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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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岁月录
——回顾在革命老区平昌扶贫支教的日子
李宗明
二十七、难以推广的新肥料（下）
那是初秋一个天色阴沉的早上。临近8点钟，成都科分院山地所的“北京213”就开到我的家门口，来接我一道前往平昌去监督签署生物活性肥生产技术转让协议。当时车上已有4个人，除了省农科院彭州肥料厂的何厂长外，还有成都科分院山地所的王所长和丁书记，再就是司机小杜。那“213”的空间比三菱越野车小，我一上去，里面真就挤得满满当当的了。
比起李大胜来，小杜的驾驶技术明显差了一截，超车会车的动作都不是那么干脆利落，因此我们的行车时速仅仅在50公里左右。那“213”显然是平常缺乏保养，当上了路况较差的山路，它的整个车厢就吱吱呀呀地响个不停。更为扫兴的是，它竟然在梓潼和南部分别熄了两次火，每一次都检修了约莫半小时才重新打燃火。当我们风尘仆仆地进入平昌县城，已经是深夜11点过了。600来公里的路程，居然让我们在路上折腾了15个多小时。
次日早上9点半，在县政府4楼的小会议室里，成都科分院、省农科院向平昌县转让生物活性肥生产配方及生产技术的协商正式举行。受县委侯书记委托，我代表平昌县委出面，县政府出面的是分管农业的谢副县长、县扶贫办李天寅主任、县农业局局长李正斌和县化肥厂刘厂长及其助手小董。由于李主任他们事先已到实地考察了，且带回的两袋肥料经几家农户近一个月的试用，反映都很好，因此双方的协商进行得很顺利。只是在谈及转让费时，科分院和农科院要求平昌支付5万元，说这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已经优惠了平昌3万元，他们转让给外地两家肥料厂收取的转让费都是8万元。
县化肥厂的刘厂长看起来是个实在人，他很看重“生物活性肥”这个项目，并说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一种更好的肥料来取代他厂里目前生产的复合化肥。这种复合化肥在地里连续用上几年后，不仅效果大打折扣，而且使土壤很板结，农户对其反响不佳，故销路日渐萎缩。鉴于化肥厂正处于困难时期，刘厂长希望王所长他们能够好事做到底，将转让费降至3万元。王所长、丁书记及何厂长经过一阵商议后，说他们也真心想为老区人民做一件实事，同意破例将平昌的转让费降至3万元，并且免费为平昌县化肥厂培训生产技术人员，另外再派员在厂里蹲点指导两个月。
王所长他们的表态令平昌方面十分感动，谢副县长激动地上前拉着王所长、丁书记的手再三表示感谢。离开平昌那天，县委书记侯必贵专门宴请了王所长等一行，并且赠送了每人一件极品“江口醇”（6瓶，当时每瓶售价198元）和5公斤山花蜂蜜。
然而，后来情况的发展却不如人意。县化肥厂头3个月产出的这种新肥料为了提高农户的使用积极性，以低于成本价进行销售，销路还算不错。但一个有近百号人领工资的生产企业咋可能长期做亏本生意呢？因此3个月以后，厂里开始将肥料的售价提高到微利销售，结果销量一落千丈，曾经的用户们纷纷抱怨说：“肥料比粮食还贵，看你咋个卖得掉哦！”僵持了大半年以后，原想有所作为的刘厂长终于不得不痛下决心，将曾经生产的复合化肥配方稍作改良后恢复生产，而将这种尽管有利于环保，有利于农产品品质提高，但却“曲高和寡”的新型肥料的生产配方和技术，以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汉中一家化肥厂。
据说这种肥料后来在北京郊区和黑龙江的五常市大行其道，因为这些地方产出的农产品全是真资格的有机食品，除了特供，就是供民间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们享用。去年从电视新闻中得知，用这种肥料培育出来的有机大米，在市场上的均价是38元500克。即便是早年被人们称之为粗粮的红薯，因为被冠上“有机”二字，也卖到十六七元一斤而成为贵族食品。
