可逃遁。女儿捡起尖刀大声喊：“自己去死吧，你唯有死可以谢罪。”战争让一个女儿要手刃她有罪的父亲。在这里，作品让战争滋生的仇视心理超越了亲情，压制并战胜了骨肉之情。
自然，小说给予这个悲剧人物尽可能多的人文关怀，给予他自我反省救赎的机会，作者没有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军国主义牺牲品，也没有因为他的个人品行如何恶劣，而让他丧失这种权利。
八木下弘自杀前与张子民的一番对话，是他平生真正的一次自我反省。他最终承认了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侵略者，他亲口告诉张子民，潼关邮政局的邮递员程旭亮不是共产党八路军，他是向日军屈服后用两天时间驯化了的日本特务。原来，日本人用一场苦肉计完成了一次瞒天过海。日本人从一开始就在下一盘大棋，他们为战争作了长远打算，计划日军跨过黄河后，在潼关邮政系统内部有人接应，让四通八达的邮政效忠日本天皇。
直到见到绿萍之后，八木下弘的心理防线才彻底溃败。“见到绿萍让我筋疲力尽，她的一生因我和我的国家出现而错位，战争实施了颠覆和破坏。”
三
小说时刻在为战争背景下的众生塑像。
张子民的养父瞎子张旺生这个小人物，对张子民性格的成长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是中国普通民众面对自己悲惨命运时教科书式的一个人物。“瞎子的性格貌似没有多少筋骨”，瞎子对人说：“看我的眼睛是死物，可我的心里却亮着灯。”瞎子的眼躲在自己心里，无眼人读不懂世界，却能读懂自己。他告诫张子民：“穷人不能有愁相。”他深信一个人能来到世上，一定是约好了的事情。无论富贵贫贱，无论快乐悲伤，都应当从容面对。这不仅仅是战争状态下一个底层小人物的处世态度，更是他们万变不离其宗的处事法则。若不这样，似乎就不能活下去呀。
从那些小人物口中念道出一些“不着边际的呓语”，以此来抒发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愫。中医铺的老中医李正奎扶着邮政局的门，抚摸着门锁说：“门是一道坎，旺盛的生育，能让门里的事热闹，也能让人世生生不息。”兰妮奶奶说：“争不过呀！世上万物争不过呀！”
人世与红尘厮守，哪有不忧愁？对普通民众来说，在那样的年代，睁开眼时，人生苦难就在眼前。在作者笔下，面对贫困，有更加贫困之人，面对苦难，有更加苦难之人。这一切，因了国家的贫困落后，因了这场战争。
张四水的儿子被土匪错当作邮政局长的儿子绑票，张子民力主报警，结果被土匪撕票。张四水老婆一下子成了疯婆子，张四水把所有的私愤都积聚在张子民身上，历经战争和岁月的消磨积怨反而愈加深重。当张子民在街头遇到张四水时，出于同情，为了给张四水一个生计，他和下属程旭亮一起在张四水的街头剃头摊上剃头，张四水竟然一刀削下了程旭亮的一只耳朵，然后张四水拉上他的疯老婆一起跳进了黄河。在葬埋张四水和他的疯婆子时，人们意外发现张四水家中的枕边堆放着一包白骨，那是他们儿子的残骸。原来张四水成年累月与自己儿子的残骸相依相伴，苟延残喘，内心的阴影长久笼罩在他的心底，是战乱造成了他心灵的创伤，这一笔血泪债理应记在日本人头上，却被张四水记恨在了自己的同胞身上，作品的悲剧色彩浓烈而令人痛心不已。
作品在描摹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时，没有忽略战争背景下普通人情与义的描摹。崔雪婷只能算是韩瓜葛在妓院里的一个相好，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当得知韩瓜葛就要被执行死刑时，崔雪婷毅然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拉上她与韩瓜葛的私生子一同出现在了刑场，一家三口勇敢地站在了一起，坦然地面对死亡。唯有死亡能成全团聚，“没有人对死亡如此满足”，人世间任何一次微笑都是最美的微笑。这是一家三口留在人世间的浮想与暗示。
