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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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岁月录
——回顾在革命老区平昌扶贫支教的日子
李宗明
七、我住了半个月的“鬼屋”
我知道，面对这一大堆亟待解决的难题，仅靠我个人的能力是绝难应对的。眼下这些幼年学子所处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及散落在那边山坡上5户特困户当天下午眼巴巴地望着我之神情，还有整个千秋乡对我寄予的厚望，让我深感任重道远。我明白必须依靠组织，依靠所有可以动用的社会关系乃至亲戚朋友的资源，才有可能基本解答这些难题。因此回到县城的第二天，我就给姜主任写了封信，告知他我在县里分担的工作以及在千秋乡了解到的情况，希望委里能在财力物力方面予以进一步支持。
考虑到我长时间住在招待所会影响别人的营业收入，到平昌半月后，我向蒋书记提出了另找住处的要求。蒋书记沉吟了一下，说：“你的考虑很周到，李书记。不瞒你说，县委招待所现在已处于亏损边缘，已经多次来找我诉苦。我看这样吧，你就搬去招待所旁边那座小楼的3楼上住，和王书记做邻居，行不行？”
还是抵达平昌的第一天，我就发现县委招待所旁边的半坡上，有一幢四层结构的浅灰色小楼，许是当初修建时为了将就地势，把小楼的朝向搞得不南不北不东不西。但就当时整个平昌县城的建筑而言，那小楼仍然称得上是抢眼的豪华楼盘。当天下午，县委秘书文峰一干人等即帮我搬进了那座小楼。令我纳闷的是，楼里的房间十有九空，仅3楼我对面住着县委年龄最大的王副书记，4楼住着两个年轻的电工。听文峰说，王书记因为老母生病，3天前回南江探亲去了，而4楼的两个年轻人生活没有规律，常常夜不归宿。实际情况是：在最初七八天里，那小楼夜间就住着我一个人。
我住的那套间的结构很奇怪，卧室的两个斜角外都有一个岗亭似的辅助建筑，卧室外还有个值班室模样的小房间，从卧室去卫生间要转3个弯。住进那房子的当天晚上，我就感觉里面好像老鼠不少，在幽静的夜晚时不时会发出阵阵奇怪的响动。夜半三更之际，房间里窸窸窣窣的动静更是此起彼伏，令人难以安睡。
一天早上我在县常委小餐厅遇见候县长，他问我在那小楼里是否住得习惯。我说还可以，就是感觉耗子太多，晚上这响那响的，让人睡不踏实。候县长冲我诡秘地笑道：“就是，就是，进去住过的人都说那屋头半夜总有响动，不安逸。”说罢转身离去。从侯县长那意味深长的笑容中，我感觉这小楼有故事，但一时间又不好追问。
一周后的傍晚王书记从南江回来了，见我和他做了邻居很高兴，亲热地邀请我去他房里喝茶。交谈中，他也问我在那小楼里是否住得安稳，夜间是否睡得舒服。听得出，他话中显然还有话。我于是告诉他候县长也问过我类似问题，而且表情怪异。王书记听罢哈哈大笑：“看来你老弟和我一样都是阳气重，不怕鬼的人哦！”我一听此话甚感惊诧，忙问王书记到底是咋回事。王书记敛起笑容说道：“你不晓得哇，候县长的小舅子搬进你现在住的那套房子里个把月，就闹了个胃大出血，差点丢了命，老侯提起那房子自然是心有余悸哦。”
见我一脸茫然不知所以，王书记于是将他知道有关小楼的故事和盘托出：小楼所在地10多年前是一片坟坝，有大小好几十座坟墓。那年为了隆重接待专程前来平昌，为老资格革命家刘伯坚的纪念碑落成揭幕的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当时的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县城内外勘测地段，赶建一座供杨主席下榻的小楼。找去找来，发现只有破旧的县委招待所旁边那片坟地的地理位置最合适。在给予坟地相关户籍一定经济补偿并限期移坟后，建楼工程于1986年2月破土开工，8月中旬小楼建成。当时已年届79岁的国家主席杨尚昆不辞辛劳，于1986年10月8日抵达平昌，9日上午登上佛头山前往纪念碑揭幕，当天下午即离开平昌去了巴中，他实际只在那小楼里住了一宿。
