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名丑王国仁

川剧名丑王国仁

王大炜

上世纪40年代后期，成都“永乐戏园”独出心裁，搞了一个高招，请关公关云长出来打广告。

当时，有“红灯教主”之称的著名川剧名丑王国仁，不墨守成规，敢于创新，跨越行当，主演红生戏《关公走麦城》。为了加强宣传效果，位于当时棉花街，现东风路段的“永乐戏园”的老板龙致样，特地找到梓潼桥的纸扎艺人张师傅，请他扎了一个真人般大的红脸关公，再给关老爷穿上戏装：绿扎巾、绿铠甲、绿蟒袍、五绺青须、手执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地站在戏园门口，同时搭起柏枝牌坊，设香案、摆祭坛，此剧竟一演月余，场场客满，开创了丑角演红生的先例。

可惜，这位能编、善导、会演、吹拉弹唱的多面手，蜀中老少皆知的著名川剧艺人王国仁，仅以三十九岁的英年早逝！

我初看王国仁的戏是抗战胜利后的成都锦屏大戏院，那时笔者不过十三四岁，他与王成康合演《双拾黄金》，戏中两个讨口子说唱着十分有趣的“十八扯”，王国仁施展他那独特的表演艺术，以吐字清快稳准的绕口技巧而博得观众阵阵掌声。这戏中部分唱词，笔者至今还能背诵，可见他艺术感染力之深。这里，试录一段，以悦读者：

“叫花子，是神仙，无忧无虑无愁烦。咱们也不赊，咱们也不赚，每日睡到日三竿；幺儿媳妇煮好饭，我还在床上把身翻。要学我，也不难，三天不梳头，五天不洗脸，自然而然成神仙。”一副活脱脱好吃懒做的叫花子嘴脸。正所谓“讨口三年，官都不想做。”

据说，王国仁本名黄伯寿，四川罗江（现属德阳）人，生于1922年。少时在成都读中学，就酷爱川剧，回家后即哼唱比划，遭到其父黄备臣训打，他便离家出走，那时他才十六岁，不久便下海唱戏。

王国仁下海后，曾一度用“中国人”为艺名。鉴于当时抗日救亡，国难当头，自己又无家可归，遂取名王国仁（谐“亡国人”）。王国仁登台唱戏后，其父责令归家，否则断绝父子关系。王国仁自然不从，其父果然登报与他脱离关系。

抗战期间，王国仁有感于人力车夫捐献钱物的义举而编了出《车夫爱国》，因此触痛了当局，遭到禁演，于是全市人力车夫为之扎起，罢工三日，迫使当局恢复上演。

王国仁大胆革新川剧，遂享有“红灯教主”之美誉。谓”红灯教”意即胆大不怕事。观众中流行一段顺口溜：“红灯，红灯，花样翻新，堪称教主，不怕鬼神。”就是很好注脚。概括起来，就是大胆创造，时有新奇，新戏创新，老戏革新。他虽非科班出身，但思路新，花样多，善于扬长避短，凡戏都要来个出奇制胜。所以才有《关公走麦城》首创丑角演红生的先例。

王国仁善于刻画人物，见戏敢演敢唱，演啥像啥，戏路极广，行家说他是“抓风成石，撒豆能成兵。”他的丑角戏，诙谐、活脱、传神，噱而不俗，观众有口皆碑。他的跨行当，也是“游刃有余”，除了丑角外，扮演任何角色，都能驾轻就熟，即便是跑龙套，也很有戏味。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初，王国仁和他所在的剧团调来当时的西康省会雅安市。此时，笔者亦在此地，遂有机会较多地观赏他们的演出，诸如《游龟山》《谭记儿》等都是王国仁的革新剧目。

1955年底西康开始撤省之际，我被调往甘孜州白玉县。1959年初又调至州府所在地康定。后王国仁所在的雅安川剧团常来康定演出。有次演出的地点是在文化馆。一天清晨，文化馆大门口一长凳上坐着一人，高高的个头，一身棉衣棉裤棉鞋棉帽，腰间一根似绳非绳的带子，手捧一个镔铁大盅盅，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仿佛有股热气往上冒，估计是开水（困难时期造就了人们都爱端斗碗），一副“灰溜溜”的样子。定眼一看那脸型正是“板鸭脑壳”王国仁（他自戏绰号）。康定此时正值寒冬，但早晨的太阳都是暖洋洋的，他手捧热水盅，坐在条凳上晒太阳，也难掩他的“寒酸”。正匆匆上班的我，与他点头招呼，得来的却是一丝的苦笑。也许他明白，康定还有他的许多老戏迷。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了。后来听说他得了肝癌，死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