保德城内的小地主刘七为了讨好日本人，不惜出卖本村抗日青年。他的本意是“吓唬吓唬”他们，万万没想到日本人竟然毒辣残忍，直接把几个抗日青年给活活烧死。原来日军小队长想用死亡人数和刘七交换粮食，发现日本人的歹毒后，刘七连夜逃离了保德城。多少天后刘七死在了自家的老宅里，同样是被一把火给烧焦的。战争就像是一把刮剔灵魂的钢刀，一点一点削去人们身上善良的伪装，只剩下了残忍。
张子民和绿萍的儿子锡锁子这个孩子的形象值得玩味。锡锁子对父亲张子民的仇视缘于他看到了父亲暴打自己的母亲。一个小孩子永远不会懂得父亲为什么要如此丧心病狂地暴打自己的老婆。张子民的这一行径遭遇了自己儿子锡锁子的极大愤怒，由此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仇恨并誓言要为母报仇。离家出走前，他交代自己的妹妹小五子，用划“正”字的方法记录下父亲打母亲的次数，等他回来后一并了结。他离家出走后，跟着一个驮队几经周折来到了昭化城，成为富户田三杰杂货铺的一名帮工，由此开启了他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时世和人生，在这个幼小孩子的头脑里有了别样的颜色。在时空中“转了一圈”后，他拖着一条残缺的腿回到了父亲身边，但他对父亲的仇视却有增无减。
佛洛伊德说，对一个男孩来说，在他潜意识中有一种对母亲排它性占有欲，任何人，包括他的父亲，一旦对他构成威胁，他都会产生仇恨，甚至想杀掉他们。锡锁子眼见着父亲暴打母亲，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报复心理，而这一切，都因为那个日本人八木下弘，因为日本侵略者的霸道行径和为所欲为。战争让一个孩子的心灵蒙上了灰色，仇视在他的脑际间终究未能驱散，即使战争结果也无济于事。战争对人性的摧毁，即使一个孩子也不例外。甚至，战争对一个孩子的伤害远远大于普通人。
作品记述了战争初期中国民众对战争的认知。他们在躲避战乱的背景下，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为生计犯愁的穷苦日子。战争状态下，国人是麻木的，事不关已，高高挂起，这恰恰是国民政府的失职与失责。在抗战洪流中共产党八路军依靠人民的力量取得抗战胜利，作为人民军队的共产党八路军也在战争中得以迅速壮大。
作品也不乏一些揭露愚昧的细节描述：中国年轻士兵在抗战前线“唱大戏一样的战法”；中国人高喊着“二十年后又是一条汉子”从容跳河；遭遇日军奸淫的中国妇女从容携手跳井，高喊着死后变作厉鬼也要把日本人叫走。
然而，“怂”并非是一个民族，而是民族的某一分子，是单体，而非群体。在战时状态下，中国人的精神力量始终都在，中国人的抗争精神始终都在。人们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各自的坚守，也无时不感受到一股股蓬勃的内生力量在迅速生长。
有人说《和平》中没有真正的英雄。其实不然。作品里少有拿着枪的英雄，却有着让人长志气的普通众生相。作品中一系列的中国普通民众就是英雄。他们遭受战争的蹂躏，经受战争的创伤，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他们凝聚成了一股股潜在的抗争力量，这种力量时不时喷涌而出，给人以震撼。
一位农民当着八木下弘的面对一棵树发出咬牙切齿般的怒吼：“我不把你全部砍光光，我不是人！”他是对一棵树发狠么，不是，他是说给眼前这个日本人听的。用中国话叫做“指桑骂槐”，是一种觉醒和反抗。
一个叫常林的青年，被日本人抓去后，他鼓动做苦力的劳工一有机会就逃跑：“生命哪有二十年后又是一条汉子？你必须当下就做一条汉子。”
一个叫黄小蛋的孩子，父母被日本人杀害，羊被日本人牵走，日本人把他吊在一棵洋槐树上折磨他，他丝毫不肯认怂，一个劲儿地骂“日本鬼子，怂沟子，狗！”一个孩子的不屈服，一定会唤醒人们内心的仇恨和良知。
那些孩子和青年是抗日的火球，每个疑似八路军的中国人都是抗战的火球。日本人的野蛮杀戮让中国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作者塑造了许多悲剧式人物，通过对人物悲惨命运的描写，以此来表达对战争的仇视和对和平的渴望，对受害民众的深切同情，凸显了作者的人文主义悲悯情怀和博爱精神。
战争会让一个国家的国民觉醒，在尸山血海中，便已经铸就一个民族的性格，会使这个国家由一盘散沙凝聚成百炼金刚。