二十八、告别巴山，我带走一片情
在平昌帮扶的最后半年，时逢政府机构改革，我处工作人员减少，但工作量反倒加大了。故这最后半年，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成都忙于处内工作，对平昌的帮扶工作倒成了兼顾之态。我原以为这半年过去了，厅里就会安排新人前去平昌接替我。岂料到2000年2月初，省扶贫办根据省委指示，将我委的定点帮扶地区由平昌转移到广安。如此一来，我在平昌担负的扶贫及支教任务便后继无人，我成了省外经贸委在平昌的“末代挂职帮扶者”。
按照原先的规定，我在平昌的挂职扶贫及支教工作到2000年2月就到期了，但因我为平昌联系的几个帮扶项目还有一些收尾工作，故直到2000年7月中，我才前往平昌办理相关脱离手续。那是盛夏一个艳阳高照的清晨，省外企协会的专职司机老顾开上他的丰田皇冠轿车，先来接上我，然后再去成都科分院接张丹。张丹这次主动要求前往平昌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她想最后去为当地食用菌种植户作一次技术指导，其二是她要报答我当年将她从省农科院调出，为她创造了更好发展空间的“恩情”，自愿陪我再次出一趟苦差。
跑那一趟也确实够辛苦的，且不说当时正值气温持续在35度左右的酷暑天，仅仅来回路途近1300公里的颠簸就够难受的，更何况那段时间从梓潼、盐亭到仪陇一线都在修路，我们必须绕道经三台、蓬溪、达州、渠县这条路前往平昌，这样无形中又增加了近100公里的路程。路上虽然颠簸甚至一段段的塞车，但我们终于在夜间10点过安全到达平昌。
在次日下午的欢送会上，平昌县委书记候必贵、代理县长党绍权、县扶贫办主任李天寅及县文教局、卫生局、农业局的负责人先后在会上发言，他们都对我在平昌两年多的帮扶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侯书记在讲话中还列举了一些事例，称我是省外经贸委自1984年派员对平昌定点帮扶以来，引入项目和资金最多，深入基层次数最多的帮扶干部。与此同时，全体到会者还对张丹教授不辞辛劳，先后6次到平昌乡下指导农户种植食用菌，并且免费赠送了数百册技术指导书籍而大加赞赏。
第三天早上7点半我们准备返程了，在送别的人群里，县委副书记白中眉和扶贫办专职司机李大胜也在其中。那李大胜是个内秀之人，他知道那时从平昌去成都的好多路段都在翻修或扩建，因此专门为我们设计了一条回成都的详尽路线图。司机老顾一看，顿时眉开眼笑松了口气并连连称谢。原来在李大胜去之前，他还正在犹豫我们该走哪条路回成都最好。
临行前，我们的车里已经装了不少县上赠送的土特产，但就在我们要出发之际，已升任千秋乡副乡长的李英泽急匆匆地从千秋乡赶来了，他带来三个大加伦桶，每个桶里装有10升新榨的菜籽油，此外还有6只雄赳赳的红公鸡。我竭力推辞，说车里实在装不下了，但李英泽哪里肯依，他亲自动手帮我们将三提菜油挤进后备箱，那6只大公鸡实在没处放，只好放在车厢后座与张丹作伴。那白书记是个重感情之人，因为我一年前曾帮他在川医联系专家诊病，给他解决了大问题，他由此念念不忘要还我的情，这天早上他亲自驾车过来，说他无论如何要送我一程。结果这一送就是100多公里，直到在达州城边上，白书记才与我们一一握别，并再三叮嘱一定不要忘了平昌的父老乡亲，一定不要忘了大巴山的云卷云舒，一定要再回平昌看看。
告别白书记后，我们穿越达州市进入重庆地界，经那时正在全面改造的邻水县城进入重庆市区后，于下午5点过上了成渝高速，两个多小时后，我们平安进入晚霞笼罩的成都市区。
然而，我与平昌之间的瓜葛并未就此了断。
二十九、再去平昌，人事山河都变样
