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期无负平生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恩怨交际

相期无负平生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恩怨交际

冯俊龙

生死之间泯恩仇

清同治十一年（1872）3月12日，金陵(今南京)总督府内，哀乐阵阵，灵幡飘飘，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两江总督曾国藩去世了。一身素白的子孙们忙着接待前来吊唁的各方大员，朝廷要人。

忽然，门人来报：“左宗棠左大人送来挽联一副。”曾氏后人顿感紧张，暗叫不好：“此人素与先父交恶，难道今日又要借送挽联羞辱一番？”

正当曾氏后辈忐忑不安之际，一幅笔力雄健、肃然森立的挽联已展现眼前：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众人惊愕良久，然后发出一片慨叹之声。

上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此处意有所指。原来早在左宗棠用兵陕甘，急需将才之时，与左“素有嫌隙”的曾国藩着眼大局，主动捐弃前嫌，派出得力干将刘松山前往效力，成为左麾下一员得力干将。一句“自愧不如元辅”，既心悦诚服地高度赞誉了曾国藩对朝廷的忠诚，又把自己对曾一生的感激、愧疚、钦服和盘托出，公之于天下，这种谦逊真诚的赞美对于一生孤傲的左宗棠来说何其不易；下联则对朝野关注的曾、左失和一事作出了坦诚回应，一句“同心若金，攻错若石”，表明两人多年来不徇私情、不留情面，皆是出自公心，共同为国，以期互不辜负此生际遇，这才称得上是君子之交。

此前盛传曾、左不仅“失和”，而且早就“交恶”，以至“不通书信”。但这幅挽联不仅情出于心、才情俱佳，更让许多人都没有想到，在左宗棠心中，原来平生“对手”曾国藩的形象竟如此光耀九州，而左宗棠自甘“服输”的人格魅力也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送来的另一副挽联同样引人注目：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在上联中感念老师三十年来的栽培之恩，郑重表态要将恩师事业发扬光大；下联则是对老师旷世雄才的大加称颂，真诚之中亦难免有学生的私情成分。世人皆知曾国藩既是李鸿章的老师，也是提携他的“贵人”。李终其一生，不但对老师尊敬有加，还竭尽所能致力将老师所授发扬光大，使其“薪火尽传”，不愧为曾的“首席”大弟子。

很明显，无论是作为知音加对手的左宗棠，还是作为学生的李鸿章，都对这位名重当朝的友人、先师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左、李的挽联不仅名于当时，亦传扬后世，成为当之无愧的名联。

曾国藩一生以立功、立德、立言著称，公务之余潜心读书写作，尤其有个奇怪的癖好：给活着的人写挽联。因此在京师的湖南同乡中流传着“代送灵柩江岷樵(江忠源字岷樵)，包写挽联曾涤生(曾国藩字涤生)”的戏谑之说。不过，作为挽联大家的曾国藩，可能没有想到他风雷激荡的一生，最终还是让这两位恩怨纠结的故交作出了盖棺论定。

在中国传统中，挽联是对逝者一生的最后总结，逝者后代特别在乎亲友赠送的挽联。当朝重臣左、李，能给曾国藩如此之高的最终评语，曾氏后人岂能不感激莫名？

此时，左宗棠对曾国藩的真实感情，可以从他写给儿子左孝威的家书中看出端倪：“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此番言语，不但表达了他对朝廷痛失股肱的悲痛惋惜，还有对艰难时局的一番深忧，更兼失去一个当世知音的寞廖之意。

不唯如此，左宗棠还苦心向儿子孝威解释了他与曾氏之间的分歧本质：“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值一哂耶？”左宗棠认为他与曾国藩的一生恩怨，绝非市井妄人所猜度的权斗之争，更不是什么你死我活之争，而是关乎天下大势、国事兵略的君子之争。其时左宗棠虽然正在西征，军国大事无比繁忙，仍然让儿子左孝威专门代替他前往湖南凭吊。

十三年后，又轮到李鸿章为左宗棠送别了。

光绪十一年(1885)7月27日清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的左宗棠在任上去世。行辕肃穆，将士悲恸。一幅落款李鸿章的挽联“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争，惟先生知我；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引人注目。

李鸿章不愧也是纵横捭阖的文章大家，为表示对这位逝去的“老冤家”最后的礼敬之情，他只以一句“和而不同”就把三十年来的“周旋”恩怨轻轻带过，要知道，李、左之间的矛盾可是比当年曾、左之间尖锐得多。