既然那小楼因为曾经接待过国家主席而身价不菲，一般人是不可以去住的。然而让其长期闲置又是浪费资源，咋整？县委县政府经过一番斟酌，决定让家属在外地，年龄最大德高望重的王书记先住进去，随后又把小楼作为帮扶平昌的外地干部之住宿点。在小楼里住过的人大都反映楼里夜半三更有异响，让人提心吊胆。更为离奇的是，四川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帮扶平昌的一个30来岁的年轻男士，去平昌帮扶不足两月，竟然声称有一天在暗夜中发现一个白衣女人想要卡他脖子，吓得他魂不附体破门而出，敲开对面王书记的家门求救。这位男士在王书记的沙发上睡了两夜后，说是头晕心口痛请假回了成都，从此一去不复返。
“他们都说这座小楼是鬼屋，住进来的人都要遭殃。”王书记哈哈笑道：“我在这楼里住了快两年，想看看鬼究竟是啥样子都还莫得机会。”他呷了一口巴山雀舌茶后，用哲人般的语气说：“我相信只要自己心中没有鬼，就是鬼来敲门也不怕。你说呢，李书记？”末了王书记又正色道：“不过这楼里确实有梭老二（蛇），我看到过两回，1米多长，有点粗，你老弟黑了上下楼要小心点儿哈，不要踩着它了。”那晚告辞时，王书记送给我一瓶市面上见不到的酒桶状瓦罐“江口醇”，我一直保存至今。
那一夜我睡得不很踏实，不是担心有鬼，而是害怕有蛇爬到我的床上。第二天早餐和蒋书记、候县长他们坐在一起，候县长知道我已从王书记那里了解到小楼的“身世”后，便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李书记，不是我乱说的哈，这楼房早已是整个巴中都晓得的鬼屋哦！”为人深沉的蒋书记对此不做评论，他沉默一阵后对我说：“李书记，照我看来，你们这些从省级大机关派下来的干部，人脉优势还是在成都。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长期驻扎在平昌，你分摊的那些工作要不要过问一下就行了。我个人认为，你回成都去给我们搞几个项目来，比在平昌天天守着发挥的作用肯定要大得多嘛！”
既然全县的最高领导这么说，我自然乐得顺水推舟，隔日一大早便叫李大胜送我回成都找项目。县扶贫办副主任苟义才办事细心周到，他说10多个小时的车程，路上得有个人陪我聊天。在向李天寅主任打过招呼后，他便登车陪我走上了回成都之路。
八、人脉就是力量（上）
曾经听一位社会活动家说过：“人脉就是财富。”当年在革命老区肩负扶贫重任的我，深感人脉不仅是我的精神财富，更是帮助我在工作中有所作为的重要推动力。
返回成都的第二天下午，我即去单位把在平昌一个多月了解到的情况向姜主任作了汇报。姜主任很理解我肩上担子的分量，他要我打一个书面报告，列明需要委里支持的具体项目和金额，以便他在委党组会上提出来研究。我很快就打报告列出了两个项目：一是帮助5户特困户改造厨房，需要资金1.5万元；给予5户特困户各1000元养殖启动资金共计5000元；二是为千秋乡小学安装电灯及购置一些基础的办公用品，需要资金5万元；两项相加总共7万元。
我的报告递交到委党组会上讨论时，委主任张应文态度鲜明地表示：“应该说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了，我委必须支持。我看各处室把办公经费稍微紧缩一下，几万元就出来了。”结果两个项目获得与会委领导一致通过，两项款子3天后即汇往平昌县扶贫办。因为我还要在成都继续寻求新的援助项目和援助方，故平昌那边的事就委托扶贫办的李主任全权负责落实，待我返回平昌后再去现场查看。
