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皇城根儿边忆福感寺

站在皇城根儿边忆福感寺

周 庆

在成都皇城根儿边的实业街位置上，曾经存在过一座很大且非常有名的寺院——福感寺（宋代叫安福寺）。这座寺院始建于两晋，鼎盛于唐宋。

说它有名，在隋朝之前中国只有十九座塔安放过佛祖真身舍利，其中就有益州的福感寺。这种记载可见于唐代典籍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道宣撰《广弘明集》、道世撰《法苑珠林》和敦煌文献中。各舍利塔具体所指，上述典籍所载基本相同，说明当时对隋以前佛祖真身舍利塔分布情况的认知基本是一致的，只是数目上有个别差异。敦煌文献载：“佛灭度后一百八十六年，摩竭陀国铁轮王名阿育，开前故塔，取其舍利八万四千粒，使七宝为资驱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宝塔，每一塔中安舍利一粒，请鸡头末寺十六万八千僧中，第一座号曰耶舍尊者，于五指端放八万四千道光明，敕鬼神寻光尽处，安塔一所，大唐国内得一十九所也。”十九座舍利塔的说法在后世成为定论，大抵缘此。在这些典籍的介绍中，益州福感寺位列第十三，说明隋以前福感寺在全国来说就是一座著名的寺庙了。

说它大，该寺院可从今天的实业街位置一直拉伸到长顺中街和下同仁路的地界里去，院中林木森森，殿宇嵯峨，在它的中心位置曾建有一座九级高的木结构佛塔，直插云霄。千年前，诸多大德高僧在此驻足，不少文人雅士为之蘸墨。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曾挥毫写下《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详细记录了它的辉煌，“寺之殿台与城之楼交错相辉，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昆阆指昆仑山上的阆苑，传说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能让古人不惜用这样的笔墨来描绘它，可见当时它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妙与神圣。另外，在刘禹锡的笔墨中也大体可判断出福感寺的位置，寺庙的殿台和城郭是紧挨在一起的，才会出现交相辉映的景象。这个城郭是指益州城的老城郭（当时唐之罗城尚未开建，后来的罗城要比老城大六倍），大概位置就在今天的东城根街一带。这个位置也可从唐代高僧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得到印证，“福感寺在州郭下城西”。

就连寺庙门前的石门大道在刘禹锡眼里也都是大达坦荡直抵西门石笋街，“益州石门街大逵坦然，西驰曰石笋街”。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十三益州郭下福感寺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传云，是鬼神奉育王教，西山取大石为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镇井络闻之，令人掘凿，全是一石，寻缝至泉，不见其际。风雨暴至人有于石傍凿取一片将出，乃是黳玉。问于识宝商者，云此真黳玉，世中稀有。隋初有诜律师，见此古迹于上起九级木浮图。今见在益州，旱涝年官人祈雨必于此塔，祈而有应特有感征，故又名福感。”道宣（596～667），俗姓钱，字法遍，原籍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人，一作丹徒人，生于京兆长安。东汉富春侯钱让之后，唐代高僧，佛教南山律宗开山之祖，又称南山律师、南山

大师，世称“律祖”。道宣研究戒律，盛名远播西域。大师一生精持戒律，依佛制筑戒坛为人授戒，撰述疏钞解释戒律，大演毗尼，后世尊为中国的律宗初祖。这里道宣高僧不仅说明了福感寺的位置，也讲明了福感寺的历史渊源，他还不失时机地讲述了一则非常有趣的大石故事：隋朝蜀王杨秀坐镇成都时，派人在福感寺下掘凿，全是一块石头，此人就顺着缝隙查看泉水的踪迹，一望却不着边际。突然，风雨骤至，此人赶快在石傍凿取一片，将它取出，仔细一看，乃是黳玉——世间珍宝。而在大石石基之上，是建造的一座九级木浮图（塔）。实际从其他资料看，两晋时期，数位高僧从洛阳等地抵达成都，取西山大石修建了这座寺庙，故名“大石寺”（而此大石寺并非有人解读的新都宝光寺的这个大石寺）。正因为此，在刘禹锡的眼中出了福感寺大门前的一条宽阔舒坦的石门大道，一直通向西面的石笋街，而这一带正是古代成都大石文化的崇尚之地，这一带也曾叫作“石门里”。

2016—2017年，在实业街的考古挖掘中出土了1000多块刻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佛教经典的经版，多达五六百块佛、菩萨、罗汉、天王、伎乐等石刻造像残件，这些造像大多雕刻于南北朝时期，高达三四米。造像虽已残缺，但雕刻的图像依然清晰：庄严祥和的菩萨、目光炯炯的天王、自在安逸的伎乐、手捧莲花的供养人，它们千姿百态，神态不一。在这里发现了塔基、庙址、水井、道路、沟渠等遗址迹。同时，还出土了一块盘龙碑的碑首，上面刻有“大唐益州福”的残缺字样，据推测，下面应有“感寺”二字。在后来的挖掘中又出土了一块经版上刻有“传今福感寺”“章仇来临”的字样。结合这块经版上的寺名和盘龙碑首上“大唐益州福”等文字，基本可以确定这里就是福感寺遗址。“章仇兼琼”是唐朝开元和天宝年间的益州长史兼剑南节度使，集军政大权为一身的益州最高长官，他曾为福感寺捐建过佛塔，也捐赠过俸金帮助乐山大佛继续修建。唐代高僧的传记中曾提到，当年章仇兼琼入蜀，途经剑门关时，碰上一位手持金鸡的巨人，自称是福感寺的守塔神，希望他挪一挪佛塔位置。因此，章仇兼琼来到福感寺将佛塔向东北移了42步。于是乎，也才有了刘禹锡《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的新修之说。