李鸿章春风得意，一举成名；左宗棠科场失意，屡试不中。在一个讲究门第出身的时代，人生起点的不同导致两人终生为此耿耿于怀。直到左宗棠以骄人战绩入值军机处了，李鸿章还曾经暗地里给左取了个外号“破天荒相公”，以讽刺他举人出身的身份。

而在朝野关注的“海防塞防”之争中，李、左之间的争论近于白热化，在朝廷内外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恃才放旷的左宗棠素来瞧不起李鸿章，不但认为他的军事才干不如自己，更对李鸿章妥协投降的外交政策愤然于心。

就在左辞世的一个月前（光绪十一年六月），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清廷签订的一个丧权辱国条约，左宗棠闻讯不由得怒骂李鸿章：“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李鸿章本来就与左宗棠龃龉不断，闻听此言大为不快，借故将左的下属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璈革职充军，算是“来而不往非礼也”。

而一个月后左宗棠去世，李鸿章忽然送来这样情真意切的挽联，并且盛赞左宗棠“文以治内，武以治外”的一生辉煌，表达“为天下惜公”的惺惺相惜之情，实在让人感叹官场变幻、人生无常。

作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另一人为张之洞），一生知己知彼、亦师亦友，既为保大清江山而相互支持，又在庙堂上下相互攻讦，不但涉及各自的事业功名，还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清廷政局。他们彼此之间既欣赏倾慕，又掺杂忌恨倾轧的故事，可谓跌宕起伏、百转千回。

从经历看性格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的早年经历往往深刻影响其性格形成。曾、左、李的见识学问各不相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成年后的不同际遇使然，这也深深地影响到他们后来的人生命运。

曾、左、李三人，在少儿时期都聪明绝伦，但在他们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却发生了不同变故：曾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终于在28岁中进士、入翰林；左宗棠3次会试落榜，绝意科考，转学经世之学，授课种地养家；李鸿章24岁即中进士，算是三人中最少年得志者。

论天资，三人之中要算曾国藩最钝愚，左、李都是当之无愧的聪颖机敏之人。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家境出身的不同，对他们的早年人生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曾国藩家境足以支撑他坚持不懈地学习，他是家族中长子、长孙，自然很早就承担着振兴家族门庭的重任。他自知遇事“缓”、思维“慢”的弱点，但知道只要坚持就能够成功。所以他比其他兄弟都努力，并且把这种精神贯彻了一生，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就。

左宗棠早年为生计奔走，虽然心高气傲，很早就以“今亮”自喻，甚至经常自诩“今亮或胜于老亮，也未可知”，却因家贫不得不入赘周家。好在周家深悉诗书礼仪，从未给他难堪，这才让他没有灰心气馁，一样怀揣忧国之心，最终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收复新疆建立了不朽功勋。

李鸿章无疑是最幸运的。祖父辈已解决了一家人的衣食温饱，父亲在他成长的关键时期，就已在京城做官。迅速接来儿子“见世面”，安排他与当朝鸿儒接触、学习。李鸿章是赢在起跑线上的幸运儿，这为他后来驰骋官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虽然不同的人生经历，让他们形成不同的性格特点。但三人最大的交集，就是无论顺境逆境，皆胸怀大志，百折不挠，不管先天条件如何，都通过后天努力改变了人生命运。当然他们不仅气质禀赋各异，更在处事风格上迥然有别。

曾国藩在家读书受祖父、父亲言传身教，在京做官后逐步增长了见识，特别是碰了很多“钉子”后幡然醒悟，对怎样做人有了深刻理解。曾国藩在京师复杂的官场里没有同流合污，而是坚持以理学修身。在曾国藩留下的家书中，表明他随时都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连老家弟媳们寄来的泡菜味道差了也要教诲一番，能做到这种细致程度殊为不易。这后来更是体现在他与太平军作战、平息回捻之时，以“结硬寨、打呆仗”出名，以“慢”“熬”而“稳中求胜”。

