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废江河万古流

不废江河万古流

冯俊龙

在笔者家乡川北西充县城的“纪信广场”，青石青铜铸建的“纪信诳楚”群雕巍然屹立。大义凛然的纪信驾驭汉王驷马慷慨赴死，刘邦夺马西门仓皇出逃，历史瞬间的生死抉择栩栩如生。

公元前204年夏，刘邦被困荥阳城，粮草殆尽、走投无路之际，是大将纪信站了出来。他用自己的生命献上最后一条计策：“事已至此，臣请戴王冠，穿王服，乘王车，从东门出，假王而诈降楚军……是臣一人死，三军可全，汉室可兴矣！”

身形相貌与刘邦相似的纪信，主动请求假扮刘邦向项羽投降，使得刘邦得以逃脱，而自己最终被俘。项羽见纪信如此忠心，有意招降，但被断然拒绝，项羽盛怒下令用火刑烧死纪信。纪信或许想过无数种战死沙场的情景，却没有想过以这样的方式慷慨赴死。那熊熊的火光照亮了纪信人生的高光时刻，也照亮了辉映千古的忠义精神。

巴蜀名家魏明伦创作《纪信广场赋》，说“西充小而胸怀阔，川北僻而乡贤多。”西充素有“忠义之乡”美誉，也是历史文化的胜地。这里既走出了“诳楚救主”、忠义千秋的大将军纪信，也有褒贬不一、毁誉难分的谯周，以及谯周培养出来的学生陈寿，以一部震古烁今的《三国志》流芳千古。这些悠久深厚的文化资源，这些耳闻目睹的家乡先贤，从小启蒙了笔者探寻历史真相的浓厚兴趣。

历史到底应该是怎样一副面孔，读史到底应该有怎样一种史心、史胆？

小时候，通过连环画“认识”了忠厚仁义的刘备、狡诈狠毒的曹操、义薄云天的关羽、能掐会算的诸葛亮……可以说，几乎所有小孩子都是刘备的“朋友”，都敬佩义气的关公，都讨厌“坏蛋”曹操，都喜欢“神仙”孔明。长大了，读了陈寿的《三国志》，忽然觉得刘备其实并不是那么“可爱”，关羽也没有那么神武，曹操原来是真英雄，诸葛亮哪里有那么传奇？

就拿这位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谯周来说，加诸其身的功过是非就光怪陆离、神鬼莫辨。陈寿称颂他这位老师“词理渊通，为世硕儒”。陈寿认为，谯周劝刘禅投降是一件大大的功德。第一，保全了刘禅一脉的安全；第二，让蜀地百姓免于战火。陈寿对谯周的评价，有部分人支持，因为从历史大势来看，蜀汉终究会灭亡，坚持不投降，只会死更多的人。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谯周劝刘禅投降是大错特错，千古遗恨。比如东晋两位史学家孙绰、孙盛则对谯周提出了强烈的抨击。孙绰认为，当年刘备不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都要和曹操势不两立，现在谯周居然劝刘禅向仇敌叩首，实在是没有底线。孙盛也认为“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而且提出如果刘禅坚持不降，魏国未必能灭亡蜀国。

明末大儒王夫之甚而谴责谯周“罪可通天”，还拿冯道和谯周作比较说“人知冯道之恶，而不知谯周之为尤恶也”。冯道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十朝元老”，历来为正人君子所不齿，而王夫之认为谯周比冯道更可恨，因为早在蜀国灭亡之前，谯周就四处散布“亡国论”，认为蜀国必将灭亡，魏国才是最终归属。凡此种种，众说纷纭。

好奇就是兴趣，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作为陈寿故里的一位历史研究后来者，笔者看了大量有关三国的书，才发现即使对于同一段历史的评价，往往也因时而异、因势而异：

在西晋做官的陈寿坚定站在“曹魏正统”立场上，与之不同的是，东晋习凿齿写《汉晋春秋》，则以蜀为正统；到了宋朝，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对于魏蜀吴三国，都不承认他们的正统性，只是为了行文方便，才采用了魏国的年号；南宋时期，朱熹写《通鉴纲目》，又与司马光唱反调，把《资治通鉴》的魏国纪年改作蜀汉纪年，视魏国为异族，说曹操就是奸雄；生活在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则通过《三国演义》，尊蜀国为正统，以魏国为叛逆，尊刘贬曹达到极致……

