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一篇散文

生活就是一篇散文

冯俊龙

曾经向一位作家朋友请教过：“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散文？”作家朋友知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便问我：“你听过农村妇女吵架吗？”我答：“当然听过。”作家朋友笑着回复：“那你多去听听她们吵架，自然就会写好散文。”见我不解，他半是认真半是调侃地解释：“村妇吵架就是在写散文。越是骂人恶毒的村妇，所作的‘散文’越好。”

多年以后，想起这次对话，我哑然失笑。

在从前的农村，一个不积口德的农村妇女，无论有没有文化，只要够泼辣，能够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小事，把人的祖宗八代骂个遍。为了让人听明白她所要骂的人之“恶”，带动人们接受并顺应她的“观点”，这骂人的村妇，不要说把被骂的人实实在在做过的坏事错事来个竹筒倒豆子，即使捕风捉影甚至子虚乌有的事情，也会添油加醋归集拢来，极力衬托佐证她骂人的“理直气壮”。不管东拉西扯、南来北往，所有的扯猪骂狗都围绕她骂人的“中心”服务。

骂人是不被提倡的粗俗，但其想达到的目的和写散文的方式几乎如出一辙。散文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骂战的目的，也是万千事由都是“证明”被骂之人的“可恶”甚至“罪该万死”。假如将骂人与写作的目的单独挑拣出来，其实都是以“传播并让人接受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已。只不过，村妇与写作者，亦要分为传递的是否正能量。

鲁迅先生一生创作的散文比较多，而且影响极大。由于家庭变故，鲁迅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艰辛。这是他冷峻的个性、对他看不惯的一切人和事极具战斗力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早年刻骨铭心的艰辛生活，促使鲁迅成为影响后世的一代文坛大咖。

45岁的鲁迅在1926年10月6日和7日，分别写下了两篇散文：《父亲的病》和《琐记》。这都是鲁迅先生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亲身经历的事情。篇幅都不大长，但记录了他青少年时候一段真实的生活，更表达了中年鲁迅独特的愤怒。

在《父亲的病》中，鲁迅记录了给父亲治病的过程，围绕着父亲的病状，把给父亲治病的两位“名医”刻画得淋漓尽致。开篇就写了其中一位“名医”收了巨额出诊费，但把人治死的事。医患双方都是饱经世故，一个心狠手黑，一个不露声色。这起医疗事故虽然发生了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过最终结果是“名医”退钱赔款了事。

看似这个“曾经盛传的故事”与“父亲的病”没有关系，其实正是先有这样匪夷所思的“名医”和患者家属，才让《父亲的病》这篇文章更加吸引人心。因为，这位“名医”给父亲看了整整两年病，而少不更事的“我”，与名医也周旋了整整两年。有了前面的“医疗事故”作为铺垫，接下来“名医”所用“药引”之稀奇古怪，就让人不足为奇。而这“不足为奇”中，作者用了“据舆论说”，“插进”当时更加著名的名医叶天士用“梧桐叶”做药引，治好了某个人的疑难杂症。这样，“名医”以“病是不要紧的”安慰家属，证明自己开“偏方”确实也在尽心尽力，还为在病人及家属对久治不愈感到失望之时，“推荐”另外一位“名医”来接替自己做好铺垫。

虽然“似乎大家都有些不快”，但后来的名医何廉臣（因为是真实的人，文中倒写成“陈莲河”，当然也含暗讽之意）比前一位“名医”更故弄玄虚，开出的“药引”更是五花八门。虽然名称古怪得令人费解，但是这些药引还是能够找到。这正是庸医不落人口实的高明之处：找不到药引治不好病你休怪我，找到了药引说明我确实有两把刷子，反正我都没有骗你。在推销“点舌丹”失败之后，“陈莲河先生”开始游说“医能医病，不能医命”，要病人家属考虑用巫术来解除“冤愆”。