左宗棠少年失母丧父，科举受阻，转而结交贤达名士，认为经世致用之学对家国社稷更加有用。无论是入赘周家，还是佐幕湖湘，他的个性都如大江入海，几乎未受约束，所以在世人眼中性格狂放，快人直语，机变肯干。和曾国藩28岁就进入翰林完全不一样，左宗棠出山做湖南巡抚师爷时已经40岁了，对他来说一直有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人到中年，如果还像曾国藩那样忧谗畏讥裹足不前，肯定此生毫无作为。他出身资历不高、本钱不大，反而更添一番无畏闯劲，甚而因为和樊夑起纠纷闹到咸丰帝那里差点掉了脑袋，这也算是对他狂傲个性的一次警示和修正吧！

李鸿章因为出身很顺，曾经在年轻时发出“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的豪情壮语，也养成了他好大喜功的秉性。但随着阅历渐深，不断遭受官场事业上各种打击，他也逐步养成了机警圆滑、取巧善变的处世之道，最后面对大清朝这个风雨飘摇的破房子，无论他如何左支右绌，最终都只落得个“裱糊匠”的一声长叹。

曾国藩虽然“天资稍欠”(左宗棠语)，但以诚为补，小心谨慎，毕生致力于“经世致用”，像一头埋头躬耕的倔牛；左宗棠耿介狷狂，为人坦荡，做事实在，毕生致力于“经世济用”，像一匹负重性倔的犟骡；而李鸿章器宇轩昂，狂放干练，且其人机警独断，毕生致力于“经世实用”，像一匹所向披靡的快马。曾、左、李三人都饱读经史，胸怀天下，故无论个性迥异，但在气象格局上俱超迈一时。

“幼主存亡”起嫌隙

同治三年(1864)7月19日，一声巨响，坚固厚实的江宁城墙被轰塌十数丈，曾国荃率领的湘军终于攻进围困两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都城“天京”。报捷喜报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往京城，没想到原本喜气洋洋等待受封行赏的曾氏兄弟，等来的却是慈禧太后一番严词斥责：“据曾国藩奏：洪福瑱（洪天贵福）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著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倒抽了一口冷气的曾国藩手捧圣旨，一个素以沉稳著称的人竟然额头上冒出豆大汗珠。

对于曾、左、李三人来说，剿灭太平天国是他们一生恩怨的重大分水岭。作为专制王朝的股肱之臣，他们都是踏着太平军的尸骨加官晋爵，而围绕其中的功名利害，三人之间渐生嫌隙，更加之朝廷猜度，遂使三人关系更加复杂微妙。

其实随着最后攻占天京城的时机逼近，错综复杂的一场风波早就暗中酝酿了。

同治元年(1862)5月，曾国藩胞弟曾国荃攻克秣陵关，驻营雨花台，再次开始苦攻天京城。早在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两破江南大营，继而进军苏、杭，威胁到上海安全。清廷命曾国藩分兵护沪，但曾不愿放弃眼看到手的攻占天京首功，内心极不愿调兵上海。特别是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更不愿意放弃擒拿“洪逆”剿灭“叛贼”这千载难逢的大功。

其时在曾幕中主持军机的李鸿章，是曾国藩一直着力培养的人才，假如趁此机会派他赴沪，既可应对朝廷催促，又可让其成就一番事业。李鸿章深思老师之意，知道此时上海虽然危机四伏，但火中取栗才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即使自立门户不成，也是为老师分忧。于是慷然答允赴上海救急。在曾国藩安排下，李鸿章马上开始淮军的招募与组建，迅速拉起一支队伍，雄心勃勃到上海去大展拳脚。

曾国藩的这一提携很快见到效果：至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带领的淮军节节胜利，先后收复苏州、常州。此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令实力大增的李鸿章率淮军参加会攻。其时，曾国荃已经苦战天京两年有余，夺取“首功”志在必得。李鸿章反复思忖，此时与曾国荃争功就是与曾氏兄弟反目，万不可取。然此地之功虽不可取，李自有自己的算盘。他先在苏、常按兵不动，拖延时日，突然掉头南下攻入浙江。左宗棠署理闽浙总督，眼见李不去会攻天京，却偏偏来自己地盘上抢功，一时恼恨交加，上奏朝廷揭批李“越境掠功”。

此时，经过充分准备的湘军终于快要攻取天京，朝廷又不断急催，加之左氏怒气冲天，李鸿章才不慌不忙领兵北进。

曾国荃早就得到李鸿章一番苦心“让功”的暗示，于是激励湘军务必要在李鸿章的淮军到达前攻下天京。果然天不负人愿，湘军终于在淮军到达前两天攻下天京。接到前方战报，曾国藩大喜过望，马上向朝廷急送奏报，先说曾国荃攻城大捷，再说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服毒身亡、幼主洪天贵福“积薪自焚”，宣告江南匪焰将熄，欢欣之情溢满奏折。

