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屋

老屋的确老，百年老屋，风雨飘摇，屹立不倒。

老屋是祖传的家产，四水归池的天井，五个天井相连，进进出出，上上下下，门里有门，房中有房，雕梁画栋，錾石刻槛，可谓气势非凡。

四爷告诉我们，老屋与黄氏太太有关。

黄氏太太是我的高祖母，知书达理，处事大方，是她主持兴建了老屋，被尊为老屋的功臣，百年后位列祖坟园之首，立有高大石碑，后人无不敬仰。

我爷爷一辈，共有八兄弟，过继一位，还有七位，二爷和六爷在外居住，老屋住着五个爷爷，四爷是我唯一见到的一位。

有史可查，二爷三爷，文化渊博，秀外慧中。尤其三爷，弘扬祖传，知医寿世，享誉九畹。作为三爷的后人，我好荣幸，也有遗憾：爷爷医不自医，去世得过早，老屋失去了顶梁柱。

我父亲一辈，共有三兄弟，他排行第二。由于爷爷过世，老屋失去保护，老大、老幺双双被抓兵，老幺死于三斗坪，老大从此杳无音信，三兄弟只剩下我父亲，爷爷留下的老屋，成了我父亲的老屋。

我父亲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极少和我们小娃子说话，他和大人在一起话也不多。以至于在我印象中，他说话的腔调有些模糊，也无法从他嘴里得知老屋的故事。老屋的故事以及他的故事，是我长大后从别人嘴里获知的。

我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借住在大沟边一间偏厦里，正屋住着英姐姐一家人。英姐姐尖尖的脸蛋，脑壳上扎两根小辫，经常端一碗“洋芋粉”（淀粉糊糊），故意在我面前演示吃相，吃罢伸长舌头舔碗，舔得我咕咚、咕咚吞口水。我是多么想尝一口啊！可她偏不让我满足，我就说她舔的鼻涕糊，她就骂我滚回老屋去。

原来老屋才是我们家。

我们寄人篱下，并非是没房居住，我们家房屋比英姐姐家多好多，那是五个天井相连的大院，我们家房屋与三个天井相干。

大哥告诉我说，老屋差点成了麻烦，当年土改工作队进老屋划成分，论房屋划个地主并不为过，但我父亲种课田交租子、大爹幺爹双双被抓兵，大妈和堂兄死于非命，家庭成分最后划为“中农”。

“中农”并非“贫下中农”的中农，贫下中农是依靠力量，中农只是团结对象，我的父亲自然懂，但他从未做声，长短不言语，其实他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他看到有比我们家条件还好的划了“下中农”。

“中农”成分并没影响他，他读过多年私塾，能写会算有文化，农村有文化的人并不多，他的为人也被领导赏识，安排他参加了一份工作，工作起初没有发工资，因为无法养活家人，加之离家很有些远，他就打报告回了家，甘愿当一个安分守己的社员。

在他担任“社员”过程中，做了一连串与身份不相符、或者说让人匪夷所思的大事，而且大多与“老屋”相关，“老屋”是他唯一可以自由支付的资本。

我终于明白寄人篱下的原因，我们全家之所以借住英姐姐家偏厦，是因为我父亲正在办他的第一件大事，也就是腾出老屋给大队办食堂，四爷为此怨气满腹。

食堂在当年属于创举，一处生火做饭，各家不再冒烟，但需要宽敞场所。我们家老屋有灶房、厢房、卧房、堂屋等，还有现成的桌子板凳，敞开大门，卸去门扇，场地足够宽敞，况且还有天井可以利用。这是大队领导的想法，也是我父亲的想法，他俩想法高度一致。

食堂散伙后我们搬回老屋，也算满足英姐姐的愿望，但一家却挤在花园偏厦里，偏厦屋漏雨不说，隔墙还有猪在哼，不分时段地哼，哼得我心情烦躁。

为啥空着房挤住猪圈旁呢？原来大队小学校垮塌了，我父亲决定将小学搬进老屋，也把热闹和喧嚣搬进了老屋，四爷更加怨气满腹。

老屋成了学校，厢房里住着老师，堂屋、卧房改做了教室，坐着一二三年级学生。为了教室能够采光，我父亲撬去全部楼板，屋顶添上一些亮瓦，天井门扇悉数卸掉，八字门做了通道，走廊上吊上圆磬，碓屋里挖了厕所，稻场边栽上爬杆，学生们在老屋里快活。

我也在老屋里快活，读完三年级涉水过河，到槐树坪接着读。等我小学毕业时，小学已经搬走了，老屋复归于平静，我的四爷脸上有了笑容。

可惜好景不长。隔年夏天，我们家搬来一个老头儿，他是大队五保户山爷爷。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外姓人（山爷爷姓向，名宗山），一个由国家和集体“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的五保户，就因为原住大队那间偏厦倒塌，我父亲就将他接到我们老屋居住，他这样做绝对让人匪夷所思。

