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钱的那些岁月

“不差钱”是句台词，是个戏言，不能当真。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又有几个人不差钱？我就差钱。

岁月无限，落地有痕，差钱的窘况，差钱的酸楚，差钱的往事，差钱的屈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故事，一块钱顾不上体面的传言，“差钱”犹如手背的伤疤，赫然夺目，无法掩饰。

差钱的那些岁月，“钱”是心头肉，“钱”是心中恨，一桩桩、一件件、一幕幕，让我们记忆犹新。

一分钱

差钱的那些岁月，我们走路习惯低着头，期盼能捡到一分钱。一分钱可以难倒英雄汉，买东西差一分钱都不行。

在城里，“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那首歌都会唱，哄着一代代学童；在农村，“捡到一分钱”的机会近乎渺茫，“交给警察叔叔”的概率更等于零，农村也没有“警察叔叔”，拾金不昧的故事都写在书上。偶尔发现地上躺着一分钱，银光闪烁，吸人眼球，扣人心弦，怀疑祖坟冒了烟，天降好运于斯也，猛然一脚踩住，蹲下来假装系鞋带，两眼贼一般四下打量。或许是双敞口布鞋，就伸手去摸脚踝，假装鞋帮硌了脚踝；或许穿的双耳子草鞋，两手就去散开绳结，似乎绳结勒了脚背；或许就是一双赤脚，遂捂住脚趾吁气，走路踢翻了趾甲。其实，他跟前并没有路人，不远处有人但没留意，那个屎胯肚娃娃，捧着搪瓷碗喝稀饭，喝得满脸都是稀饭；门口有个赤膊汉子，坐在门槛上吸旱烟；一只猫不声不响走过来，猫步走出了国际范儿，一脚踩上苞谷杆儿，发出咔嚓一声响，把捡钱人吓一大跳，连忙挪开脚板，飞快拾起硬币，攥在手掌心里，两眼向四周扫描，确认没有人发现，就假装去扯衣襟，顺手将钱塞进口袋，脸上随即绽开笑纹。

五分钱

差钱的那些岁月，五分钱就是一个鸡蛋。说句实话你听，不是自己生的不心疼？不！生蛋的母鸡可是亲手喂养的，其地位并不比一个娃娃差，一个鸡蛋五分钱。手里揣着一个刚从鸡屁股抠出来的热鸡蛋，到供销社可以换回一张白纸，几个对折后，裁成作业本，物尽其用，用至极限，彰显价值。第一遍：铅笔写完正面，再写反面；第二遍：钢笔写完正面，再写反面；第三遍：毛笔写完正反两面；第四遍：塞在茅厕墙洞里方便。

我的堂妹慈，慈眉善眼，善于哭诉，都怕她哭。放学一回家，她以眼泪加鼻涕的诉求方式争取到一个鸡蛋，她急需一个新算术本。她的二妈（当地习俗：父母按排行称呼）挨个去摸鸡屁股，看哪只鸡屁门有蛋，花母鸡有幸被选中，慈高兴得眼泪鼻涕一起流。第二天是星期日，慈一早起来就守在鸡窝旁，我们喊她跳房子都不理。那只花母鸡也不理她，伏在鸡窝里不动声色，间或咯咯叫一声半句，一直等到太阳照进天井，大人扛着锄头出了坡，老母鸡才咯咯大叫，产下一枚红皮鸡蛋。慈终于如愿，揣着鸡蛋就跑，鞋都跑掉一只，跑到了小卖部。俗话说，忙乱，忙乱，越忙越乱。满头大汗的慈既忙又乱，跨进小卖部那道门槛时，连人带蛋扑倒在地，红皮鸡蛋流了一地。

一角钱

差钱的那些岁月，一角钱几乎等于巨款。皂角树有个背脚子，认不认得都喊他老柳，老柳在大河边背窑货，整天背筐打杵不离身，挣的钱只够打酒喝。老柳儿女双全，女儿早已出嫁，儿子在河南当兵，隔三岔五写封信回来，权当作“常回家看看”。老柳小时读过四年私塾，土改时还当过几天文书，自视为读书之人，坐在大河边看完儿子的信，回家挑灯夜战写了回信，第二天一早去城里邮局邮寄。邮局柜台高，老柳个子矮，踮着脚递上一角钱，说：买一张邮花，找我两分钱啰！柜台内坐的飞机头，可能起早了心中郁闷，听罢老柳后半句更烦，扯下一张八分邮票，连同一枚两分硬币，望都不望丢上柜台。老柳一手抢邮票，一手去按硬币，硬币孩子一般顽皮，一上柜台骨碌碌转，老柳按了几次扑空，眼见它三转两不转，日的钻进了柜台缝隙。老柳勃然大怒，拍着柜台吼道：信不寄了，退我一角钱！

