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老爷

乔老爷自然姓乔。

乔老爷军人出身，在部队当报务员，喊他“乔老爷”是因为《乔老爷上轿》上映。

那个年代，归州城里时兴喊外号，没有外号也要起个外号，起外号的热心人很多，无偿授予别人外号，外号且形形色色，譬如“两吨半”、“土匪”、“皮条”、“打杵”、“油光石”、“秤砣”等等。

在我们单位，年长者被称为“师傅”，约定俗成，渐成行规，这也是社会文明的体现，可惜好景不长，不知不觉间风行外号，明显带有文革遗风。

我的师傅姓寇，外号就叫“日寇”，他因此义愤填膺。起初我还以为他当过兵，甚至怀疑他是否东洋战俘，因为他喜欢军人行头，绿上衣还自缝两口袋；我认得另一位师傅姓刘，沉默寡言，身材壮实，貌似电影里的日本兵，遂被“好心人”授予“鬼子”。其实，他俩都是地道的中国人，与东瀛四岛毫无瓜葛，外号让他们差点成了敌人。对比他俩的悲惨遭遇，乔老爷的外号还算恭敬，同事呼喊他也乐于应声，但我从没喊过一声“乔老爷”。我不喜欢喊别人外号，也不喜欢同事间喊外号，更不喜欢自己落个外号，这也是我做人的底线。

我奉命调进归州城第一天，进电报房见到的第一人就是乔老爷。他梳着毛式大背头，着装显得很随意，上着白色汗衫，下穿过膝短裤，脚靸软底拖鞋，叉着腿站在机台边发报，他的腿细得像麂胯胯。我们进去时门响了，他扭头瞥了一眼，没有开口的意思。我不知道他是我的班长，也不知道他就是乔老爷，更不知道他是个左撇子。旁人就扯我衣襟说喊班长，我顿了顿低声喊了一句，他好像没听见也不应声，估计是真的没听见。他头上戴着黑耳机，左手颤抖着敲打电键，右手握着支铅笔抄写，一副地下工作者模样。忙完一阵终于回头，一副慈眉善眼面相，眼珠略有些泛黄，上嘴唇比下嘴唇短，四爷说过那叫地包天，地包天却没包住天，一笑牙床露出来了，牵着一道道皱纹。他说话的声音有点沧桑，望都不望就问我：你是新来的小某？知道莫尔斯电码吗？我笑而不答，也无从回答，那时的我混沌未开，只知道有个莫斯科，认得26个英文字母。他终于转过身来，捋一捋毛式大背头，顺手把铅笔夹在耳轮上，从头到脚看我一眼，咬牙切齿地说：摩尔斯这个狗日的美国佬，就是他发明这该死的电码……听他一说我倒吃了一惊，因为他的面孔变得怪异，一开口嘴里就有些“带渣”，难不成他的脑壳有毛病？

后来我得知，他果然有“毛病”，单位一些人说他“神经兮兮”。对乔老爷的“毛病”，我的师傅不置可否，只是悄悄告诉我，他发报把手搞坏了（报务员行话：发电报讲手法，稍不慎手法坏了，点划不能流畅，或是无法发报），又说乔老爷用的左手，之所以他用左手发报，是因为在部队搞坏了右手。听到这里，我的两手不由自主出了汗，我想倘若右手不“坏”，他岂不是可以左右开弓。事实出乎我的判断，他果然可以左右开弓，无论发报还是抄报，左右手均能胜任，只不过左手发报顺畅，左手发报右手就会抄报，但有时也用左手抄报，机台场面显得有点混乱，和他交接班总要收拾一番，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一手字码写得漂亮极了，尤其是“2”和“7”，宛如行云流水，看他抄报就是一种享受，我想就凭此也得让他当班长。

可是，喊他班长的人很少，大家习惯称他乔老爷，乔老爷对此也不在意。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单位至今流传他的故事，说出来令人津津乐道。有人说，但凡领导个个怕他，但又拿他实在没法，他讲话提意见从不顾忌，巷子里赶猪——直来直去，既不讲究方式方法，也不选择语言词汇，更不考虑对方接受程度，经常让领导下不来台。有次支部开门整风纳谏，各班派代表给领导提意见，乔老爷代表电报房发言，张长李短数落事例，说东道西激动起来，激动起来脑壳失控，当即直呼领导大名：某某某，老子日你先人！

这是真事，也是笑料，令人不忘。多年后，乔老爷光荣离岗，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在归州城里悠闲度日。他的模样一点没变，仍是过去的装束，冬天脖子上多条围巾，夏天手里多把蒲扇，跟在老伴身后逛街，遇到他我自然恭敬请安，提及往事忍俊不禁，他承认那时自己失控，脑壳一热就把持不住。

除此以外，乔老爷还有洁癖，特别讲究清洁卫生。我们电报房在二楼，他的寝室也在二楼，与电报房相隔几厢板壁，他的寝室从不锁门，床铺折叠整整齐齐（恐是军人习惯），用品用具摆放有序，寝室乃至门外走廊，地板整天擦得放光。他当班长时期，电报房清洁卫生经得起检查，门上的红条条永远是“最佳”，无论机台还是地板，你怕是摸不到灰尘。只要他在电报房当夜班，一有空就用拖把拖地板，从电报房一直拖到门外走廊，一路拖至对面长途台门口，再一路拖下楼梯，拖出一片新天地。