由于从2000年2月开始，省政府将我委的定点帮扶地从平昌转移到广安，我在平昌的扶贫支教工作至此便无人接替。因此，尽管我这年7月份卸下了在平昌扶贫和支教的担子，然而在以后6年多的时间里，平昌县有关部门和区乡都一直与我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隔上一段时间就有人到成都来找我，要我帮他们争取扶贫项目和援助资金。常言说得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既然已经不再挂有帮扶的职务，如果再厚着脸皮去找关系干这些事情，显然已是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到后来再有平昌方面的人来找我帮忙，如属私事我就尽力而为，如属公事我就硬起心肠一推了之。如此一来，我同平昌方面的关系便渐渐冷却下来，到后来就连关系一直很密切的李主任、苟主任等也基本不再和我来往。
2009年10月底，省政府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从省级各机关抽调人员，组成了4个检查小组，分别前往东南西北8个市州抽查近些年各类企业的税外经济负担情况。我参加的是第三小组，带队的是省中小企业局的梁局长，我们负责抽查的是达州和巴中两市。到了巴中，我们重点抽查的又是南江和平昌两县的工业企业。
听说省政府的检查小组到了，平昌县县委、政府派出一支约莫20人的队伍，在离开县城5公里的途中拉着横幅迎接我们。但在欢迎的人群中，我竟然没有见到一个熟面孔。在县委举办的欢迎晚宴上，我总算见到了一个熟识的人，那是县化肥厂的小董，他曾经是刘厂长的助理，如今是化肥厂的当家人。这小董的记忆力非常好，尽管我们只见过一面，但他还清楚地记得10年前我和成都科分院山地所的王所长、丁书记及省农科院的何守树教授到县里来和他们厂签订转让“生物活性肥”生产技术和配方协议的情景，因此一见面还是亲切地称我为“李书记”。当我问起县里这些年的情形时，小董悄悄对我说：“现在说话不方便，晚上我去你房间找你。”看小董那神色，我估计在我离开平昌后的几年里，县里一定发生了一些重大事情。
晚上8点半，小董来到我住的客房，关上房门后，开门见山地说道：“李书记你不晓得哦，你离开平昌没得几年，县委、县政府两个一把手都遭了。”我明白他所说的两个一把手是指我所熟悉的候书记和党县长，忙向他了解就里。经小董粗略地叙述了一阵，我才知道这两位我曾经很敬重的，以为他们会飞黄腾达的能干人，都栽在钱上，金额都在八九百万元左右，都被判处了10年左右的徒刑。我不由得在心里深深地替他们惋惜：假如他们不出这事，以他们的能力，几年后肯定都上升为市州一级领导了。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幼年时外公说过的一句话：“这世上毒性最大的东西是钱。”如今我细细品味这句话，觉得它实在精准，实在有道理。看看今天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不都是因为钱而毁了锦绣前程嘛！
两个一把手都出了事，在县里的牵涉面自然较广，县里好多部门和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不久后都撤换了。曾经与我过从甚密的县扶贫办李主任看来的确是个清官，他不仅在那次县领导班子的大调整中没有“遭”，而且那以后不久还升任为县人大副主任，直至2009年6月平安退休，在成都华阳买了房子，带着老伴和孙子安度晚年去了。
离开平昌的那一天，我们在县城里仔细看了看。我发现10年之间，县城的大部分老街区都已换了面貌，就连那巴河大桥也加宽加固了。然而，巴河的水却再不像从前那样清澈，那些新的街区也让平昌县城失却了她从前的个性，都是千篇一律的方墩墩砖混建筑，色泽也显得太过单调。
此情此景，使我心中不由得生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感伤。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