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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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岁月录
——回顾在革命老区平昌扶贫支教的日子
李宗明
十八、不得不做的好事
早些年的巴中市，老百姓的医疗卫生条件极差，而在巴中4县（市）中，国定贫困县平昌的医疗卫生条件更是差之又差。因此，但凡从成都去平昌帮扶过的人，大多有帮助当地干部群众在成都联系医院找医生的经历，其间的酸甜苦辣，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切体会到。挂职期间，我先后帮助过平昌的七八个人联系过医院和医生，但其中让我最为奔忙或者说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专职司机李大胜、县委副书记白中眉和县扶贫办副主任苟义才3个人。
那李大胜到成都补牙齿完全是他的临时决定，事先根本就未考虑清楚在成都找哪家医院，哪个医生补。当他听我说四川医学院的牙科在全国很有名后，立即央求我帮他联系一下。我尽管深知这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但考虑到我自去平昌以来，基本上都是坐李大胜开的车，尤其是想到那次他不远千里从南江连夜赶到盐亭县来接应我和张丹的艰难情景，我就实在难以对他说出个“不”字。经我朋友托朋友转了好几层关系，才终于找到川医牙科的一位医学博士，为李大胜圆满地补好了牙齿，他由此对我说了好几大箩兜感激的话，但我却从此欠下了一笔人情债。
白中眉副书记曾在“江口醇”酒厂担任过多年厂长，据说因为长期品酒（酒厂固有的质量关）和陪客人喝酒，将心脏搞出了毛病。当时他年龄不过才45岁，就常常有心累、胸闷甚至心绞痛的感觉。在巴中、南充、达州的地市级医院就诊了一段时间，不仅没有好转，甚至连其病理原因都未能确诊。当听李大胜回去说“李书记在川医有熟人”后，白书记就来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帮他。我于是再次动用人脉关系，转弯抹角地与川医一位心脏病专家联系上了。毕竟是大医院的专家，很快就确诊白书记心脏的两根主动脉已经粥样硬化，必须做心脏搭桥手术，否则发展下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那白书记经过手术后，以前的症状基本消失了，加上他从此戒掉烟酒，身体状况明显好于从前。我完成挂职任务离开平昌回成都那天，他开车在前面为我带路100多公里，一直将我送出平昌地界，才依依不舍地与我握别。
最有趣的，也是最费劲的一次是帮助县扶贫办苟义才副主任联系医生。那次他因为患病毒性感冒而引发听力骤然衰减，当他头天早上从平昌打电话来要我帮他联系医生时，我想一客不烦二主，还是让朋友帮助疏通川医的关系吧，我于是告知他次日早上我会在川医大门外等他，请他务必在早上8点以前赶到川医。第二天早上我7点过就赶到川医门诊大楼，首先去耳鼻喉科和将要为苟义才治病的魏医生见过面。魏医生说他10点钟要去省医院那边会诊，叫我通知病人尽快赶到。
我于是打电话叫苟义才抓紧时间过来，他回答我说快到医院门口了，我一听顿时松了口气，便去医院大门外等他。可是左等他不来，右等他还是不来，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不见他的踪影。我不由得好生奇怪，又打电话去催，听苟义才在那边十分焦急地说：“李书记，你在哪里啊？我已经在医院门口等了你20多分钟了！”我不由得生气地喊道：“你在哪个医院门口啊？我已经在这大门外站了半个多小时了！”“你不是说在三医院吗？我就在三医院的门口等你。”
苟义才的回答气得我七窍生烟：明明告诉他是川医，他偏偏跑去了三医院！我狠狠地冲他骂了两句脏话后，他终于明白自己犯了方向性错误，于是赶快打的赶到川医，那已经是上午9点半了，不过他总算赶在魏医生去省医院之前抓住了就诊机会，并且一举治好了耳病，恢复了听力。
十九、澳方来了个女专家
在平昌挂职帮扶期间，我为当地争取的最大一笔资金，当属澳大利亚援助巴中4县（市）80万澳元（当时约合400万元人民币）的医院和妇幼保健院设备升级换代的项目。该项目从提出申请报告到最终大部分落实，历时将近两年，历程可谓一波三折。
我刚到平昌挂职两个多月，就听外经贸部国际司的朋友说，澳大利亚政府即将派专家赴巴中、仪陇、井研一线评估澳方援助当地医疗卫生和人畜饮水一揽子项目的可行性。可是，这个“即将”不久后变成了“近期”，再后来又变成了“过段时间”，最后的回答竟然是“澳方专家啥时去四川，现在还说不准。”起初我对这种状况甚感困惑：“澳大利亚政府的信誉咋这么差？不是说西方有教养的人都恪守承诺吗？”后经外经贸部朋友透露，才知道问题出在我方，干脆说吧，问题就出在平昌县前任领导身上。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政府就向平昌提供过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援助，但当时平昌县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显然没有将澳方援助的资金用到项目本身而是挪作它用。因此，当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前任经济参赞率有关专家前往检查项目的实施情况时，平昌方面在百般掩盖事实真相的同时，给予澳方参赞超规格的“热情接待”，其主要表现就是在餐桌上轮番劝酒，最后将参赞和专家们灌得酩酊大醉并且呕吐不止。参赞返回北京后大病一场，他从此对平昌有了极坏的印象。