谁知一贯小心谨慎的曾国藩也有疏漏出错的时候，九弟曾国荃从前方传来的战报，竟未核实“天国幼主”是生是死、所在何处。

曾氏兄弟望眼欲穿的这份“情报”，却被左宗棠掌握了。左迅即向朝廷密奏，称“伪幼主已经逃出天京”，于(同治三年)6月21日由东坝逃至广德，现已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正在召集余部以图东山再起。曾国藩闻讯，赶紧上奏辩称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已死，黄文金只不过是打着幼主旗号纠结太平军余部而已。左宗棠见曾国藩不仅大加反驳，还含沙射影说自己虚张声势，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继续上奏直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

要知道，在这件大事上如果真的欺君瞒上，可不仅只是道德问题，那可是会招致杀头的大罪。曾国藩一生光明磊落，力做道德完人，最重口碑声誉，何况这种杀身灭族之祸。于是曾、左二人的奏报你追我赶向朝廷飞去，当朝两位重臣之间一场刨根究底的大辩论就此拉开大幕。向来善于玩制衡术的慈禧太后，趁机发出上谕，一面贬曾扬左，一面饬令曾氏赶紧追剿伪幼天王洪天贵福，还语气严厉地要曾氏交代伪天王府的所有财物去向。曾国藩向来以理学名臣自居，尤以“诚”字为重，左的再三逼迫犹如一把利刃，怎能不让曾氏兄弟气愤难平？

要说曾左就此“交恶”，其实还不准确。早在咸丰七年(1857)3月，正在江西瑞洲围剿太平军的曾国藩，忽然封印而去。原来，他的父亲曾麟书去世了。父逝丁忧，情有可原。但朝廷对丁忧制度亦有“补充规定”：“督、抚、司、道等军务在身的要员，如钦命不准离职，则不得擅离职守。”大敌当前，战事吃紧，堂堂将官哪能请旨未复，就弃军而去？咸丰闻讯震怒，本欲治罪，被胡林翼、骆秉章等劝阻才罢休。

两月之后，曾国藩写了著名的《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中有“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之语，诉苦伸屈，公开要官。没想到太平天国适逢“天京事变”，元气大伤，过河拆桥的咸丰顺水推舟，发出上谕，让曾国藩安心在家“守孝”。

被解除兵权的曾国藩满腹哀怨，左宗棠却还居高临下写信来伤口撒盐：“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诿之……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他不但痛批曾国藩这种临阵脱逃是不忠之举、不礼之举、不义之举，还说出了“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知也”“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那意思是，你是否听我的话回到前线，我不知道；但即便你回去，我也不敢说你就有能耐收拾局面。这就不只是讽刺，还公然对曾能力提出质疑。

曾国藩对“遇事掣肘，哆口谩骂”的左宗棠大为恼怒，“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此时的左宗棠也不再搭理曾国藩，说他“才短气矜，终非平贼之人”。曾国藩被左一再追迫苛责，只有不再与左通联，绝言断交。一年之后，前方战事紧急，曾回统湘军。左辅湖南巡抚骆秉章，湘军军响必自湖南筹集，两人的公事交接事关国家社稷。于是在曾国荃等人斡旋下，曾国藩主动示好，左宗棠也作了自我反省的回应，两人才恢复了联系，“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如果说这些尚属国事，那么时隔两年之后咸丰九年(1859)的樊燮一案，那就是纯粹是个人私事了。咸丰九年(1859),湖南官场发生震动朝野的“樊燮事件”：永州总兵樊燮拜会湖南巡抚骆秉章，没有向一旁的幕友左宗棠行礼，遭到实际行使巡抚职权的左宗棠严斥；官居二品的樊燮认为无端受到只有举人身份的左宗棠侮辱，又有亲戚关系的湖广总督官文作靠山，上奏朝廷左是“劣幕”。咸丰当即下旨“(左)果有不法情事，就地正法”，湖湘大地马上掀起“营救左宗棠”行动。

