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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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岁月录
——回顾在革命老区平昌扶贫支教的日子
李宗明
卷首语
在人生旅途中常会出现些意外的插曲，比如我当年去革命老区平昌县挂职扶贫支教就纯属意外。
平昌县位于大巴山区的深处，曾经是四川省的国定贫困县之一。在未修建高速公路的16年前，从县城走老公路到成都的车距600公里挂零，正常情况路上耗时也要10个小时以上。如遇公路塌方，塞车等等情况，那乘车的和开车的就都要再多吃些苦头。
起始于1980年春天，涉及全国范围的机关干部“挂职扶贫”，可谓是一次影响深远，惠及偏远山乡和贫困地区老百姓的一场有实质意义的运动。据有关方面统计，在长达20多年的挂职扶贫运动中，全国先后有近30万机关干部自愿，或是被组织选派去本单位定点帮扶的贫困县挂职扶贫。有些机关单位不仅肩负着扶贫任务，到后来还要肩负支教任务，比如我们四川省外经贸委就是这样。
我委自1984年3月初肩负起帮扶当年全国闻名的贫困地区巴中市平昌县。前面去的7轮人员（每轮1-2人，挂职两年）都只管扶贫，不问支教。可是到我这个第八轮，即我委帮扶平昌县的末班车，偏偏又摊上了一份支教任务，这让我诚惶诚恐。
我去平昌县扶贫支教纯属偶然，抑或说是自告奋勇去的。从中国进出口银行成都代表处撤退回原单位后，我仍然在四川省外经贸委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处任争取国际援助的副处长。1998年2月中旬的1天下午临近下班前，兼管我委扶贫工作的姜晓亭副主任打来电话，说有事情要和我商量一下。我当时有些纳闷，分管主任有事情或谈工作，一般不是直接找处长就是要求全处一起去商量，单独找副处长说事情的情况绝少见到。我满腹猜疑地去了姜主任的办公室，原本对人就比较谦和的他那天对我更是分外客气。询问了几句有关争取国际援助的情况后，他突然话锋一转，告诉我他正面临一道难题：委里派往平昌帮扶的第七批次干部已经到期，第八批次的人选却迟迟确定不下来。他找委里好些个条件符合的男女干部谈过话，但他们都以这样那样的困难或理由推脱了。可省委扶贫办给我委的催报一天紧似一天，他因此感到甚为焦虑。说到这里他目光直视我，并问我对此有啥想法。分管领导指名打电话找下属说这件事，我再傻也明白他心中的打算：希望我能争取主动，替他解决这道难题。
我向来对新事物都有兴趣，挂职扶贫对我来说完全是一道新课题，能够有机会去基层体验一下生活并非坏事。因此我没有拒绝姜主任，但也没有立刻应承，而是说要回家商量一下次日再答复他。我的表现让姜主任的情绪显得轻松了些，末了他又说：“本来下派干部一般都在年满40岁以前的人员中间选拔，你已经超过了规定下派干部的年龄，委里其实没有考虑派你去，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吧。”我知道，姜主任对我说这些不过是例行公事，他心里其实巴不得我立即接下这项任务。
当天晚上我与家人商量，由于当时女儿才5岁多，家里人都感到很矛盾，最后还是希望我自己拿主意。我于是只好与一个那时正在大竹县挂职扶贫任副县长的好朋友通电话，征求他的意见。这位朋友比我年轻5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他给我讲了一些他挂职1年多来的体会，末了强调说：处级干部在省上的委办厅局工作，都只能充当抬轿子的角色。可是到了县里，工作虽然比较辛苦，但却是正儿八经的一级领导，要配秘书，用车随叫随到，成了坐轿子的角色。
这位朋友的话让我终于拿定了主意。第二天上班就去姜主任办公室接下了去平昌挂职扶贫两年的任务。姜主任不必说是非常高兴，告诉我据他了解，去县里担任县委副书记比挂职副县长轻松些，工作没有那么具体。而且，副书记必定是县委常委，副县长却不一定是，因此副书记在重大事情上比副县长更有发言权。姜主任既然这么说，我当然听从他的建议，当即向省委组织部和省扶贫办填报了自己去平昌县挂职扶贫，希望担任的职务是县委副书记。
3天以后，我和全省100多名将奔赴各贫困区县挂职的人员一起，在实业街省委礼堂接受了省委组织部和省扶贫办联合举办的“行前教育”。又是3天以后，我带上行装，坐上委里的丰田越野车前往平昌。没想到我这一去，竟然8年多都与平昌脱不了干系。
一、平昌此去路漫漫