一角七分钱

差钱的那些岁月，耗损了我的蓬勃青春。我们兄弟三人，我是幺儿子，理应娇生惯养，可我母亲没有女儿，只能拿我当丫鬟。我除了上学和放学前完成家庭作业，要负责扯两头猪的猪草，放五只六只山羊，还有刮洋芋等等，一应家务，概莫例外。正因为负担沉重，就有了和母亲讲价的本钱。家里每年杀一头年猪（卖一半吃一半），出槽两只山羊（杀一只卖一只），猪羊出售大约有几十元收入，具体多少数额我至今不清楚，管家的母亲是保密局长。

既然我有功在身，总该给予奖赏吧？

奖赏机会来了。我跟着母亲去了公社供销社，她要给我扯布做裤子，我的裤子补巴摞补巴。她和那个平头售货员交谈时，我突然发现柜台里躺着一把铁皮子手枪，虽说乌黑也不闪亮，但它毕竟是把“枪”，别说我们老屋，就连九畹溪对河两岸都没见过。我看清了价码：一角七分钱。妈呀，它一下子揪住了我的心。我蹲在柜台边，激动得浑身打颤，脑壳里转动着一百个主意，怎样才能让母亲应允呢？我想到了“乖巧听话、做事勤快、不再尿床”等口头保证，也想到了“不扯猪草、不牵羊子、不刮土豆、不洗碗筷”诸多要挟条件，等到母亲喊我并过来扯我离开时，我一把抱住母亲的腿，效仿慈惯有的做法，以眼泪鼻涕一起流的方式，声称就喜欢穿补巴裤子，再三保证“只要一把枪”，竭力央求母亲开恩。平头售货员十分同情我的“遭遇”，隔着柜台帮我说情，又拿出那把手枪，做一个射击动作，我担心他弄坏那把枪，我赶快大哭大闹起来，眼泪鼻涕糊了母亲一身。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母亲哭笑不得，满脸都是羞涩，面对平头售货员，她无法当面教子，只好展现出伟大的母爱：迟迟疑疑掏出“钱包”，一层一层展开手绢，露出一小卷人民币。她不能不买枪，可她又舍不得，一角七分钱啦，对于一个当家人来说，好比刀子剜她的心。我停止了哭泣，看着她抽出一张一角纸币，忽的一下卷了“钱包”，对着平头售货员“讨价”，说只能出一角钱，又说只有一角钱，还说多一分钱也没有啦……

差钱的那些岁月，没有“讨价”之说，只是延缓了“一角七分钱”离开她的时间。最终，那把铁皮手枪到了我的手中，成为我一生中拥有的唯一玩具，也是价值最昂贵的玩具。

一块钱

差钱的那些岁月，一块钱关乎隐私和尊严。我读高中时，十天一个“星期”，可以回家两天，回家时梦想一饱口福，返校时为钱而苦恼。父亲规定每“星期”一块钱零用钱，尽管标准不能再低了，母亲还是捉襟见肘，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同时需要一块钱的高中生（我和二哥）。每次在我背上背筐欲出门时，一块钱依然不能如愿到手。母亲望着天井叹长气，鸡窝早已看了几遍，鸡屁股也验了又验，没办法就在老屋里转着圈借钱，最后塞给我一把角角分分。我并不嫌弃角角分分，角角分分毕竟是钱。我赶忙擦去眼泪，揣上钱抓紧走路，走出老远脸上还有泪痕。一块钱，放在今天说不上嘴，却让母亲左右为难，她求人借钱时，说话低声小气，全然不见平日的爽朗。这笔巨款，我在学校里如何开销，时至今日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我没有奢侈过一回。课间尤其是午休，同学们三五成群，跳过小河去镇上玩，那里有供销社、餐馆、粮店、邮局等，在那里，可以买包子，可以买糖果……人影婆娑中没有我，我躲在寝室里看书，或独坐在小河边发呆，我身上只有一块钱，一块钱只有隐私没有尊严

三块钱

差钱的那些岁月，想挣钱也鲜有门路。我家住在九畹溪畔，上高中要跋山涉水，每次都背着粮食酱菜，从芝兰顺公路走去，整整三十里路。个子大且胆大者在上坡处爬车，等车到峡口垭再跳下来，或被司机发现撵下车。我属于个子小胆子也小，没胆子也没能力爬车，但我很想搭上便车，走路实在是太累。因此，到了放假回家那天，我就硬着头皮去见堂兄，他是区供销社的干部，有车路过他就喊停敬烟，请求司机捎我一程，我就爬上驾驶室顶棚，摇摇晃晃坐到芝兰，让风吹得泪流满面。除此以外，更多时候是结伴步行，或顺着公路一直走回家，或绕着峨眉山走小路，走到梨树垭再下夜虎坡，从棺木岩涉水过河。那时我们公社有个农机厂，打铁烧煤供不应求，需要从我们学校附近的煤矿买煤，我们就利用放假顺路背煤，借机挣点力气钱，报酬是两分钱一斤。我年少体弱，咬着牙背满一背筐，大约是二十八九斤，遥遥二三十里山路，跟着太阳一直走到日落西山，累得精疲力竭，就挣下那几角钱。