曾国藩作为湖南名人，且是朝中重臣，但因其生性谨慎，见咸丰帝还没有对此案明确表态，在很多湖南名士鼎力相救的情况下，只是暗中相助，在表面仍然保持沉默。向来疾恶如仇、快言直语的左宗棠，对曾的“明哲保身”自然心生不快。

所幸左宗棠经樊燮案因祸得福。后来在曾国藩的大力举荐下，左宗棠凭借军功，数年间从“襄办军务”到“帮办军务”，再由浙江巡抚迅速跃升至闽浙总督，与曾国藩平起平坐。自以为可以与曾分庭抗礼的左，不但在湘军军饷供应上与曾针锋相对，而且在用兵布局上对曾指手画脚。左宗棠指责曾国藩调度防守太平军不力，在未和曾商议的情况下，直接奏请将曾治下的辖区范围分割出江西、皖南，另派员督办军务。此举让一度紧密的“曾左合作”正式解体。

其实仔细分析，曾国藩理学功底深厚，讲究个人修养，一生深藏不露，稳沉老练；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左喜欢快刀斩乱麻，曾喜欢慢工出细活。二者在处世为人上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当然，以二者的学问见识，以及官场历练，不可能凡事计较、睚眦必报，也不可能不知道清朝朝廷对汉人大臣的防备，这也是导致后世猜测他们“故意交恶说”的由来，当然这种可能性甚小。但无论个人私交如何，曾、左在国家大事上鼎力互助，却是有目共睹。特别是曾国藩，不但在左宗棠西征上尽心尽力筹饷，还以自己的精锐部队“老湘营”相助。左宗棠后来在挽联中盛赞曾国藩的同时，他们之间由嫌隙而生的个人“是非恩怨”，已经在家国大义面前一笔勾销。

一将功成万骨枯

咸丰三年(1853)2月的湖南长沙，农历新年刚过完，城内大西门的“五谷丰米行”忽然发生老板以霉变大米掺好米卖高价，老板被打、米行被抢的事件。曾国藩曾大人新办的团练闻讯而至。团练勇丁们团团围住米行，一根绳子捆了参与打砸抢米行的人。

按照以前的规矩，这些人最多为首者杖责100大棍，游街三日；其余的杖责50大棍，杖完即放。即使有屡教不改的“重犯”，也就囚禁起来，但这次不同。这次抓人的是曾国藩新设的“审案局”。审案局说参与抢米的13个人是“串子会”的人，押到红牌楼全部砍了脑袋。

“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当此有事之秋，强弱相吞，大小相侵，不诛锄其刁悍害民者，则善良终无聊生之日。”这是曾国藩向咸丰帝上奏的《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中的内容，说湖南治安状况很不好，请旨要对严重扰乱治安的“土匪强人”“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咸丰皇帝批复：“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除净”。有了皇帝给予的“尚方宝剑”，曾自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实行“宁可失之于严，不可失之于宽”(曾与骆秉章之语)，这也就不难理解“五谷丰米行”为什么会发生涉及13条冤魂的命案。

乱世用重典，曾国藩在湖南从文转武，即以杀人开始。“若非痛加诛戮，与草雉而禽之，则悍民不知王法为何物。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剿匪如割杂草捕禽兽，皆因“悍民不知王法为何物”所致。如此重典之下，治安确实有了效果。

随着与太平军战斗的日益激烈，曾国藩又是书生带兵，虽对官兵多有约束，但毕竟兵多将广，战线漫长，而且湘军是自筹军饷，故意枉杀以夺其财者众。前方屠杀对方将兵甚至百姓之事触目惊心。

曾国藩所率湘军杀人之多，几无计数，似与曾国藩频频训示有关。比如曾国荃围攻安庆，曾国藩专门给九弟曾国荃写信：“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致沅弟》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1861年6月25日）攻克城池不要认为多杀人不妥，不能因为一时心软而误了大事；安庆城破，曾国藩又特意修书鼓励安慰弟弟：“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致沅弟季弟》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1861年7月19日）明白无误地指出“军人以杀敌为己任”，对残杀太平军丝毫不予同情。