好在我的四爷高兴，他待在老屋里好孤单，“讲古”的伴儿都没有，终于来了个伴儿。

山爷爷在老屋一住好几年，我们饭熟了就喊他上桌，家里没人他就上灶自己煮，有时也在火垄里生火煮饭，一个沙罐煨饭，一个土钵煮菜，山爷爷的饭菜很好吃。由于他是五保户，没把队长放在眼里，经常砍集体的柴火，还去稻场里搂渣子，队长拿他没办法，又不能扣他工分，这就好事了我们家。自打山爷爷搬进老屋，灶门口从没有断过柴火，直到那一天山爷爷不幸故去。

说不幸是因为出事时无声无息。他在笔架山反背崖边砍柴时，被一丛葛藤倒吊在绝壁上故去，等我父亲找到他时已经僵硬，我父亲就拿他当作自家长辈，在堂屋里热热闹闹为他办了后事。

时光流逝，天荒地老，父亲的老屋，从恢弘到热闹，从热闹到喧嚣，又从喧嚣到衰落，历经了风雨飘摇。况且，父亲一辈渐渐老去，我们一辈渐渐成人，再下一辈蠢蠢欲动，老屋里年年有大事，我的大哥、二哥相继结婚，大哥在外另建房居住，父亲就从老屋匀出盖瓦，算是分给他一份家业，余下房屋二哥和父母居住，突然想起归州城的我，父亲当我面说：厢房分给你吧！又说：你反正也不回来住。

父亲的老屋，终于被我们兄弟“瓜分”。“瓜分”也就是一个说法，其实没有什么变化，父母在，家就在，老屋就在。

父亲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老屋，尽管他非常厌恶老屋的吵闹和喧嚣，他想过一百个主意，比如：要去笔架山住岩屋，要去老岩洞湾里生活，要去长潭边搭棚而居，但他终归是没有离开老屋，老屋是压在他背上的一座山。

这座山名义上分成了几座小山，宣告父亲唯一可以自由支付的资本已经消耗殆尽，他唯一的身体本钱也不再值钱。

父亲虽然身材伟岸却体弱多病，年轻时就喜欢咳嗽，即便咳嗽还要抽烟，抽清一色的叶子烟，动辄感冒发烧咳嗽，后来诊断为肺部疾病，他为此付出了毕生的代价。尤其到了晚年，彻夜地咳嗽，不停地服药，病情不见减缓，病灶从肺部传至全身，他每一个骨关节都疼，疼得他痛不欲生。

父亲痛不欲生的岁月，我远在归州城里折腾，父亲因晕车极少进城，唯有一次进城使他荣耀终生，那是参加县里一次大会，他因为研究“大屋窖”储藏红苕技术受到表彰。

几十年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社员，也是一个合格乃至优秀的社员。特别是自我解脱了耿耿于怀，随着我大哥参军、入党，我二哥读书、入团，我招工进局、当上报务员，他深藏心底的“中农”情结释放了，做什么、怎样做，心里一片明镜。因此，他说话做事成竹在胸，想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只要对集体有利、对大家有益、对别人有好处，他都会默默地去做。

他曾经爬到后山洞湾溶洞里加工油纸扇，曾经钻进梯儿岩顶的老林子烧白炭，曾经去花桥河畔编织箬叶斗笠，曾经只身在车溪沟管水车加工面条，曾经……他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而且是个助人为乐的人，除非是卧床不起，总是想着法子做事，而且是帮助别人做事。尤其到了晚年更是闲不住，下雨歇驾，极少落屋，走东家去西家，力所能及，尽其所能，帮别人加工竹木用具，譬如糠筛、撮箕、水瓢、木刨等等。他并未跟师学艺，篾匠木工无师自通，也不要工钱，图的自身快乐、与人方便，就落了个口福，也落下了口碑。

1989年春夏之交，我在北京邮电学院学习时，收到父亲写给我的一封亲笔信，这是父亲写给我的唯一一封信。他在信中嘱咐我：出门在外，言行谨慎，身为党员，要讲党性……

我坐在西直门立交桥那个亭子里读信，读得热血沸腾。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一位默默无闻的农民，居然有如此襟怀！我真想立马回到老屋，当面对他您说些颂词。

可父亲没有留给我机会，他选择一个寒冷的清晨悄然辞世，不再忍受骨关节痛入心扉的折磨，毅然辞别了他那古老沧桑的老屋。

如今，父亲的老屋还在，门上却挂着“猴儿”。

（2023年6月2日键盘稿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