《蜀中高僧记》有云：“言蜀者不可不知禅。”千年前在成都不大的地界上曾坐落着万佛寺、正法寺、大慈寺、多宝寺、妙圆塔院等众多古刹名寺，隋唐之时，长安的不少名僧云集成都传经修行，这也吸引了16岁的玄奘来此问道。福感寺曾经就是少城内一处木鱼声声、檀香缭绕的佛教高地。这里寺院的宏大，建筑的瑰丽，香火的旺盛，藏经之丰富。据巴蜀文化专家郑光路考证，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三藏法师玄奘游至物阜民殷的成都，遇见了修筑于两晋的福感寺，这让玄奘心有戚戚。在这里的暮鼓晨钟中，玄奘究通诸部。在这里他端正蒲团上，手持戒香的高僧为他头上炙烧数疤，留下受戒的记号。正是在这里的修行成道，才让他有了西天取经的勇气（《四川历史人物名胜词典》）。

因福感寺的建筑瑰丽，在唐宋时还是一处旅游胜地。在《全唐诗》中收录有成都美女卓英英的四首诗，其中一首就讲述了卓英英在福感寺与一少年偶遇的故事。在上香拜佛的过程中，卓英英的纤纤姿色让一多情少年一见倾心而不能自拔，便大胆上前求爱。卓英英对这英俊少年的唐突举动是既惊喜又害怕，鉴于女孩子的羞涩与矜持，她含蓄地以诗作答：“牡丹未及开时节，留待来年二三月。况是秋风莫近前，一枝和露压神仙。”意思是：帅哥，这庙里是庄严地方，不适合谈情说爱，以后再约吧……

古籍中还记载了不少福感寺里的僧侣故事，比如收容了许多麻风病人的道积法师，生活习性无拘无束的定光和尚等。唐宋之时，庙里收藏有不少名人字画，僧侣们常常临摹隋代绘画大师展子虔的狮子图，以及唐代张素卿的十二仙君图，后来曾有专业人士评价院内壁画，“道释人物鬼神诸像，多从事名作之摹写。盖此种摹写，自唐以来，已成为一种画风。”

在一些著名诗人的诗中，我们也能看到福感寺当年的盛况。北宋右谏议大夫、知成都府的田况在《成都遨乐诗二十一首·元日登安福寺塔》诗中曰：“岁历起新元，锦里春意早。诘旦会朋宷，群游候驺导。像塔倚中霄，翚檐结重橑。随俗纵危步，超若落清昊……遨赏空闾巷，朅来喧往耄。人物事多闲，车马拥行道。顾此欢娱俗，良慰羁远抱。第尤民政疏，无庸答宸造。”南宋知成都兼四川制置使的范成大《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诗云：“新年后饮屠苏酒，故事先燃窣堵香。石笋新街好行乐，与民同处且逢场。”诗中描绘了成都元日之时有“饮屠苏酒”“燃窣堵香”、礼塔焚香的习俗，更表达了这一天官民同乐的欣慰之情。

范成大入蜀是由广西静安而来，路上他遇到过三峡的暴雨洪灾，他感叹“兹事未渠央，万里蜀道难”。他反复辗转，历时半年之久才来到成都。正因为饱受过泥路之苦，范成大入蜀伊始，便着手修整了成都的街衢。先前，宝文阁学士张焘镇蜀，曾为成都铺过砖石路面，但仅有二千余丈的长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在此基础之上，范成大“鸠工命徒，分职授任。程督有方，尺寸有度。费出于官，而不以及民。日廪以食，而人竞力作，未几告成。以丈计者三千三百有六十，用甓二百余万，为钱二千万羸。率一街之首尾立两石以识广狭，凡十有四街。”成都老百姓借《诗经》“周道如砥”一语来形容、赞美范成大修砌的十四条新街。而石笋街就是其中的一条，于是便有“石笋新街好行乐，与民同处且逢场”的场面。

《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诗，诗下自注：“成都一岁故事始于此，士女大集拜塔下，然香挂旛，以禳兵火之灾。”新年第一天，成都人礼塔焚香从这里开始，女人们这一天会大集结，成群结队携带小彩幡拜佛于塔下，然后将经幡挂贴在楹柱上，层层叠叠如鱼鳞一般，意在祈福求安定。

唐宋之时，福感寺是非常繁华热闹的地方。寺内的九层木结构高塔在唐贞观年间（638年）松潘、茂汶一带发生的大地震，福感寺高塔不倒。这说明寺庙建得好，木结构抗震性能好。这在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有这样的记载：“贞观年初地大震动，此塔摇扬将欲摧倒，于时郭下无数人来，忽见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四面，乍倚乍倾卒以免倒。”

此塔是古时成都人登高远眺，俯瞰成都市容的名胜之地。正如田况、范成大的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新年头一天，成都各类人物都闲暇无事了，便万人空巷，纷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城西这边来，他们从石笋街开始，沿着大逵坦然的石门大街，一路往朝圣之地福感寺游玩过去。沿路摆摊卖香蜡钱纸的、挑担卖小吃的，以及各种玩意儿的应有尽有，各种杂耍也不失时机地扯圆了场子，吆喝声此起彼伏，这种景况完全不输近代的灯会与庙会。此时，官民同乐，平日里什么恩怨情仇全然抛在脑后，只顾辞旧迎新的共乐，其中也不乏耄耋老人勇敢地挤在人群当中，场面甚是空前。这会儿，从大城城头一眼望去，西边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水泄不通，连人行道都被车马所占据完了……

福感寺毁于元灭宋的一场战役中。今天我们还原福感寺，以便让我们记忆起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