几天后姜主任又约我谈话，告诉我委里刚接到省扶贫办下达的新任务：立即派人去平昌县支援那里的中小学教育。委里考虑到一时难以找到合适人选，决定让已在平昌任职的我扶贫支教一肩挑。我一听这话，顿感压力太大吃不消。仅那千秋乡小学就够我揪心的了，再担负全县7所中学，21所小学的支教任务，我实在是不堪重负啊！
见我面露难色，姜主任笑道：“你不要太紧张，只要尽心做好工作就行了。委里该支持的肯定要支持你。再说你自己也有些社会和朋友关系可以利用嘛。你只要做到了问心无愧，我看就没有人敢挑你的漏子。”我想想也是，只要我极尽所能了，是啥结果就任人评说吧。再说我在省级机关已经工作了16年，确也积累了一些人脉关系，现在是该让这些关系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我首先要动用的关系，是我在中科院成都分院的朋友张丹。张丹当年30来岁，但已是成都科分院的助理研究员。我和张丹的交道始于1992年初。那年因为委领导派我去加拿大接管我省投资的一家种植和销售蘑菇的农业公司，我通过关系将毕业于川农大，学微生物专业的张丹从省农科院借调出来，后来又设法将她调入当年兴旺一时，福利极好的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再后来我又利用在省外经贸委外经处任职的便利，将她推荐到比利时根特大学深造两年，以致她回国后就被成都科分院看中，把她从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挖”了过去，不久后即擢升她为当时全院最年轻的助理研究员（副教授级）。
张丹听我说明情况后，当即表示将全力以赴支持我的工作，并且真心诚意地对我说：“李处长，你是我的贵人，是你改变我的人生之路。如果没有遇见你，我不会有今天。”她随即和我约定下次一起去平昌，待摸清情况后，她再因地制宜地提出帮扶方案和措施。接下来我又分别去找了我在省人大、省财政厅、省教委、省民委、浙江省驻成都办事处的亲友以及做个体生意的朋友，他们都表示只要平昌方面提出需要帮助的具体可行项目，他们一定会酌情支持。
其中，浙江省驻成都办事处经济处的冯玉章处长最是爽快，他当着我的面立即与在荷花池做服装生意的朋友通电话，给对方下达了帮助平昌县贫困学生的任务。因为关系到位，那边朋友也不含糊，马上答应资助5个品学兼优的初中生从初中、高中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人选由我回平昌后定了，把有关学生的资料发过来，他就落实帮扶资金。与此同时，那位朋友还同意再捐助50套文具和50个书包给千秋乡小学；我一个做药材生意的朋友，只因为我曾经免费帮助他女儿补习了半年英语，当他知道我在平昌的帮扶工作需要亲友支持后，即承诺他将捐助100套冬衣给平昌县千秋乡的贫困农户。
有了本单位领导的支持，再加上亲朋好友的鼎力相助，我对搞好在平昌县两年的扶贫支教工作顿时信心倍增，甚至想立即打电话把这些好消息告知那边的蒋书记和候县长。不过为了稳妥起见，我最终没有这样做。更令人高兴的是，几天以后从北京外经贸部国际司朋友那里又传来消息，说澳大利亚政府即将派专家来华，主要目的是赴四川巴中4县（市）考察由我委申报，金额为80万澳元（当时约合人民币400万元）用于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条件的援助项目，以及仪陇、广安、井研等贫困县提出的人畜饮水系统改建项目的可行性，要我做好陪同澳方专家前往这些贫困地区实地考察的准备。
