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见大姑

大姑并不是亲大姑，我也没有亲大姑。

我爷爷只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是他的遗憾。

我父亲沿袭了遗憾，他也只有三筒儿子，也就是我们三兄弟，父母因此羡慕别人儿女双全。

我打小也羡慕别人，羡慕别人有姑喊，还有姐姐妹妹，唯独我没有，当大姑来到老屋、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就拿她当了亲大姑。

大姑芳名“淑”，按辈分我喊大姑，她是对河颜家湾的人，来我们老屋是当老师。

那时的小学设在我们老屋里，更准确地说设在我们家里，厢房用作老师寝室和办公，卧房、堂屋用作学生教室，天井是学生罚站地，我们一家则挤住在花园偏厦里。

初次见到大姑，我一眼就记住了她，因为她的左眼还是右眼有疾，她和我们说话习惯性侧着脸，将有眼疾的半张脸遮住。

但她好听的声音遮不住，那是天下最好听的声音。

在我们老屋，日常用语少些斯文，不管是四爷爷、大婆婆、五婆婆、幺婆婆，还是我母亲以及隔壁的“爹妈”、哥嫂们，动辄“出言不逊”，或是骂鸡骂狗骂娃子，或是骂天骂地、指桑骂槐，我们耳边整天充斥着严声厉色和乡骂土语。

突然间，大姑文明、秀气、和蔼的声音传来，就像一股清泉流进了我们心田。

从那一天起，我们陡然觉得大姑好伟大，突然反感老屋大人的粗鲁，您们有话不能好好说吗？您们骂鸡骂狗骂娃子，鸡狗听得懂人话吗？娃子们不受影响吗？

还是大姑的影响好，自打她当了我们老师，我们突然一个个乖起来，变得守规矩多了，平时嘴里毛咋咋的说辞少了，“连狗都嫌”的事情也少有了，这大概就是大姑为人师表的作用。

大姑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她就住在我们家里，又在我们家抽筷子吃饭，她也是个勤快人，总是帮我母亲做家务，推磨不怕脑壳晕，刮洋芋不怕手指黑，秀气的身躯担着水过不了老屋的门槛，只能停下来一桶一桶地转运，当她发现我抱着书本上下学、过一道门槛掉一本时，就问我为什么不挎书包，我随手提起一个竹篮，示意我本就没有书包。

那天站队放学，大姑急急回家，第二天回校时带来一捆白手套，原来她当老师前在煤矿工作，手套是她的劳保用品，平时攒着舍不得用，这次倒派上了用场，她要拆开手套给我织一个书包。

大约过去一个多星期，她每天都待在寝室里，掩着门显得神神秘秘，没见她出来在天井里打转，也没见她拆线、挽线、编织，都以为她在备课改本子，突有一天她把我喊进厢房，递给我一个织出来的书包。

书包是竖式的，白干白净，有花有棱，安有两根吊带，可以挂在肩上，我细看了一下，针针线线，环环相连，紧致的针脚、细密的花纹，这要织多少针啊？比父亲织撒网还难，书包花费了大姑多少心血呀！

那时的农村经济拮据，比不得今天的孩子衣食无忧，我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都说笑破不笑补；打着赤脚片子来去自如，即或冬天也是如此；书包更是五花八门，大多数是个布口袋，也有人用竹篮替代，还有人抱着木匣子，当我挎着大姑织的这个漂亮得耀眼的书包时，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一路走去，只嫌路少，成为当时一道风景，落满了艳羡的眼珠子。

可惜好景不长，我的书包用了不几天，墨水赃物等就将它染了色，变成一个白不白、黑不黑的花书包，大姑也帮我洗过几次，含碳素的墨水侵染过度，已经无法清洗出本色，我便不再挎这个书包了，宁愿抱着书本走路，因为都晓得书包是大姑给我织的，我不能让大姑脸上无光。

不知道是不是书包的原因，大姑当我们老师不足半学期，突然有一天她离去了，离去了再也没有回来，从此也不知她的下落，那个洗不出本色的书包，一直收藏着没有再用，倒成了我对大姑的念想。

一晃就过去了几十年，随着三峡移民搬迁，我们全家搬进了新城，我的母亲也随我养老，我们和千万家庭一样，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可没想到的是，有一天的下午，家里突然来了稀客，原来是大姑和姑父一路问上门来，还给我母亲买了好多礼物，等我下班回家时她们已经离开。

母亲很兴奋，她兴奋地说，几十年没见了，你大姑还记得我哩。

原来，大姑没当老师的原因是出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何况大姑有眼疾，教书虽然是正事，但不能误了终身大事。