那是1998年2月下旬的某个早晨，天色阴沉得可怕。8点整，姜副主任带上委财务处副处长高国柱、省外经实业公司总经理李XX一道送我前往平昌，驾驶员是委里的专职司机田鲁川。姜主任叫上委财务处和省外经公司的老总陪同我前往挂职地，其用意之一不外乎是表示对我今后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用意之二是他要向巴中市和平昌县展示一下省外经贸委对帮扶工作的重视力度。
那时从成都去平昌一般都是走德阳、绵阳、三台、盐亭、南部、仪陇、巴中、平昌这条路线，全程609公里。有时因为路况的原因，也会走德阳、绵阳、梓潼、蓬溪、蓬安、渠县、达州、平昌这条路线。走这条路山道较多，且要远50多公里。那天车过德阳不久，天上便飘起了密实的毛毛雨。跑完90多公里的成绵高速，艰难的历程才算正式开始。进入盐亭县境内，道路越发糟糕得不成体统，我们“沙漠王子”越野车的轮子许多时候竟有一小半是陷在路面的烂泥和污水里缓慢推进。待进入仪陇地界，已是下午4点过。雨虽然停了，但天上依然是乌云盖顶。前行不久，又遇山体滑坡，等候约莫1个小时，阻挡路面的塌方土石才被挖掘机凿开了一道仅能单车通过的缺口。
傍晚6点过，我们进入巴中地界。在经过巴中第一大镇恩阳时，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中发现路边一排长长的土墙上，竟然赫赫醒目地写有“坚决剿灭土匪！”6个大字。这条灰蒙蒙的标语顿时在我心中投下一道浓厚的阴影：这都啥年头了，还有土匪啊？看来这穷乡僻壤还真有些不安宁呢！我曾于1995年在阿坝州黑水县城看见过类似标语，当时我也曾感到诧异，但后来想想那毕竟是在人烟稀少且非常贫困的民族地区。然而几年后在汉人聚居的巴中市，居然还有这样惊人的标语，这的确是我们一行都没有想到情景。
抵达巴中市政府，已是晚上8点钟，副市长张琳出面接待我们。她先陪我们去市政府招待所用过晚饭，然后又和我们座谈了大约1个小时，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巴中当时的经济情况。因为此去平昌还有97公里路程，且全是曲曲弯弯低等级的碎石山路，故当晚我们决定留宿巴中市政府招待所。次日上午9时许，我们辞别张琳副市长和李秘书长等一行，在依旧是灰蒙蒙的天色下向平昌县进发。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在平昌城外的路边遇见一大群拉着欢迎横幅的人们，那是县委副书记白中眉受县委书记蒋东升委托，率领县委、县政府一帮人前来迎接我们。彼此寒暄问候一番后，驱车穿过几条逼仄弯曲的县城街道，住进了平昌县当时最好的“宾馆”——县委招待所。
二、见面礼
当天下午两点半，我们一行在县委招待所二楼会议室与平昌县委、县政府一班人马举行会谈。时任平昌县委书记蒋东升首先对上午未能亲自去迎接我们表示歉意，并解释说他那些天一直率领相关人员在筹备即将召开的“两会”（县人大、政协），实在脱不开身。
蒋书记的话竟让我产生了或许不该有的想法：每年的“两会”真可谓兴师动众，耗时不少耗资巨大，但在各地区和不同领域达到的效果和发挥的影响却各不相同。像平昌这样的贫困县，数百人连续多天停产停工开大会，连续多天吃档次不低的免费会议伙食，会不会进一步加重县上的财政负担？但愿我的这些想法是杞人忧天。
姜副主任对蒋书记声明的原因表示完全理解，并说他自己也在基层任过职，深知要当好全县近百万老百姓的“父母官”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日常需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他表示省外经贸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革命老区平昌县的发展，将竭尽所能让平昌的老百姓早日“越温达标”（即居民的日常生活水准要越过温饱线，人均年收入不低于当时的1200元——估计相当于如今的8000元左右）。
为人幽默风趣的侯必贵县长在介绍平昌县经济情况时神情凝重，让我们一行都感到在平昌的扶贫工作任重道远：当时平昌全县年财政收入仅2000多万元，而且其中的80%左右都是依靠“江口醇”和“小角楼”这两家设备陈旧的酒厂，此外再无任何支柱产业和稳定的财税来源。贫困山乡占到全县总面积的四分之三以上，这些山乡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不过200多元。