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没有英勇善战的个体英雄，甚至没有记述一场具体的战争场景，也几乎感觉不到那种令人振奋的抗争场面，小说重在描述战争笼罩下的普通民众细微的日常生活场景，力图为那些芸芸众生在战争状态下塑像留影。
读这部作品，会有一种读纪实作品的感觉，因为它描述的场景太过真实了。这场远去的战争被作者一下子拉近放大，以一幅幅幻灯片的形式呈现在读者眼前，让读者不由自主地融入其中，与小说里的人物一起承担起某种爱恨情仇。作者似乎在用一种漫不经心的笔调去展现一场庞杂的战事，把她笔下的人物悉数展现给读者。这是叙事的魅力，也是故事情节的感染力。文学终究要直面关乎人类命运的课题，《和平》给出了较为精准的答案。
四
按照荣格“共时性原理”的解释，宇宙中充满了有意义的巧合，许多看似偶然的事物，其实都暗藏微妙的关联。两件事看似无关，其实都是道体一部分的显现。
小说双线条结构的高度契合，给作品增加了无穷的张力。
小说一开始，作为主人公之一的八木下弘就“死了”。小说采取倒叙、插叙和追叙的方式全方位多层次展示了八木下弘这个日本上等兵的心灵秘史。
作品多角度多层次描摹了八木下弘的内心世界。八木下弘是一个矛盾着的统一体，在他身上，纠结矛盾的心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论是面对战争、面对活体试验、面对杀戮和挫败，他都表现出一种多面性和双重人格。即使面对自己敬仰的老师，他也不想让长谷川枫知晓他心里爱着一个中国女人。他的内心始终是封闭而隐秘的存在。他思绪里的故乡、童年、母亲、妹妹，以及樱花绽放与落英缤纷的景象，都是一种战争背景下的“诗和远方”。最终，当他失去幻觉时，自然也就失去了梦和希望。
张子民及其妻子绿萍无疑是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也是小说双螺旋结构的主干环节。张子民在小说开端就成了孤儿，后来他被卖给捏骨算命的瞎子张旺生。但瞎子很快就在一场意外中亡故，他再一次成为孤儿。他被自己的大伯卖到奉天，成了钟表店的一名学徒。对张子民一生性格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瞎子养父，一个是钟表店老板王向阳。应该说，没有王向阳的慧眼识人，送他去邮政学校读书，就没有张子民的未来。
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张子民，为了生计，从东北起程，一路前行，经广武、雁门关、太原、梁家城子、潼关，最终落脚地是宝鸡。而另一个主人公八木下弘，从奉天回到日本后，很快随日军入侵中国，从天津大沽口登陆，经黄土坡、长辛店、保定、石家庄、太原、晋中、芮城、运城、汾阳、保德，直到被俘后进入宝鸡的大寅村战俘收容所。小说采取“双螺旋结构”的叙事结构，将张子民、八木下弘两个家族成员在战争状态下的境遇双轮驱动，娓娓道来，却又时不时让各自的命运经历充满险境，扣人心弦。
从地理层面上，作品所描述的场景不外乎东北、山西、陕西，甚至把主人公的主要活动场地安置在了“潼关”，但作者所描述的依然是“故土”，是故乡的每一寸土地。除却那些地理概念，以及那些确切的地名，余下的都是作者再熟悉不过的故土和那些熟悉的人和事。作者笔墨里穿梭行走的人都是“故人”，都是熟门熟语的“亲戚”，都是可以目及的大爷大婶、兄弟姐妹。只不过，作者特意将她笔下的人物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必要的挪移、折叠甚至重置，让他们时而走近时而拉远，并伴随着作者的思绪一路前行。