曾国藩熟读儒家典籍，对程朱理学浸淫有加，遵从孔孟之道，以国家社稷为重。乱世之中，秉承圣意从文转武，以书生意气带兵打仗，天地巨变之间，挥斥方遒肇始，在刚涉地方政务、指挥作战的专业才干上，以及对待土匪疑寇、投降兵将的态度方式上，只能摸索前行。忠君报国、建立功名之心，促使他沿用治乱世用重典之法，拿起屠刀，不顾一切砍向所有他认为的敌人。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对于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来说，曾、左、李的人生信条和价值观念，直接决定他们对待“刀把子”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待世间苍生、国运民生的态度。

回军首领之一马化龙凭借坚固堡垒金积堡顽强抵抗清军扫荡，眼见朝廷大军压境，马化龙审时度势，在同治五年(1866)曾经投降清廷，并改名“马朝清”以示效忠。但其随后在同治八年(1869)又重新反叛。左宗棠命在安定战斗中不幸亡故的刘松山侄子刘锦棠猛攻马化龙部坚守的金积堡。马化龙在弹尽粮绝时选择再度投降。左宗棠看马化龙变化多端，一旦恢复了实力，又会兴风作浪，于是决定以暴制暴。清同治十年(1871)正月十三日，刘锦棠以马化龙与其子马耀邦“私藏武器”和“勾结外国”罪名，不但杀了马化龙及其亲随，还杀害了其部顽固分子1800多人。

回军另一首领马文禄率领的势力不断加强，清军的数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左宗棠带领大军挺进肃州，与马文禄联合的白彦虎出走，促使马文禄急切突围。于是，回军与清军在肃州出嘉峪关的要塞礼拜寺展开血战。同治十二年（1873）8月12日，肃州城内粮食短缺，回军只好杀骡马充饥。实力已经耗尽的回族起义军，遭受左宗棠指挥下的清军猛烈攻击。战斗异常惨烈，回军败局已定。为了避免回族军民被大量屠杀，马文禄开城投降。对叛乱回军首领严惩不贷的左宗棠，屠杀了马文禄等9名回军首领和1500余名亲兵。

金积堡之役和肃州之战，马化龙与马文禄都是先投降后被杀。而且，被屠杀的还有紧紧追随“二马”的大小首领。他们为了狭隘的民族利益而分裂民族，仇视汉族并且大肆屠杀汉民。任何民族，如果只站在本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而对其他民族采取鄙视甚至仇杀的行为，都是极不正确的。左宗棠杀“叛军”起义首领与其他朝廷贪官一样，都是秉承“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的儒家思想，为广大老百姓谋取生存之道。

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中提出“不论汉回，只辨良匪”原则和“剿抚兼施”的方略，其本质是维护封建君主统治，表现了儒家思想里的“忠君报国”，不过他对回族人民没有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他一生对待征战杀伐，自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一套儒家逻辑。

同治二年(1863)冬天，一名英国军官提着手枪在苏州城里城外乱窜，声言要杀江苏巡抚李鸿章。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公开要枪杀朝廷命官，这还了得！但面对气势汹汹的英国军官，没有人上前阻挡不说，连清军将领程学启都神情恍惚，心有余悸，任由英国军官用含混不清的中国话大喊大叫。

此时，苏州城外一条船上，已凭卓越战功兼署五口通商大臣的江苏巡抚李鸿章，正有条不紊地批阅着公文。听了神色紧张跑来报告的戈什哈报告，李鸿章淡淡地说了句：“不要管他，等这个疯子闹一阵就没事了。”

原来，这个“疯子”是“常胜军”统领、英国军官戈登。

同年2月，李鸿章统率淮军及戈登统领的“常胜军”，以上海为根据地西进。攻太仓、取昆山、夺江阴、克无锡，直取其时江苏省城(太平军谓为“苏福省”)、江南重城苏州。苏州城防严密，守将是太平军慕王谭绍光，另外还有纳王郜永宽为首的八大首领。城坚将广，攻取不易。

很快，戈登派出的奸细得到情报，纳王郜永宽等将领已生异心。特别是纳王，已经厌倦在战场上的你死我活，早就想解甲归田安度余生。惯以“浪战”闻名的李鸿章，马上舒展双眉，定下一条取城“妙策”。

在戈登主持和原太平军降将程学启的撺掇下，郜永宽说服其余七大首领，终于与清军达成投降协议。为了保证投降后的利益，也为了表示自己投降“诚意”，郜永宽等人请求戈登作为担保人为他们的投降作担保。