于是从这天起，我便期盼着澳方专家早日来川。
九、人脉就是力量（下）
在成都奔忙了一个多月，我和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及有能力帮助我的亲友们都接上了头，对如何做好在平昌两年的扶贫支教工作基本上是胸有成竹了。
一天早上，我在单位办公大楼外遇见委工会主席牟姐，她曾是我在委办公室工作时的搭档，和我关系一直不错。她问及我下派平昌两个多月的情况后，言辞恳切地说：“还是你人缘好啊，有那么多人愿意帮助你！”我见她说话间面带愁容，便问她遇到啥难事。听她简述一番，我才知道几天前，花圃路街道办事处给我委分派了两男两女4个无偿献血指标，委领导将此任务交给牟姐负责落实。经牟姐动员，两位献血的女士算敲定了，但选中的几位男士却以种种借口竭力推托。因次日就要带人去献血，她正在为没有男士愿意帮她完成任务而忧虑。
我当即向牟姐表示愿去献血，并向她推荐了我很熟悉的一位同事。经牟姐前去宣讲动员，这位男士也同意前往献血。不料第二天上午刚到血站现场，这哥们却借口头晕而溜之大吉，结果最终去献血的只有我和两位女同胞。有趣的是，负责抽血的那位年轻女士验出我的血型是AB型RH阴性后非常激动，称我是资格的大熊猫血型，并说她在血站工作3年多了，还是第一次遇到我这种血型的人前往献血。这件事情让牟姐感触很深，对我再三表示感谢。不久以后平昌遭遇了几十年难遇的洪灾，牟姐于是竭尽所能，在支援平昌抗洪救灾方面给予我很大帮助。
那是1998年6月底，连续多天的暴雨使巴河水位暴涨，淹没了不少民宅和农田，造成山体大面积滑坡和部分学校停课。获知这一消息后，我立即向委领导作了汇报。委领导责成委工会从即日起展开募集救灾捐款和物资的活动。在牟姐及其同事们的积极动员下，一周之内全委共筹集捐款26000余元，此外还有大量衣物、书籍、被盖等物资。我委所属的学校和幼儿园，还捐助了几台半新电脑和两部脚踏风琴。
这许多物资，必须要有一部卡车才能运往平昌。刚巧委里当时有一部载重两吨半，“年龄”超过15岁，很长时间未动过，即将报废的“双排座”卡车。经稍事检修保养后，决定让它带病上路。那是7月上旬的一天早上，在异常闷热的气候中我和张丹乘上了这辆满载货物，车头上拉有“救灾物资”横幅的锈迹斑斑的卡车，朝着600多公里以外的平昌县出发了，开车的是委里最年轻的专业司机陈三娃。
这辆老爷车在途中可谓丑态百出，因为排气管上的消音器已经锈蚀穿孔，故发动机排气声音大得可怕。与此同时，它的刹车鼓显然也锈蚀了，一踩刹车便发出尖锐刺耳的怪叫，而且车体颤抖不已。如此一来，小陈一路上完全用不着按喇叭，行人和车辆远远就发现了我们并且唯恐躲闪不及。刚过绵阳，坐在后排的张丹便开始晕车恶心，我们不得不多次停下来让她去路边呕吐。张丹说她从来不晕车的，只因为这疾病缠身的卡车没有空调，天气又酷热难耐，我们不得不开窗前行，结果发动机燃烧不充分的油烟味不断钻进驾驶室，造成了张丹的恶心呕吐。好在后来她服用了两片安定就倒在后排睡着了。
车到南部县，已近夜间8点。此时我们脸上的汗水都已经成了结晶体。找到一家比较干净的旅社住下并洗漱后，我请张丹和小陈去喝夜啤酒，以散发一整天聚集在身上的暑热。尔后，我们顺着一条主要街道漫步参观南部县城。同样为国定贫困县，但南部县城却远较平昌县城显得大气，街道两旁的路灯明亮，环境卫生也要好得多。
回到旅社后，考虑到次日200多公里的路况都很差，我担心张丹吃不消或是那老爷车在途中“罢工”，于是给平昌扶贫办的李主任通了电话。李主任当即决定让苟副主任和李大胜次日一早来途中迎接我们，我原本悬吊吊的心这才踏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