我们学校旁边有条小河，小河对岸的卫生院修建院墙，需要两个立方的鹅卵石，每立方工价定为三块钱。当我捕获到信息时，已有三个同学捷足先登，他们个个人高马大，却只有一个背筐，就分工一人负责上，两人轮流去背。我没有背筐，但我有两条腿，我抱起石头就跑，快速跳过小河，快速爬上边坡，快速抵达工地，他们三个人合作一趟，我可以跑三趟四趟。他们有点瞧不起我，说我抱的石头有碗大，又说看我红旗能打多久。他们也许没有想过，我本是农村孩子，赤脚行走如飞，体质干练结实，论输赢为时尚早。事实胜于雄辩，连续几个课间午休后，工地需要的两立方鹅卵石同时到位，当他们三位在小河边瓜分报酬时，我怀揣三块钱已坐在教室里读书。

五块钱

差钱的那些岁月，学生阶段最为难熬。高中时，我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大的二十五六，且有谈婚论嫁者。但凡一眼看去，男生胡须旺盛、喉结突出，女生辫长腰细、丰乳肥臀；小的如我，十四五岁，乳臭未干，朦胧无知。我有幸和二哥同时读高中，且按考试成绩分在一个班，大我一截的二哥应该看护有责。我们的大哥，大二哥一岁，远在陕西当兵，据说每月有几块钱津贴，大哥为了减轻父母负担，隔月就寄回五块钱来，点明给我俩当学费。这笔巨款自然由二哥掌管，开支细节不知究竟，他本人从未公布过，校长和老师也不过问，我本身又疏于维权，每次向二哥要钱时，他一句“用完了”打发了事。偶有一次，我随同学去小河对岸镇上，在墙角拐弯处与二哥撞个满怀，他正举着一个肉包子大快朵颐，他非常友好地把手伸到我面前，要我品尝那个咬了一个月亮弯的包子。我当即婉谢了他的好意，走过几步咕咚咽下口水。二哥大我五岁，已是一个标准的男子汉，和我一样的伙食标准自然亏欠，理应视条件搞一些额外补充，但我不快的是你吃包子时，难道就没有想起自己的弟弟？这件事不知怎么就被班主任知悉，由此我得到额外的补偿。有时上课铃响，班主任——我的陈老师就点我的名，一脸威严地说：你跟我来！同桌的柏就捅我的腰，说：哈哈，又坏事哒！我个矮，坐头排，起身也快，站起身来，耳红脸赤，低头走路，心潮澎湃。陈老师的办公室就是寝室，走廊靠右第三个门。他打开门锁，把我引进去，指着窗前的桌椅，轻轻地说：把它吃了！我往桌上一看，一碗白米饭，一碗回锅肉。不等我回头，他已带上门出去了，咔嚓一声上了锁。多少年后，在桂子山一栋公寓里，当我向师娘谈及往事时，我的老师居然没有印象。爱别人，无心记忆；被人爱，没齿难忘。

七块钱

差钱的那些岁月，钱可真是好东西，它的体现无处不在。我的童年，衣服捡旧，穿新衣是奢望，谁让我是老幺呢？从有记忆开始，到我参加工作，从未穿过新棉袄。读初中时，同学大都是穷家子弟，笑破不笑补，谁会大惊小怪？我穿着哥哥们的旧棉袄过冬，只要身上暖和，也没有人讥笑，也不怕别人讥笑，干部子女也不会，他们要我传授游泳和摔跤技巧哩。到了高中，我个子稍微长高一些，捡旧的衣服捉襟见肘，母亲就将我干姐姐的花棉袄改改，衣襟边缝上一道蓝布，外衣一罩看不出来。我的同学高和我最要好，课外抢不到篮球就和我打闹，纠缠中无意发现了我的花棉袄，他好似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当着全班同学翻出我的花棉袄。我当即羞得无地自容，猛地挣脱他跑回寝室，脱掉花棉袄塞进箱子，从此发誓不再穿它，宁愿背抵墙壁取暖。高中一毕业，我光荣地混进革命队伍，平生第一次领到工资，整整二十七块钱，我兴奋得满脸通红，躲在寝室里一遍一遍数钱，每一遍的结果都不一样。三天过后，我结清三块一角钱的内外欠债（其中：支局食堂伙食费一块五角、供销社食堂伙食费一块六角），斗胆支出三块九角钱巨款，在公社缝纫社量体裁衣，平生第一次穿上新棉袄。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差钱的那些岁月，总算渐渐逝去，虽说差钱的窘况一直伴随我们，但差钱的概念和内涵发生了改变。我参加工作首月，领到二十七块钱工资，三个月转正后升为三十二元，两年后涨至三十七元四角四分，自此维持该状态十余年。九十年代后期，工资与时俱进，从几十块涨至几百块，再到今天的这些数，虽说物价与工资同步，但毕竟是腰缠万贯，差钱的那些岁月，也一去不会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