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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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岁月录
——回顾在革命老区平昌扶贫支教的日子
李宗明
二十一、巴中为什么这样穷
——听巴中市扶贫办主任含泪讲述
到达平昌的第二天，省市县三路人马分赴笔山、响滩、驷马、双鹿等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区乡访贫问苦，同时结合“越温达标”各项指标的具体要求，调查当地近3年来的工农业产值和居民收入变化情况，忙碌了一整天，直到掌灯时分方才分别回返县城。
12月18日下午两点半，平昌县县域经济越温达标验收会准时在县政府4楼会议室召开，县委书记侯必贵主持会议。省扶贫办、省外经贸委、省商检局、省环保局、成都海关等上级机关派员参加了会议。巴中市委副书记王吉安和市扶贫办冯主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通过相关发言人在会上介绍的情况，我对平昌的县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它地少人多，全县土地面积占巴中市的17%，而人口却占到了26%；境内没有任何地下资源，全县经济的唯一支柱就是农业生产。省扶贫办的邱处长在会上代表省扶贫办宣布了对平昌经济的抽样调查结果，指出尽管当时平昌全县还有8.2%的贫困户未能解决温饱问题，但经济的总体情况已经符合越温达标的各项数据。
按照会议的安排，我作为当时县里唯一具有双重身份的现任挂职帮扶干部，要代表与会省级机关人员作重点发言。我知道平昌方面最想听的绝不是些大话套话，而是想了解我下一步还能帮助县里争取到多少援助项目和资金。因此我在发言中不敢信口开河，只介绍了两三个比较有把握的，援助金额不大的项目。天性幽默的侯书记听了我的发言后带头鼓掌，并大声对我说：“蚊子苍蝇都是肉啊！李书记，你对帮扶我们平昌脱贫真正做到了尽力而为！只要有项目，不管大小我们都欢迎！”
在我后面发言的是巴中市扶贫办的冯主任。这冯主任当时已年过半百，他在肯定了平昌上下各方为了改变全县贫穷落后面貌所付出努力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现象，比如什么书记形象工程，县长形象工程等等劳民伤财的做法。接下来，冯主任话锋一转，向与会代表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巴中为什么会这样穷吗？”就在人们窃窃私语之间，冯主任自己给出了答案：“缺乏资源，地缘劣势，基础薄弱。这是巴中经济发展落后于全省各市州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都以为这就是巴中贫穷落后的根源时，冯主任突然提高嗓门说道：“不过，这中间还有一个人为造成的因果关系，在座各位有的不知道，有的知道了不敢说。今天我就来当个‘炮筒子’，揭开这个谜底：这与张XX和XXX之间的个人恩怨大有关系。”
就在与会代表们面面相觑的当儿，冯主任声情并茂地给大家讲起了故事： 1932年至1935年，张XX率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和陕西边缘地带建立了总面积达42000平方公里，包括现今巴中全境在内的川陕苏区。在3年多的时间里，巴中当地百姓倾全力支援了川陕苏区红军。岂料张XX后来依势自己势力壮大，想另立中央，与中央红军唱起了对台戏，甚至还曾打算谋害XXX，X后来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全省各地都不同程度地获得过中央的财政扶持，唯独巴中一直不受省上和中央待见。3年“自然灾害”期间，巴中人民为了表忠心，将从自己的牙缝里挤出的大米、黄豆等粮食靠肩挑背负上百公里，源源不断地送往达州火车站，不少人在送粮食的途中饿倒在路上。但他们直至饿死，都没有舍得解开口袋吃几粒可以救命的大米或是黄豆。即便如此，XXX也未能被感动。直到他过世10多年后，巴中才逐步得到些省上和中央的财政支持，但巴中的发展和全省其他市州相比，已经至少拉开了15年的差距……
冯主任讲到这里，早已是泪流满面。在场的好多女同胞也都禁不住唏嘘起来，男同胞们也都摇头叹息不止。
二十二、偶然中的必然
在平昌县“越温达标”验收会上，巴中市委副书记王吉安在他的讲话中，对包括我在内的省外经贸委几批帮扶干部大加赞赏，说我们那些年不仅为平昌县，而且为整个巴中地区的农业生产、城乡经济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希望正在帮扶岗位上的我下一步能够再接再厉，开创帮扶新思路，开拓帮扶新视野，为老区人民办更多的实事。
王书记的赞赏和希望对我既是鞭策，更是压力，因为他所说的新思路、新视野、更多的实事，都明显是要求我为当地寻找到更多的援助项目和资金。而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对巴中和平昌的帮扶可谓已极尽所能，要再开发新的帮扶路子，找到新的“财源”，难度确实不小。