最后，父亲也许看穿了这些“名医”骗人的伎俩，再加家财实在难以支撑，作为儿子的作者，也终于有些明白父亲的病实属不治之症，虽然还纠结在“传统的孝道”里，最终在残酷的现实中不得不放弃了治疗。

在这篇《父亲的病》里，通过沉重的白描，揭示家道中落的周家，遭遇庸医诈人钱财的惨痛。这一切何尝不是每个时代都会存在的畸形？在这篇文章写成后的第二日，鲁迅再写下《琐记》一文。

鲁迅用琐而不“碎”的事实，记录下“衍太太”这个老于世故、搬弄是非的老妇人，以及他外出求学的种种经历。披着“和蔼可亲”外衣的衍太太“极会做人”，她怂恿小孩子们冬天吃冰，故意让小孩子拼命打旋，累得跌倒在地挨大人打，诱惑年少的作者看裸体书、偷拿母亲的首饰出去变卖，更为歹毒的是，在小孩子脑袋碰肿的时候，马上用烧酒调水粉去搽在疙瘩上，看似好心，实则是刺激这些并不懂医学常识的小孩子们（酒精对血肿有刺激作用）。为了摆脱这种愚蠢而且恶毒的环境，更为了自己将来不做他们那样的人，少年鲁迅决定外出求学。教授洋文和算学的中西学堂，到底还是顽固派嘲讽的对象，杭州的求是学院学费又贵，鲁迅只好到免费的南京水师学堂。这里的学堂仍然残存着浓重的封建迷信思想。后来，遇到“新党”总办，鲁迅终于接受到新思想的熏陶。但是，维新派的“新党”同样不尽如人意，“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得’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于是，鲁迅东渡扶桑。

这两篇回忆青少年时代生活的散文，鲁迅先生以记叙加议论的方式，通过记叙普通的日常生活，刻画了生活中的普通人物。虽然在《父亲的病》中记录的两位“庸医”，由于所处角度不同，近代有人认为何廉臣（文中的陈莲河）其实在当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真正的名医，但囿于当时的医学条件，以及周父的病入膏肓，实在不能算是何廉臣“诈骗周家钱财”，对此有争议之外，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治病的医生、鬼祟的衍太太，包括几种不同的学堂，都塑造得极为成功。

像《父亲的病》中的“名医”，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同样大有人在。为父母尽孝，最关键也最重要的是，儿女们在父母年老病弱之时为他们养老治病。中国的孝子，一定不能“罪孽深重祸延父母”，否则就是十恶不赦。即使父母已经到了病重不治，也要强撑着过度医疗。这就使明知道“无药可医”的医生们，装出“使尽全力”，以抚慰子女“孝心”，更让骗子们有机可乘。世间的亲情，唯有在亲人即将阴阳两隔之时才愈显珍贵。这却成为被人诓骗的陷阱，不得不说是人性的丑陋。《琐记》中的衍太太，在现实中则更是到处皆是。阴鸷邪恶隐藏在人性深处，如果不适时加以遏制，随时都会从平常生活的某个角落忽然冒出来。一个有深刻思想的人，对凡是影响到他生活的每件事，都会留下难忘记忆。这也是大多数普通人因为敬爱母亲，所以尽情歌颂母爱。而鲁迅这篇《父亲的病》，却充满了对父亲去世的深深愧疚。

生活本身就是一篇散文，潜藏着喜怒哀乐。忠实地记录生活，或者把很多无论是自己的或者别人的生活故事，糅合在一起，写成文章，表达某种观点，是为了鞭笞丑恶、歌颂美好。今天所说的“泼妇骂街”，仅仅只是从写作方式上进行类比。而且，“泼妇骂街”其实太散——为了达到骂人的目的，她们“发挥”太过，也太极端牵强附会、包罗万象，甚至故意捏造事实，实不可取。作为一位热爱生活的写作者，当然不可能对任何认为对己不公的事都睚眦必报，像农村泼妇一样巧舌如簧，搬弄是非。更应该从积极、正面、深远的角度正视事实，剖析人性，塑造典型，传递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