历史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眼里，竟然有了这么大的区别。

湮没的历史真伪难辨，终究可辨；隐藏的人性善恶难分，终究可分。“三国故事”背后有更大的“三国世界”。普通人看到的是三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朝代更替的盛衰兴亡；历史学者更应该努力发掘传统史学背后的现代价值，自觉地、有意识地使之用于社会。

唐代刘知几认为“史才、史学、史识”是史学家的基本修养，“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清代章学诚增加“史德”原则，受到梁启超推崇。“忠实客观”的叙述，不夸大、不附会、不武断，乃研究历史的基本态度。

看得多了，想得就越多，也就更加明白前人留下来的东西，一定不会是真实历史的全部。有了从古人身上攫取智慧的想法，便有了向古人学习的动力。

按照某种标准划分，曾国藩要算是离我们最近的“古人”。虽然他所在的晚清时期距离今天不算很长，但他及他同时代的人，如何生活、如何做人、如何思想；他们之间，如何相处、如何争斗、如何平衡关系，就是一部离我们最近、也别出心裁的“人情三国”。于是，笔者走进了晚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世界。

看完能找到的曾左李传记、评论，再搜索与他们相关的论文、学术研究成果，再次有了看《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感觉。

谯周虽死，但像谯周一样博学广闻者还有很多。笔者虽然不敢以乡贤陈寿自比，但愿意像陈寿那样请教于“谯周”这样的老师。

笔者的幸运不仅是与纪信、谯周、陈寿是同乡，近水楼台接受他们传承下来的忠义纯良、崇学尚教，也浸淫了他们的刚烈无畏、独立思考的性格与精神。

十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开始试图进入曾左李的内心世界。

青山依旧，雪尽江清。历史风烟散尽后，对于曾左李这三位影响了近代中国走向的名人，如何看待鉴比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人生际遇，如何洞察他们在飘零世事中的关系真相，如何从他们的人格气度、生存哲学中探寻文化成因、一辨是非曲直，这无疑是一次有趣有益的读史阅世，也是一场不无裨益的史学探险——因为在任何时代，曾左李三人都像一座永远开采不尽的矿山，又像一条深不见底的大河。

在曾左李三人身上，纠集了一个时代最剧烈的冲突和矛盾，又体现出不同价值理念的撕裂和缠斗。人们对他们的许多诋毁，后来很多其实都变成赞美；后世对他们的理解，又往往是一厢情愿的误解。这三张各不相同的面孔，构成了那个既强大又虚弱、既偏执又涣散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剪影。

更重要的是，曾左李三人的故事，不是那种传奇天才的一步登天，而是普通人逐步提升、自我成就的过程。这种精神上的自我砥砺、不断超越，对于今天身处职场的年轻人也不无启示意义。如果能够让读者从这三人身上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复杂，能够提供一些立身行事的镜鉴参考，这也不失为一种知人论世的读史乐趣。

曾左李三人展示的既是人在历史中的特定境况，也是特定文化在人身上的折射。大清王朝立国之初，就处于西风东渐愈演愈烈的时代浪潮之中。然而在一次次与近代文明擦肩而过的进程中，一代代闭目塞听的统治者未能预见到这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国运转机，直到无法避免地演变为李鸿章所惊叹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传统文化和帝国制度都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摇摇欲坠。

正是在这种新旧转型的痛苦嬗变之中，曾左李乘势而起，并世称雄，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人物，被称为有清一代的中兴名臣。他们能够在清王朝尊满抑汉处于转折时期的历史关头，既维护专制道统，成就一世功业，又挥洒才干豪情，尽展风华个性，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末路王朝特立独行，殊为不易：曾国藩一手创办了湘军，剿灭席卷大半个中国、几乎颠覆清廷的太平天国起义，让大清王朝又苟延残喘将近半个世纪；左宗棠成功收复故土新疆，指挥恪靖定边军赶走侵台法军，护住祖国宝岛台湾；李鸿章则积极倡导洋务运动，一手创建了中国近代化的数十项纪录。“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可谓贴切。

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曾国藩一生醉心理学，左宗棠以孔孟之道立身，李鸿章则惯以纵横之术应世。尽管个性禀赋不同、处世之道有别，但在“卫道救时”的价值观上，他们大体摆脱不了专制王朝封疆大吏的窠臼。诚如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大清帝国本在洪杨之乱时就已行将覆亡，只是汉族地主“曾国藩、左宗棠之流”挽救了过来。