我作为省外经贸委派往平昌县第八批次的帮扶人员，少不得要在会上表明个态度。因此，待候县长介绍完情况后，我郑重地向蒋书记、候县长等以及不辞辛劳送我去平昌的姜晓亭副主任等表示：自己一定不辱使命，在两年挂职期间，一定尽最大努力发掘自己的潜能，动员所有的人脉关系，为平昌县97万老百姓多办实事。
作为一名省级大机关新派下去的挂职扶贫人员，肯定不能在会上只是空口说白话，还必须有点儿实际的东西作为见面礼。我于是从厅财务处高国柱副处长的手里接过一张5万元的现金支票递给蒋书记。其实这是我委自派出第一批次帮扶人员就有的做法，相当于委里给该批次派出人员的“陪嫁”。蒋书记和候县长对此已是见惯不惊，在接受支票时毫无矫情推辞，仅仅很平淡地说了声谢谢，就将支票转交给坐在一旁的县政府办公室李主任。蒋书记和候县长心里都很清楚，省外经贸委每批次帮扶人员在平昌的两年挂职帮扶期间，绝不会只有这区区5万元的表示。
我那时在委里担任的职务有争取国际援助的便利条件，我因此接下来又向平昌与会各位说明，在离开成都之前，我已经通过国家外经贸部国际司相关处的朋友，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驻华使馆递交了申请援助的报告。其中向澳大利亚申请的是覆盖巴中4县市的医院改建和设备更新项目，金额是80万澳元，预计将在半年后落实；向新西兰申请的是更新平昌县妇幼保健院常用设备的大使基金，因为金额仅有10万元人民币，故资金不过两月就能到位。
我的发言赢得蒋书记、侯县长和县委县政府全体到会人员的热烈掌声，蒋书记高兴地代表平昌县在座人员和全县父老乡亲，对我方提供的已经到位和将要到位的丰厚见面礼表示衷心感谢。待对方的掌声停下后，姜副主任发现坐在一旁的省外经实业公司总经理李XX一直在埋着头想心事闷不吭声，便点名让他说说将怎样发挥其公司的信息优势，发掘公司的业务潜能，帮助平昌县向省外或国外输出些劳务人员。既然被上峰点名发言，那李总不得不抖擞精神，清了清嗓子，大声当众承诺：他将动用一切可动用的社会资源，力争在两年内帮助平昌向国内外输出劳务2000人次以上。
由于当年平昌县的可耕地面积小，广大农村人均占有可耕地不足1亩，各乡镇的剩余劳动力比比皆是，急需找到出路，因此李总的发言引起平昌县与会各方的极大兴趣和长久的掌声。那天晚上在县委招待所举办的欢迎宴会上，轮番给李总敬酒的平昌县各部门人员大大超过给姜晓亭副主任敬酒之人员，给我和高国柱副处长敬酒的人员就更是稀稀拉拉。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总的当众承诺纯属画饼充饥，应付了事。因为在以后的两年半里，他没有帮平昌县输出过1名劳务人员。
三、最是孤寂夜阑时
到达平昌的第二天早上，姜副主任一行要回返成都了，我和县委王副书记、彭斌副县长等送他们到县城外。临别前，姜主任握着我的手打趣地说：“你不会想家吧？一个人留下来，该不会偷偷哭泣吧？”
让我一个人留在那离家千里，人生地不熟，环抱于穷乡僻壤之中的深山小县城，说不想家不感寂寥那是假的。但是，男子汉大丈夫，眼泪岂能随便流？想当年在农村、在矿山、在非洲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和孤寂，我都没有掉过眼泪。如今的情形比那时不知道好多少倍，我更不可能哭了。不过听彭副县长说，我委前面下派的干部，的确有在与委领导告别时忍不住动了感情嚎啕大哭的，那可也是大男子汉呢！
折返县城，天上竟飘洒下淅淅沥沥的春雨。因为蒋书记、侯县长等都在忙于县里的“两会”，一时没有功夫过问我工作的事。况且，巴中市委组织部关于我在平昌的任职通知也还没有下来，我只好暂时闲散在县委招待所里。那彭斌副县长可谓善解人意，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她不仅给我送来了一大沓关于平昌县经济地理情况的资料和简报，还叫县扶贫办的李天寅主任过来陪我，向我口述平昌县的人文历史及民生现状。
那李主任对人热情直爽，工作很有经验。他介绍过相关情况后，又诚邀我去他们扶贫办看看。县扶贫办有12名工作人员，听李主任简介了我的来历后，他们都对我表示了真诚的欢迎。也正是从这天下午起，我便成了县扶贫办的常客，在后来8年多的时日里，一直和这个在贫困县区占有重要地位的部门保持着密切联系。