大姑从九畹远嫁建东，小地名叫做拐子沟，位于罗家山半山腰，也就是今天的茅坪镇花果园村。母亲说，你大姑老天八地的，带着礼物上门看我，你总得去“还个情”。母亲说得在理，不在理我也得听从，这年的年根儿，我备了礼物问着路找上门去拜见大姑。

顺着罗家山的盘山公路往上走，弯弯拐拐，坎坷不平，遇到人就问路，经人指点，我在半山腰一个岔路口拐上一个岔道，岔道又陡又窄，仅容一车通过，我生怕对面来车；坡很陡，踩刹车脚板痒；弯也多，而且急促，有个急弯，我一把没拐过去，揉了两把才通过，轮子也不能下坎，一下坎就起不来了。

终于找到大姑的家，一幢老式土墙瓦屋，屋后一片茶园，屋檐一排蜂桶，门扇门槛已经老旧，墙壁和房梁让烟熏得漆黑，堂屋并不大，吊着个灯泡，靠墙一张方桌，桌边几把木椅，面前一张茶几，大姑就在这里亲切接见我。

如果不是大姑的眼疾，我断然不会记住她的模样，毕竟是几十年没见面，她似乎没记住我的样子，说我小时又矮又胖，如今长得高大如松。

我喜欢大姑夸我，好多时没人夸我了，好听的话谁不喜欢？我不由得挺胸收腹，有意识踮踮脚，故意显示“高大如松”。

大姑毕竟是有文化的人，言行举止显出素质，她牵着我的手，问长问短，说东说西，句句充满温情，问起她这些年的情况，她禁不住长叹一声，往事不堪回首，如今生活倒是过得去，只是她身体状况不佳，她指着茶几上一堆药瓶，告诉我她血压高，心脏也不好，成了个“药罐罐”，好多年干不了体力活儿，好在姑父有理发的手艺，儿女们成家立业后，两老也能兑付过日子。

难怪进门就没看见姑父，原来他在溪边摆了个理发摊，早去晚归，主要是帮附近一带的老年人剃头、修面、刮胡子，收入既不稳定也不富裕，但多少为家里挣了零花钱，也贴补给大姑看病吃药。

依依不舍告别，大姑一直送我到公路上，看着我倒车，看着我远去。

再去又是一年的腊月，理应去给大姑辞年，大姑也硬留我吃饭，七七八八弄了一桌子菜，早早把姑父喊回来陪我，要我喝酒我不会喝酒，会喝酒也不敢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规矩不能破，我总不能步行下山。

不喝酒也罢，大姑就拿汤勺干活儿，一个劲儿往我碗里舀菜，新炕的腊肉墩墩儿、刚宰的大公鸡肉块……我的碗就是个“金不换”，永远没有吃完的时候，吃得我满头大汗，至今想起来还打嗝。

告别大姑回家，约定正月初几去玩，不想震惊世界的疫情爆发，交通封闭、县城封闭、小区封闭，大姑在山上望眼欲穿，我在城里心急如焚，为什么不问问大姑家的手机号呢？

疫情肆虐期间，因为儿孙的关系，我一直在武汉-三峡、三峡-武汉之间奔忙，无数次核酸检测、动辄出示健康码、口罩是出行必备品，还要备一堆药品，提心吊胆过日子，好不容易熬到“出头之日”，那是2022年10月下旬，武汉抗疫全面放开，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全家老小先后中招，所幸病情不是很重，吃药休息后渐渐康复，直到过年回到三峡时，我的“阳”刚刚转阴，自觉身体不如从前，也不敢上山给大姑辞年，抗疫最好的防护是减少往来，我不能给大姑带去负担，于是托亲戚带口信给大姑，大意是我回来了，也想上来看望大姑，但刚“阳”过不敢出门，等到抗疫彻底胜利时，一定登门去看望她您。

2023年学生放暑假，我回到三峡就去看大姑，路遇一个熟人得知，姑父已在不久前逝世，大姑也是疾病缠身，听罢心情沉重，驱车行至大姑门前，大门紧闭，悄无声息，喊大姑不闻回声，问邻居也不知情，我心情越发沉重，依依不舍，只能离开，大姑，您还好吗？

转眼就是这年寒假，间隔几个月时间，我再一次去看望大姑，和夏天一样碰了一鼻子灰，隔壁邻居告诉我说，可能是她儿子接去了，我只知道大姑的儿子住在城里，究竟是哪条街哪个小区哪栋房子，一点儿信息都没有，我在原地转圈，转了总有七八个圈，然后开车下山，一路郁郁寡欢。

这个年，过得不快活，心头有疙瘩：我想见大姑。

（2024年4月9日键盘稿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