即使他们身受时代局限，有着许多自身难以避免的先天缺陷，但三人的恩怨交往和人生事功，还是有很多值得总结之处，尤其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条面前，他们的立身行道、待人接物，都不无中国式智慧和圆融，同时也在生前身后留下不同的誉望与评价。比如，曾国藩带兵剿灭太平军的初衷，根本目的是捍卫封建道统；而左宗棠挥师出征则是镇压内乱、捍卫疆土，对于国家民族的长远意义不可同日而语。

正所谓“尔曹声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人之所以倡导“隔代修史”，就是因为只有等到时间的法官作出公正裁决之后，历史复杂的真相往往才能浮出水面。

同时我们更要看到，近代中国历史的每一页都浸透着抗争血泪，每一行文字都如锥刺股，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当晚清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中国的决策层虽然认识到了必须要采取重大的变革来应对危机，但是他们没有找准变革的方向，更缺乏一以贯之的决心。出于种种原因，他们选择从过往的经验中寻求出路，希望借用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和制度，让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裱糊”作用。所以说，曾左李等人呕心沥血造就的“同治中兴”不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而是一次保守主义的全面复古运动。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曾左李所倡导的各项改革，虽然轰轰烈烈、名噪一时，但最终只能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而无法推向纵深领域。这些变革基因的先天不足，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场僵化、列强觊觎等内外压力，最终决定了他们个人奋斗的悲剧性结局。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对于这样一部悲凉绝望的中国近代史，苦难不仅来自外来侵略，更来自中国的封闭和落后。对于近代中国而言，落后不一定意味着挨打，落后了还要关起门来，毫无自知地冒充“老大”才会挨打。知人论世不可掩耳盗铃，读史阅世更应有全球眼光。

笔者认为，如果通过分析比较曾左李这些时代相同却命运迥异的著名历史人物，从他们的事迹成败中为今天的中华复兴之业提供经验教训，同样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实际上，人类对历史现象及其过程进行比较研究，从史学诞生起就已经出现了。西方的希罗多德、塔西陀等古典史学家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运用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历史比较研究的传统，在我国也源远流长。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对某些人物和事件进行过比较分析。但明确将“比较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方法提出，则始于近代。梁启超堪称在中国“开比较史学的先河”，他极力倡导历史的比较研究法。现代型的比较史学在中国兴起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当时主要是探讨中西历史的根本区别，想要通过历史比较研究寻找现代化道路。近年来，中国一些专家学者对诸种中外历史现象进行科学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历史研究比较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学术视野，有助于打破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片面结论，更客观准确地把握历史的脉搏。在历史非虚构类写作中，要独辟蹊径地深化历史研究，就要从更广阔深沉的视野探寻历史规律，将同类历史现象进行广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分析，从而启迪人们按照中国的具体国情推进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

兴趣虽然是最好的老师，但评判历史更需要适当的研究方法。对历史文化要保持“热心肠”的精神，做历史研究则要有坐“冷板凳”的心态。

为了心无旁骛地研究曾左李，把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把他们与时势相互成就的关系挖掘出来，笔者多年来除了在家看书，就是进图书馆找书；除了请教相关专家，就是学习有关对比研究方法。

这一头扎进去，转眼快十年。

这十年，是收获多于付出的十年；这十年，是人生最值得珍惜的宝贵十年。这十年，笔者逐渐理解了我的老乡谯周、陈寿，他们不但要为自己活，更要为天下人活。生活在封建王朝里的他们其实很不容易。但再不容易的人生，也需要挺直脊梁。所以，两千多年后的纪信塑像，依然受到蜀人顶礼膜拜。

这些年，笔者多篇关于曾左李“家事”“国事”“天下事”方面的文章，陆续在许多刊物发表，也得到了不少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笑谈中。”有人说，历史才是中国人的宗教。任何有情怀有追求的历史写作者，他应该远远地避开熙熙攘攘的康庄大道，默默穿行在那些人迹罕至的蛮荒荆棘之地，去书写充满同情、真情、温情的作品。只有当作家拥有照射到“历史暗角”的光线，作品才能让读者触目惊心，欲言又止。这样的作家才能和他的读者一起经历天人交战的精神穿越。

本书力争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从小关节呈现大历史，从真实故事中探究深层成因，从历史坐标寻找生存智慧，为当代读者提供人生镜鉴。虽然不是专业历史研究，但不违背事实，也绝不哗众杜撰，尽量做到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让读者掩卷之余能够从历史的余音中分享到别有洞天的一番滋味。

谨以此书，献给生我养我，孕育了无数贤才的人文西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