李鸿章与太平军打了多年交道，对其忌恨疑虑的情绪是根深蒂固的。当他发现等待清廷封赏的郜永宽等军各部仍然装备精良，据守关卡，不但要坚持原来编制，还要扩营增寨，更加怀疑太平军有可能“诈降”。但此时太平军方面无论是地利，还是兵力，都明显优于清军。假如硬拼，李鸿章取胜的可能性不大；要是不答应太平军八大首领的条件，那么无异于迫使太平军坚持顽抗到底。世故圆滑的李鸿章急中生智，巧设一计，避开戈登，以设宴为名，杀死了郜永宽等太平军将领。然后进入城内，以安抚收编名义绞杀了苏州城内数以万计的太平军降卒。戈登作为太平军投降将领的担保人，深感他英国绅士的信誉受到李鸿章无情的背叛和侮辱，这才有了洋人到处追杀堂堂巡抚的“特大新闻”。

与曾国藩“治乱世用重典”、左宗棠“剿抚兼施”安定少数民族地区不同，李鸿章杀降是其“取巧善变、巧布计谋”，最后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李鸿章苏州杀降，是以大量愿意放下武器的太平军生命，换取他的加官晋爵。这与他在战争期间剿杀包括苗、捻在内的起义军一样，都是为维护大清政权而采取的卑劣手段。

在维护封建政权、镇压农民起义的思想和行动上，曾国藩一直是李鸿章当之无愧的领路人，而他们却自诩是在维护儒家“互敬互信、仁而有序”的思想。左宗棠平定陕甘、收复新疆是促进民族大团结的除暴安良，这一点与曾国藩残酷无情、李鸿章的出尔反尔有很大区别。

是非恩怨终有结

曾左恩怨在于性格不同，更在于朝廷对汉人权力的防范。曾国藩所率湘军不但数额多，而且战斗力强。满人治国，本来对汉人一直惧怕恐憎，但又不得不边用边防，用完之后马上削减甚至遣散。曾的政治智慧和个人涵养，以及他对朝廷的耿耿忠心，让他虽然内心翻江倒海，但凡涉朝廷军事，仍然诚心协力，以大局为重，办理得一丝不苟。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平定陕甘以及晚年带棺收复新疆，曾国藩不但把自己最精锐的湘军松山老营送给左宗棠，并且在后方尽心尽力为左宗棠筹集粮饷，这让左宗棠吃惊不小。

曾左之争，实在是“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的君子之争也。

李鸿章不但在学问上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而且在行为处事上一生都在学习老师。李鸿章为人同样精明，但他懂得收敛，不像左宗棠那样豪情飞扬。咸丰十年(1860)，因为安营祁门及不满曾国藩弹劾李元度，李鸿章也曾离开过湘军幕府，但仍然和老师曾国藩保持密切联系。李对曾一直都是尊重有加。曾李之间发生矛盾，最终都以曾的谦忍和李的圆润而解决。这也算是“江山代有人才出”的一种承继吧。

左李没有师生之谊，在治国方略上有不同看法，但在思维方式上都具有敏捷明快，在任事为人上都勇于担当，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利益上都高度一致，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和而不同”的争论。

纵观曾、左、李三人，虽然同为一代清廷重臣，曾国藩不管当时声望还是后世影响都远超左宗棠，但他常感叹“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左平定疆土的军事才干也确实在曾之上。左宗棠虽然和曾国藩一直龃龉不断甚至形同水火，但左在曾国藩去世后所送的挽联，不但一句“自愧不如”，说出了自己对曾国藩的钦服，“无负平生”更是表达出对曾国藩的尊重和敬仰。尤其让人更加意外的是，一辈子硬气得从来不肯向任何人低头的左宗棠，此次居然在给曾国藩的挽联之后，意外地自降身份署名“晚生左宗棠”。这一署名方式，颇有春秋战国时期“将相和”的古人之风。

总的来说，曾国藩、李鸿章既是师生，更是利益、思想比较接近甚至相同的战友，他们与性格激进、品性纯直、胆识过人的左宗棠有着较大的差距。他们能够在清朝尊满抑汉政策正处于转折时期的历史关头，既维护专制道统，成就一世功业，也尽可能挥洒自己的才干豪情，在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已殊为不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即使他们受时代局限，有着许多自身缺陷，三人的恩怨交往还有很多值得总结之处，但总体而言，他们之间“一副挽联泯恩仇”的胸怀气度，仍然值得今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