再回成都后的一天早上，我步行前往委里办事。一边走我一边冥思苦想下一步该怎样做好在平昌的帮扶工作。在万福桥附近，我与两年前曾经多次一起前往甘孜、阿坝考察民族地区争取外援项目，在4个多月时间里同甘苦共患难的省民委副主任郭全喜及省民委民族地区开发办副主任何小平偶然相遇。大家很久不见了，重逢自然显得格外亲切。闲聊之间，我向他们两位谈起我在平昌帮扶的情况和肩上的压力，并问他们省民委所掌握资金对省内汉族地区有没有帮扶的可能性。郭全喜副主任当时已调省扶贫办任职，我想了解的情况自然归何小平副主任来解答。何小平是藏族，为人厚道，他告诉我一般情况下，只要当地有少数民族，有符合省上帮扶政策的项目，民委派人去实地调查核实情况后，开发办是会考虑酌情帮扶的。不过，开发办的项目资金是甘映平主任（他同时还兼任省民委扶贫资金处处长）在具体管理。末了何小平笑着对我说：“你和甘主任那么熟，你报的项目只要符合条件的话他肯定会帮你”。
何小平的话让我心中顿时有了想法，因为我和甘映平主任曾经一起两次赴藏区调查，在历时一个多月的差旅途中，我和他相处得十分融洽。甘主任是彝族，爱唱歌，酒量很大，那段时间我和他从茂县、黑水、松潘、马尔康、金川再到康定、丹巴、雅江、稻城、乡城、理塘、巴塘……行程5000余公里。一路上尽管很艰苦，但我们一直都是龙门阵摆不玩，欢声笑语不断，到了夜间该K歌就K歌，该拼酒就拼酒，过得十分快活，彼此之间俨然是以兄弟相待。我想在这种状况下建立起来的友谊，关键时刻一定能够派上用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我必须尽快弄清楚平昌那边有没有少数民族。
到了单位后，我立即与平昌县扶贫办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苟义才副主任，他获知我想了解的情况后，语气肯定地回答说，平昌的镇龙、德胜、元山等几个较偏远的乡镇确有为数不多的彝族、藏族、土家、回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存在，他们是当年随红军长征途中，散落在当地的少数民族后人。苟主任的回答让我的心中立马有了底，我要他立即带人前往这些有少数民族存在的乡镇现场摸底，拍照片，并尽快提出可行的项目申请报告。我在成都这边自然是需要和已经两年多没有见面的朋友加兄弟——省民委扶贫资金处处长兼民族地区开发办主任甘映平立即恢复交往。
二十三、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
经过详细调查，我知道了在当年平昌县97万人口中，99%以上都是汉族，境内居住的彝族、藏族、蒙古族、土家族、回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的总人口不过七八千人。然而正是这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让我找到了向四川省民族工作委员会申请扶贫项目资金的依据。
如果说在上一年的帮扶工作中，我为了帮平昌争取项目资金而与之打交道的商务部国际司、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等算是“第一战场”的话，那么四川省民委这个专门为省内少数民族地区服务的机构就成了我的“第二战场”。多年以后的今天，我还常常由此而感慨：假如当年我没有同省民委相关处（办）的同志一起几次赴甘孜、阿坝10多个县实地考察的经历，并在这期间和他们建立了真诚的友情，后来想要从省民委帮平昌这个汉族聚居的人口大县申请到一定额度的项目资金，那是难以想象的。值得庆幸的是，我刚好有这样一段历程，而且在这段历程里结交的几个朋友中，省民委项目资金管理处处长兼民族地区开发办主任甘映平（后升任四川省民委副主任）和我的关系最为密切。
尽管两年多没有打过交道了，但那晚我去甘主任家中拜访时，彼此竟然没有一点儿生疏感。甘主任的爱人是成都一所知名中学的教师，真个是温文尔雅，待人热情周到。她很快就端上来两盘水果，还要沏茶时，却被甘主任拦住说：“晚上喝了茶不好睡觉，我这里有喝的。”他一边说着，一边摆上两只喝水用的玻璃杯，接着从酒柜里拿出一瓶“五粮液”冲我笑笑：“好久不见了，今晚上我们两兄弟要好好摆谈一下。”说话间，他已将两只玻璃杯满上了。
我那时候的酒量虽然不如甘主任，但半斤左右的白酒还是能够对付的，况且还有苹果和脐橙两盘水果可以解酒。因此谈笑之间，一瓶“五粮液”就被我们“甩干”了。甘主任立即又拿出第二瓶，我见势头不对，慌忙推杯，但性情豪爽的他哪里肯依，哗哗地又将杯子满上了。我趁自己的舌头还没有“打结”，赶快向甘主任和盘托出自己去拜访他的意图和请求。他听后略微思忖了一下，说：“你晓得的，四川省从来最紧张的就是钱，而民委所管资金的使用方向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政策性。不过既然你哥子想得起我这个兄弟，我总是要想办法帮你的。”
当天晚上，我和甘主任便议定尽快派员去平昌实地考察，并让平昌方面拿出切实可行的项目申请报告。3天以后，我同省民委经济发展处的撒健波副处长一道前往平昌作实地考察。到平昌的当天，恰遇巴中市李映副市长在平昌调研，他听说我将省民委的“财神”请去了，高兴得合不上嘴，当天晚上就与撒处长进行了一席长谈。原来，巴中地区不仅平昌，另外3个市县也或多或少有少数民族存在。如此一来，省民委真要出手帮扶的话，巴中4个市县就都有资格享受帮扶资金。
不过李市长很清楚，“财神”是我为平昌请去的，平昌自然有优先申报项目的权利。经过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我和撒处长连同平昌有关各方一起，商定设立了两个项目来帮助当地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其一是栽桑养蚕，其二是发展甜叶菊种植。平昌当时自有一家缫丝厂，由于常年收不到足够的蚕茧而处于半瘫痪状态；甜叶菊那时候在国际市场上销路较好，县外贸公司完全可以将收上来的干品卖到国外去。因此，只要有增援资金到位，相关措施得当，两个项目都有较好的可行性和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