乔老爷不抽烟只喝茶，只喝老家煸的茶，动辄捧着茶杯消闲。有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在电报房值晚班，乔老爷捧着茶杯进来，伸手拍一拍我肩头，说闲得无聊他想值班，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咋玩？看电影没买票不说，脚还冻得像狗啃一般，哪有电报房的白炭火盆？我不敢鄙乔老爷面子，他是个农村半边户，工休才回老家一次，平时和我一样孤军奋战，筷子敲碗上食堂，提桶水洗脸烫脚，也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又不喜欢逛街日白，除了上班再无其他兴趣。我当即下楼去“玩”，穿过迎和门上后街，街上冷冷清清，路灯昏昏沉沉，偶尔有人影晃动。我顺后街一直走，走过公安走过政府，走过大招走过小招，走至西门口往下转，从迎宾旅社上前街，一路走至南门口。城门洞有盏路灯，灯光像死猫眼睛，灯影下有两人走棋，为别腿马争论不休，争论声越来越大，夜幕中引来一声怪叫，原来城墙根睡着女疯子。下棋人熄了火，兜着棋子散去，我也赶忙走开，左转是一摞石阶，摸索着拾级而上，穿过人民广场，电影院里还有声响，听不清放的什么电影，我顺院墙走过城门洞，转了一个大圈上楼，乔老爷正在火盆边拨火，诺长时间一份电报都没收发。他让我坐下来烤火，把他的茶杯递给我，刚泡的一杯毛尖茶，杯子是金属盖玻璃杯，外面套着塑料胶丝网，这在当时是顶级奢侈品，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我看了看他的心爱之物，琢磨着是喝还是不喝，犹豫时间其实很短暂，他拿杯子的手伸着，说：你喝不喝？不喝扔了！“扔了”两个字尚未出口，杯子日的先飞出窗口，啪嚓一声砸在楼下院子里，我吓了一跳，跳起来跑向窗口，他的干部杯已经瘪了。他怔了怔起身下楼，捏亮电报房的电筒，捡回那个不锈钢杯盖，还有那个塑料胶丝网，说是还可以再用。

我当报务员那时，文革遗风导致纪律松弛，电路、机台扯皮是常事，电路两边的报务员，视通信纪律为儿戏，各自逞强、互不相让，遭殃的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惜字如金的电报，不管是加急的“母病危”，还是特急的“父病故”，电报在机台上有时会睡一整天。遇上机台、电路扯皮，宜昌个个是“老大”，就电路而言也的确是“老大”，归州城是个小县城，相比较属于“乡下”，幸亏有乔老爷罩着我们。前面说过，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在部队就是报务班长，见的场面和人物多了去了，岂能容得宜昌老大欺辱？遇到机上扯皮，他当强力后台，命令全线开火，常常一个上午乃至一天停止收发报，归州城的电报堆一大沓，宜昌城的电报也发不过来，一直扯到双方领导拿着电话下令。即便如此，乔老爷丝毫不做让步，仍是一方五份轮换着发，倘若对方坏了规矩，不由分说一通“嗒嘀”（莫尔斯符号9：滚蛋的意思）招待，发得手指酸疼，就让送电报的老郭代劳。老郭是线务员出身，爬杆子掉下来伤了腰，改行从事电报投递，他咬着一根长杆儿烟袋，一边吸烟一边敲打电键，慢腾腾敲打那个“9”，那个场景至今恍若眼前。其实，乔老爷争这个赢，大多是为我们护短。他的寝室离电报房不远，嘀嘀嗒嗒的电报声听得见，遇到宜昌一方欺负人，他靸着鞋就会来电报房，不由分说一连串“9”，然后命令休战，呼叫不回应，电话不让接，就为赌这口气。

乔老爷当了两年班长，调去乡下做了支局长，没人给我们撑腰、护短，机上扯皮一边倒，宜昌报务员不战而胜。

新班长是我的师傅，也就是大家喊的“日寇”，他终于当上这个班长，他很在乎这份荣誉，这是他毕生最大官衔，因而非常敬业且认真，只可惜他为时已晚，班长已非国家干部，待遇和我们一个样。新班长不容机上扯皮，任凭对方如何刁难，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心情犹如翻滚的吒溪河，因而倍加思念乔老爷。乔老爷其实也思念我们，偶尔回归州城开会，总要来电报房串门，碰到机台上有电报，也不客气上机就发，发完后馈赠对方一串“9”，也算他过一过干瘾。

乔老爷自打去了乡下，再没调回电报房，直至他按政策光荣离岗。他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时，我正在办公室当主任，经常为大楼门卫人选操心，我斗胆去请教乔老爷，没想到他愿意来当门卫，致使门卫级别陡升了好几个档次。

我的上级成了我的下级，我作为上级自然要关照下级。乔老爷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其实有道坎过不去，这道坎自然是面子。面子这东西对我们很重要，做门卫（如今唤作保安）虽然没有低人一等，但进进出出的人素质各异，面对乔老爷履职反应不一，甚至有人出言不逊，说他把钱看得太重了（其实也没有多少钱），这就伤了乔老爷的自尊心。他终于忍不住向我“辞职”，理由也很简单：回老家过年。我知道这是个“垛子”，顾及他的面子和他道别，这一别有如当年离开电报房一样，再也没有机会天天见面，即或后来在街上遇见他，我毕恭毕敬上去请教，乔老爷爱理不理应一声，没有半点深谈的意思。我终于领略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含义，他毕竟和我不是同代人，不是同代人就肯定有代沟，有代沟就可能话不投机，话不投机自然无话可说。

望着他踽踽而行的背影，我靠着行道树久久目送，树上腾地飞起一只鸟，扇得树叶扑簌簌响，我在心里面说：您家保重，我的乔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