张子民和八木下弘这两个人物仅有四次交集。第一次是战争爆发前，两人在当时的奉天相遇、相识、相知。那时候八木下弘受雇于东京“亚西亚写真大观社”，这是一家日本情报间谍机构，八木下弘住在奉天城，每天忙于收集图片情报，为日本侵华战争做准备。作为一个热血青年，那时候他志向远大，对未来充满期待。那时候张子民是邮政所的职员，因八木下弘经常去邮寄信件两人相识。经张子民介绍，八木与绿萍相识，三人成为朋友。第二次相遇，是在芮城的日本军营。这时候的八木下弘已经不是从前的八木，他已经是一个忠心耿耿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力的战地记者兼部队枪械保管员。这次相遇，时间虽然短促，但八木下弘给张子民设下了隐患埋伏，也让张子民对这个昔日好友一下子心存芥蒂，充满了敌意。第三次相遇是在宝鸡大寅村大同学园战俘营，张子民受命去教化战俘时，意外发现了已经成为战俘的八木下弘。八木被俘后所表现出的顽固不化和不服输的心理让张子民极为反感，他克服不了心理障碍，无功而返。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相遇，还是在战俘营。这次两人相遇，八木下弘的身体器官已经枯竭，命悬一线。张子民克服内心的仇视，情愿为这个日本侵略者献血施救。两人所走的路径大致相同，他们时而独立而行，时而被命运揉搓在一起。作为侵略者，八木下弘跟随部队一路走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那些暴行，即使不是他亲手所为，这一笔血债也应该记在他的头上。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和枪械保管员，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八木下弘所在部队一路狂奔，几经轮换补充，基本上一直在山西境内各地穿插挺进。大部分时间里，两个人一个在陕西境内，一个在山西境内，中间隔着一条黄河，但战争的硝烟无时在黄河两岸弥漫延伸。作品中，虽然日本地面部队并没有跨过黄河到达陕西境内，但日军不停地对西安、宝鸡等大中城市进行着狂轰滥炸，战争给黄河对岸带来的苦难创伤不逊于惨遭地面战争蹂躏的程度。木八下弘心心念念要跨过黄河去，但当他终于跨过黄河时，已经是作为一名战俘了。
与八木下弘一起来到中国的还有妹夫川端康杰、妹妹川端野土香。妹夫作为普通士兵，基本与他同行，最终八木下弘亲眼目睹了妹夫川端康杰被炮弹炸飞，身首异处。妹妹川端野土香进入中国的身份有点儿小尴尬，她是作为慰安妇进入中国境内的，她最终用一条绳子勒死了自己。八木的母亲是作为八木下弘的一种“念想”出现在作品当中，是对八木下弘人格和性格塑造的有机补充。八木下弘的老师田中敬一是诱导八木下弘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关键性人物，他的笔墨不多，但这个人物形象和心理状态跃然纸上，历历在目。
现实主义描摹与现代主义色彩在作品当中得到完美融合。小说将张子民一家的生活变迁作为一条叙事线索，从这条主线延伸拓展，将那些在战争状态下苦苦挣扎的民众作为陪衬，相互映照，互为关联，以致于生死相依。他们失去亲人和家园，颠沛流离，因为战争而无端亡故，因为战争而遭遇突如其来的死亡和贫穷。死亡和明天对他们来说永远不知道哪个先到。痛苦和悲凉弥漫在整部作品当中，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战争中最大的受害者必定是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民众。面对战争，他们除了忍受，除了逃避，除了流离失所，别无选择。
作品中，那种悲惨的画面震撼心魄，无以复加。作者笔下的人物矛盾总是错综连环，张子民对李双旺的仇视，张四水对张子民的仇视，程旭亮对张四水的仇视，张子民对八木下弘的仇视，中国普通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视。这些普通人物的个性特点和所表现出的反判意识，拓展了小说人物形象的丰满度。
作品同样将浪漫情怀给予了那些入侵中国的普通日本士兵。他们有故乡、有亲人、有童年、有故事，是战争让他们的心理发生着一点一滴的改变，直至突变，是战争让他们变得麻木和凶残。
小说人物互为印证，互为衬托，虚实结合，相得益彰。
五