当天晚饭是在李主任家里吃的。看得出为了迎接我，李主任的贤内助戴大姐特地增加了两道荤菜，一道是平菇蒜苗炒肉片，一道是糖醋排骨。李主任一大家子都没有把我当外人，他的孙子李汉良刚满5岁，叫我第一声“爷爷”时显得有点儿茫然，有点儿羞涩。和他妈妈耳语一阵后，再叫我时在“爷爷”前面加了一个“小”，口吻也显得顺溜多了。那晚喝的酒是平昌自产，用黄泥烧制成麻袋状的“乾坤”牌江口醇，谈笑之间，我和李主任便喝完了一瓶。怕我没有尽兴，李主任要去开第二瓶，我忙阻止他说“已经到位了，再喝就要出状况了。”戴大姐见状趁机劝说道：“李天寅，敬酒不劝酒哈！人家李书记都说不喝了，你就不要绷劲仗。”
县扶贫办副主任苟义才为人沉稳儒雅，知识面较广，我和他一见面就谈得很投机，次日晚上他邀我去他家做客。苟主任的酒量不如李主任，劝酒却有一整套，品酒也很有格调，特地准备了一盘卤豆腐干和一盘炒花生米下酒。那晚喝的同样是产于平昌，用陶罐装，品名叫“小角楼”的浓香型白酒。苟主任说那罐酒他已经放了5年多，如今贵客临门，必须用它待客。待用专门的“钥匙”撬开罐口，一股醇厚的老酒香味扑鼻而来。
听苟主任介绍我才知道，“小角楼”起源于明末清初（1679年），比“江口醇”的历史要长近200年。早在清末和民国年间，“小角楼”就已是海内外醉翁们的至爱。在平昌县白衣古镇蒙溪汇入巴河的岔口高处，挺立着一座古香古色岁月留痕的亭榭，那就是远近闻名的“小角楼”，苟主任说择日带我去看看。趁着酒兴，他吟诵起了铭刻在小角楼台楹柱上的一首诗：“小角楼台照白衣，凤凰展翅扑蒙溪。鲤鱼板子回头望，步步登高上云梯。”并解释说这是清末白衣古镇的翰林，官至云贵两省布政史吴德溥在向光绪皇帝讲述“小角楼”的来龙去脉时，随口唱诵了这首诗。
后来几天里，苟主任每天都陪着我在平昌县城及其周边转悠，仅县城边的佛头山森林公园就去过两回。落成于1986年春天，由邓小平题名的平昌县老资格革命家刘伯坚纪念碑就建在佛头山上。当年国家主席杨尚昆不远千里乘机到达成都，再乘车经过长途跋涉，专程赶到平昌县佛头山上为刘伯坚纪念碑揭幕。我曾从书本上获知有关刘伯坚之一二，听苟主任讲述后，我才知道刘伯坚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是聂荣臻元帅的入党介绍人。《带镣行》这首耳熟能详，壮怀激烈的诗歌，就是他临刑前的遗作。
那次我在平昌持续住了个把月，这是我挂职期间驻留这座古旧小县城时间最长的一次。在那一个多月里，我真正感受到“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滋味儿。虽说李主任、苟主任都叫我把他们的家当做自己的家，想回去就回去，但我知道那是别人的客套话，我去了必定要给别人家里添麻烦。况且县里还有那么多部门在指望着我给他们找资金，拉项目，我如果和县扶贫办走得太近，没准儿会招来闲言碎语甚至麻烦。因此驻留平昌的那段时间，我有意识地和李主任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虽说由于人生地不熟，我不时会有孤寂，无聊的感觉，但我必须学会适应。
其实白天的时间都好打发，在招待所里读读书，看看报，再去县委县政府搞搞调研，或是去各处转转也就过了，最为寂寥难过的是夜幕降临后。每天吃过晚饭，当地干部都在家里忙自家的事情，没有成家的就聚在一起打麻将。偏偏我对麻将那玩意儿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绝不可能去摸它。如此一来，一到夜晚我就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当年的平昌县城显得非常破旧潦倒，下点雨道路就泥泞不堪。偏偏那段时间的雨水又特别多，连续七八天都没有放过晴，县城里不少路上的泥水都漫过了脚面。由于电力严重不足，夜里城中心的几条主要街道仅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僻静处的小街小巷则全都乌黑一团。面对如此情景，向来在晚饭后要走上几千步的我不得不改变习惯，早早就回到招待所，将自己关在那狭小的房间里看电视。
切不要以为那时候的电视节目和如今一样丰富多彩。当年即便在成都也仅能接收到十数个频道，在平昌那样偏僻的山区小县，能够收视5、6个台就蛮不错了。更为恼火的是，招待所的电视机全都老旧不堪，换频道必须手动，没有遥控板。而且，那电视屏幕除了收视当地新闻稍微清晰些，收视巴中以外的台则全都是雾蒙蒙如漫天飞雪。如此乏味糟糕的电视节目，任谁也看不上一会儿。
然而，既然已经走上了这条路，我就不能退缩。再孤寂，再乏味，再难走，我也必须坚持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