当澳方其他负责援助项目评估的专家们知道了参赞一行在平昌的遭遇后，都将去平昌考察视为畏途，都竭力以种种理由拒绝平昌之行，说他们宁愿去更为艰苦的青海、西藏等地考察项目，也不愿去四川巴中平昌县。由于受益于这一政府项目除了平昌外还包括其他好几个县市，且项目的启动时间已过，因此澳方经过反复筛选和动员，才终于在这年的11月下旬派出女专家凯瑟琳.欧文来四川考察。
凯瑟琳·欧文当时已近50岁，瘦高个儿，是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她对人和蔼可亲，颇有吃苦耐劳精神。她办事极其认真严谨，绝不放过工作中的任何疑点，更不能容忍不诚实行为。我从成都陪同她先到巴中4县（市）对受援项目进行现场考察评估，然后再去仪陇、井研、乐山一线参观考察。通过近两周时间的密切接触，我对她的性格和敬业精神都有了比较深切的了解。值得庆幸的是，她滴酒不沾，这就让那些喜欢在餐桌上借酒发疯的基层官员们没有了表现自己的机会，我心中的压力自然也减轻了许多。
由于从前澳方对中国贫困地区全是输血式的援助，但凡申请援助的项目通过立项审批，澳方就按时将资金划拨给受援方有关机构。至于资金是否真正用于项目本身，起初澳方监督得并不太严格，他们认为中国受援地区的官员们应该能够管好和用好来之不易的外援资金。谁知我们一些官员就是不把国家的形象和个人信誉当回事，他们收到资金后就按照自己的意志去使用，有的可能会将部分资金用于项目，有的则可能全部挪作他用，比如平昌县的前任领导。如此一来，澳方乃至其他提供援助的国家都对我们就不放心了，从此要求中方必须对等地拿出项目的配对资金，比如外援是100万美元，中方就必须拿出等值的人民币予以配对，而且这配对资金必须首先到位，否则外援免谈。
正是由于外方援助的形式变了，而我们的一些贫困地区又确实拿不出足额的配对资金，以致后来我们申请外援的不少项目都只好打折执行（即缩减申请外援的金额），有的甚至中途夭折了。巴中4县（市）的受援项目最终仅执行了70%左右，就是因为当地拿不出足额的配对资金。对此，我们只能检讨自己，只能说我们的一些干部在涉外方面太缺乏素质了。
二十、组织部长威力真大
送走澳方专家凯瑟琳·欧文没过几天，平昌县委办公室张主任给我打来电话，说县里将于5天以后，即12月18日召开越温达标验收大会，届时省上各有关部门和巴中市委的领导都将参加，我作为省外经贸委下派平昌的现任帮扶干部，自然不能缺席。张主任还说，县里将于次日派车到成都接我。当天晚上，李大胜来电话说，县里还是安排他来成都接人，除我以外，还要去接省扶贫办的一位处长和省委党校一位女同志，他要我隔天早上7点半准时在家门外等他。
隔日早上7点半，李大胜如约而至，他的车上当时已经有一位年龄在35岁左右的女乘客。经她自我介绍，我才知道她姓温，是省环保局的干部，正在省委党校学习。由于省环保局曾经也有几任干部下派平昌帮扶，她此行是代表省环保局参加平昌县的越温达标验收会。接下来，我们便直奔商业后街中共四川省委宿舍接省扶贫办的那位处长。没想到这也是一位女同胞，年龄大约47岁。却原来那小温和这位女士是熟人，一见面就跳下车亲热地直叫“邱大姐”，并且非常尊敬地扶她上车坐下，看那情形完全就是晚辈或下级在为长辈或上级服务。
不过那邱处长倒是一点架子也没有，为人相当随和，一路上和我们谈笑风生，而且谈的基本都是家务琐事。当小温向她问起陈部长的身体状况时，我才知道原来她是时任省委组织部部长陈XX的内当家。下午5时许，车到巴中，市委书记周登全竟然亲自出面为我们接风洗尘，并安排我们次日坐他那挂有警灯，装有警报器的越野车去南江光雾山看红叶。周书记因为第二天要召开市委常委会，不能亲自陪我们前往南江而再三表示歉意。
比起李大胜来，周书记的专职驾驶员小郑那驾驶技术又更胜一筹，加之其车上又装有警灯、警报器和黄牛般吼叫的所谓公安喇叭，次日我们一路上真正是风驰电掣，畅通无阻。到了南江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都出面热情接待，不仅安排专人陪同我们参观，而且在我们离开南江时又送给每人一整套南江县的土特产。待到了平昌，那接待规格自然也是不同寻常，邱处长被安排住进了当时县委招待所最好的套间，我们每个人的房间里也都摆放了水果和一个装有毛巾、香皂、护肤用品和牙具等物件的洗漱用品用包。在那以前，我已去过平昌七八次，如此隆重的接待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就连前不久不远万里从澳洲来到平昌的国际援助女专家凯瑟琳·欧文，也未能享受到如此隆重的接待。而我和小温此行由于跟着邱处长，自然好比是星星跟着月亮走——沾光了。
与此同时，平昌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都亲往邱处长的住处嘘寒问暖或是“汇报工作”，一时间竟将那县委招待所上下人等忙得脚不点地，气喘吁吁。当天的晚餐不必说也是格外的丰盛，真真是杯盘重叠，让人应接不暇。菜品中除了平昌所能找到的所有山野味外，竟然还有海参、三文鱼之类的海产品。可见为了接待省委组织部部长的夫人，平昌上下确实是费尽了心思。
多年以来，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形，就禁不住在心里暗暗惊叹道：“组织部长的威力真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