早些年，与作者喝茶聊天的机会多。她聊天时习惯用“慢板”，但往往声情并茂，极具诱惑力。有时候想着她忙，不忍心打搅她时，她总会微笑着说一句：没事，坐着吧。她是一个直性子的女子，聊天时却总是那么消停。阅读这部小说时给我同样的感觉。明明写的是残酷的战争，却采用了一种行云流水式的慢板，用舒缓的语调，类似于小火慢炖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通过小切口展现大视野。小说写战争，却又时不时写花草、写树木、写季节、写河流，写村庄，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春种秋收。写战争状态下人们经历的种种苦难时，不经意间又迅即将一个家庭家破人亡的惨状活生生地描摹出来，把一个家庭移植在战争的氛围中加以渲染，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作者力图避开正面战争写战争背景下人们的“和平”思绪。之所以说思绪，是因为战争状态下“和平”只能在思绪中凝结与绽放，并凝固为一种遐想。你想安静祥和，你想和平，有人不让，它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是那股暗流涌动的邪恶轴心发动并左右着战争的走向。
在写实的状态下，总有着一些写意的东西飘忽在作品当中，成为这部作品的一个显著特色。
作品不时穿插一些虚无的意象描述。作者不止一次写到飞鸟。“战争让鸟逃离了城市。”“这些鸟不在乎要去哪里，它们只是要飞翔，战争限制了它们的自由，但也会让它们在战火中振翅高飞。”“战争结束后，飞翔使鸟成为真正的鸟。”当然，小说中的意象描述并不局限于飞鸟。
写战争，必然要叙事，写和平，必定有意象。
小说中一些“金句”像一粒粒闪亮的珍珠给作品增添了色彩，也让阅读的快感滋润心田，这种快感不仅在于作品中比比皆是的诗性语言，还在于那些隐含在故事情节当中的启悟式思辨，给读者的思绪打开了一扇扇天窗。“想着他还在这儿呢，结果就是找不见人，这就是穷人的一生。”“丑恶的东西总能使人生出想象。”“悲伤比谷粒还稠。”“草木之人有草木性情。”“感觉时间像一枚不堪其重的果子。”“井水是河水的源头。”“时间已给它们褪去了过多的光泽。”“参战的心情一则以意外，一则以惊喜，像大地上生长着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花朵一样。”
小说不止一次写到了樱花，写到了早樱初绽的声响。小说不乏拟人状物的描摹，对那些自然景物的描摹是一种诗意的抒写，是战争背景下的“诗和远方”。是一种乞求和平的愿景。写景时融进了人，写人时融进了物，融进了意象。似乎在作者笔下人世间的所有情愫包括悲切都是诗意的存在。
小说彰显了“和平”的要义。
小说开头，作者就开宗明义：在这个脆弱的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只能是正义与和平，不能是武器。
作者借用小说女主人公绿萍的话，对和平的含义做了这样的诠释：“和平就是平平常常的日子到来，没有报警声响起，没有战争、侵略、瘟疫、贫困、灾难，满足平平常常的日子，每一个亡者都是老死。”
每一个亡者都是老死。这句再平常不过的俚语，揭示了人世间最难以实现的一种理想境遇。至少，在当前世界危局中和平还不能全面实现。
小说分析挖掘了战争的缘起。日本明治维新是日本国之幸，却是日本侵略中国祸起的源头。一个国家，只有强盛才不会被欺凌。只有国家富强，才有资格拥有和平。
读长篇小说《和平》，感觉总有一块石头压在心上，似乎有一种不能承受之重。作品通过叙写战争，企图告诉我们，战争就意味着苦难，意味着流离失所，意味着对普通人的创伤。在安稳的生活环境中或许会感觉到一丝平淡和乏味，但和平环境是多么值得我们珍惜呀。战火纷飞的年代离我们渐行渐远，战争不再给普通人内心残留任何尘烟和痕迹。可是，战争真的可以忘记么，当然不能！战争是伤害人类的罪魁祸首，只有和平才弥足珍贵。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人类呼吁和平，却让“和平”无时不陷入战争的泥潭，让和平成为战时状态下人类的一种精神臆想。读这部小说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当前世界危局中发生的俄乌冲突、以色列入侵加沙的画面。这是作品带给我们的延伸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