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奸臣”

张坤敏

儿时的我，有一个“奸臣”的名号，这是哥姐们给我取的，虽然长大了我才明白“奸臣”的含义，但我依旧欣然接受，并以此为荣，因为这个“奸臣”的服务对象是父亲。

儿时的我也许真的很奸吧：父亲要洗脸，我赶忙预备好擦脸手巾；父亲要坐下，我赶紧搬小板凳；父亲要吃饭，我马上递筷子……那时的我，也确实很有眼色，精灵乖巧。所以，父亲每次稍微出远点的门儿，比如去赶集、去供销社买卖东西，若有可能，就会把我带在身边。我的任务是帮父亲照看东西，回来的时候，父亲也顺便给些奖赏：一个烧饼或几块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样闭塞落后的农村，这样的美差自然让三姐和弟弟羡慕不已，他们曾几次哭着闹着要去，父亲便说：谁去就把谁扔到沟里，谁去半路上就把谁送给要饭的。这样一吓唬，他们就不敢和我争了，于是我就成了父亲六个子女中最见多识广的孩子。

我读小学一年级那年，家里收入好一点儿，临近春节，父亲给我们姐弟六人都发了点儿零花钱：大姐、二姐、哥哥，每人一元；三姐、我、弟弟每人五角。我们高兴地呼朋引伴去赶年集。我的同伴家里很穷，她家里养着两只鸡，她偷拿了三个鸡蛋，装在衣兜里，到集上卖了三角钱，买了一条红头绳和一朵粉色绒花，准备过年时扎在头上。我也很想买，可最终没舍得，我用父亲给的五角钱买了三个橘子，因为那时，我的母亲正在闹感冒，咳得很厉害，听卖橘子的人说，吃了橘子，就不咳嗽了。我没吃过橘子，所以就相信了卖橘子的人的话。

赶年集回来，哥姐们都买了自己喜欢的物品，我把橘子交给了母亲。吃饭前，父亲召开了个家庭会议：“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你们看看老四闺女，多有孝心！……”于是，我的“奸臣”名号，在兄弟姐妹中间越叫越响，甚至远播乡邻亲友。

我读初中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村里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的经济条件逐渐改善。那时我在班里学习成绩优秀，在父亲眼里，我做什么事好像都是对的，所以也很容易得到他的资金支持。

我喜欢唱歌，成天放开喉咙，扯着劲儿唱，姐姐们听着跑调儿的歌儿嫌烦，制止我，父亲说，四闺女长大了当歌唱家；我喜欢看电影，经常买连环画册和《大众电影》刊物，母亲说太浪费钱，父亲说，四闺女长大了当演员；我喜欢上了武术，订购了整年的《武林》杂志，参加村里武术队，晚上练功，哥哥说，疯疯癫癫的没个闺女样儿，父亲说，四闺女长大了当警察；我喜欢上了英语，买来陈琳主编的广播电视外语讲座试用教材，霸着收音机听广播，乡亲们说，中国话还没学好就学外国话，父亲说，四闺女长大了当翻译官……

总之，我这个“奸臣”，在父亲那里是深得宠信的。

当我所生活的沙头村和我同龄的女孩儿，大都辍学、早婚后，父亲承受的心理压力便大了，很多村民都说，女孩子家，念哪门子书，书念不成，就找不到好婆家了。父亲在我面前从不提给我找婆家的事。

我在伍仁桥中学读高中，家离学校七里多，学校没条件住宿，我每天奔波在尘土飞扬的乡村土路上，遇到雨天，道路泥泞，我还要背自行车行进。我的母亲身体不好，因为担心我睡不够觉，每天早晨五点钟准时起床给我做饭的是父亲。当我狼吞虎咽地吃着父亲做好的饭菜时，父亲就赶忙把自行车从配房推到院内，摁摁轮胎，看该不该打气；转转车轮，看刹闸灵不灵；摁摁车铃，看铃铛响不响……隆冬时节，父亲还要把我的棉手套在火炉上烤一烤，递给我，然后戴着星星千叮咛万嘱咐地送我出院门，直到我消失在他的视线中。父亲这个“皇帝”，当得比我这个“奸臣”还要辛苦！

一九八五年，我的小说、诗歌、散文连续见诸报端，当时的县广播电台也开始播送我写的新闻，村民们的风凉话才渐渐少了。后来，《中国教育报》给我寄来三十元征文奖金，村民们更是惊叹不已，于是家喻户晓：张家四闺女写一篇文章赚的钱，能买一窝小猪儿。从此，乡亲们开始用我父亲的模式培养女孩子。

一九八七年八月，邮递员给沙头村送来了唯一的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家的土坟上算是冒出了股青烟儿。

于是，寒假暑假来临，磁河流域的千里堤上，便多了一道风景：锦鳞般的落霞飞满天空，一头絳黄色的老牛拉着一辆不算大的车，一位头戴白羊肚手巾的老农坐在车辕后方，悠然地在空中轻旋着鞭梢，一个衣着朴素的女孩儿，坐在牛车装载着的箱包上，轻哼着一曲《乡间的小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那是年近六旬的父亲接我这个“奸臣”女儿回家的情景。

一九八九年底，我这个“奸臣”女儿终于可以给“皇帝”父亲尽一次忠心了。我揣着刚上班四个月来积攒下的工资（那时每月只挣七十二元），兴高采烈地领着父亲去伍仁桥赶集，达成父亲买一件皮袄的夙愿。那天，父亲高兴得像个小孩儿一般，在悬挂着的皮袄中间，钻过来穿过去，简直挑花了眼。一会儿看看这件，一会儿又摸摸那件，挑了三个多小时，才选中了一件据他说是小羊羔皮的皮袄，我花了一百八十元把它买下来。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件皮袄是父亲在乡亲们面前炫耀的资本，二十多年后，我早已给他买了更轻便的羽绒服，他依然舍不得扔掉。夏天，他小心地放上樟脑丸，收进柜子里；冬天，他依然取出来放在床上，晚上睡觉时盖在脚上，也不嫌沉重。

父亲的偏心眼毫不掩饰。别的儿女孝敬的东西，他在乡邻们面前只字不提；我买的东西，他就常常放在眼前儿，挂在嘴边儿。幸亏我们兄弟姐妹关系相处得融洽，不然，我这个“奸臣”就成为众矢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