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他乡还好吗 ——四川建设者的海外故事

你在他乡还好吗

——四川建设者的海外故事

李临雅

身处金牛区“建半城”的华西集团，始建于1950年5月，是一家国有大型建筑集团企业，以上世纪80年代起，华西集团开始从事海外业务，承建了多个有影响力的工程项目，包括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翻译、医生等等人员都到了海外，在陌生的环境里工作、生活，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艰难的返修工程

位于乌干达首都堪培拉的UNPD工程师联合国开发署的办公楼及官员宿舍，因为种种原因，工程拖了很长时间，换了几任项目负责人，到最后还是因为质量问题交不了工。业主要求把不合格的部分全部拆除，包括全部的管道、设备……重新返工。这样一来，基本上就只剩下砌体没动了。

作为这个项目的新一轮负责人是四川省建十二公司的李经理。他知道等待他的将是艰苦奋斗的两年，要带着大家把那栋拆得七零八落的建筑物弄得合乎要求，漂漂亮亮地交出去。他还知道，因为这项工程，还有几个联合国的项目在投标时都不交给中国人干，不光是他们这个企业、这个省，乃至整个中国的建筑工程的声誉都受到了影响。四川省的一位副省长为此专门去了一趟乌干达。

返修工程是没有资金的，费用得靠项目组自己想办法解决，包括项目组所有成员的工资、房租都一度非常困难，大家的情绪很低落。李经理一到工地，就果断地采取了措施，想尽一切办法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工地上的办公室撤了。这之前，有的人上班就像在国内那样，每天进了办公室，消消停停地泡好茶，舒舒服服地喝上几开，然后才说上班的事。办公室里遍地是烟头，人们端着茶边喝边聊天。那种情况连大使馆都听说了，很有意见。

办公室撤了，李经理自己就在他的汽车里办公，什么地方有事，他开着车就去了。找人办事，站着说，说完就走，就去干活儿。而且，要求项目组所有人，包括管理人员都到现场，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干其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开始有的管理人员不太理解，觉得在当地工人面前有失身份。李经理说，我们情况不一样，必须这样，才能尽快地扭转局面。这个工程返修不好，交不了工，那才叫有失身份呢，而且要丢中国人的脸。他以身作则，也到工地上干。在他的带动下，连翻译也挽起袖子和大家一起干起来了。

在那些日子里，所有的人白天都泡在工地上，凡是能放到晚上做的事都尽量放到晚上。算账、报账、总结工作、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干到10点钟以后。李经理还自己到市场上去买建材，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寻找价格最合适的，常常为了一种材料，要跑几家、十几家。有一次他从乌干达到肯尼亚去办事，为了节约人员，节约时间，1000公里的路程，来回只用了四天。别人听说了，都说那简直是在冒险。

整顿了自己内部，又接着抓工地上的事情。工地上用了很多当地人，由于管理原因，干活儿的人不少，效率却很低。李经理首先决定改变发工资的办法。原来是天天发，改为一个星期发一次，谁要不好好干活儿，到时候就可能被扣发工资。这样一来，当然比原来那样随便混一天就能拿到工资辛苦些了，于是有人觉得受不了了，说老板太苛刻，煽动大家闹事，宣称“我们不干了”。

不干没关系，中国的老板们想了个办法，开车到劳务市场拉了两车人来，又到其他中国人的项目上借了一些人，让这些人一起出现在工地上，就是要让那些扬言不干的人知道，你们不干不要紧，有的是人。然后又把本工地的工人都叫到一块儿，宣布重新登记，愿意干的站出来，不愿干的可以走。很快就看出了哪些是煽动不干活儿的人，坚决把他们辞退。这一招还真灵了，留下来的人不想丢掉这份工作，再不像以前那样偷奸耍滑，不好好干活儿了。

接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防盗。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不能正常开展，管理很松懈，工地上的失窃现象非常严重。有的人偷东西的手段极高明，串通了有关人员，能把成吨的水泥、层板、电动工具都偷走。据说还有过这种情况，一间屋子里前一天还堆满了东西，第二天居然就空了，东西不翼而飞，而门窗却好好的，一点儿也没损坏。中国老板向大家宣布了政策，号召互相检举，一旦查明事实，被检举者的罚款就是检举者的奖金。因为一个星期的工资都在老板手里，偷东西的人就不得不考虑，一旦被发现，工资充当了罚款，就等于白干了，情节严重的还会被开除。于是情况好了许多。

李经理知道，除了抓管理，抓节约，更重要的是要想办法创收，建立信誉。他们首先给中国大使馆搞了一个小工程，是经参处买的一座房子，准备用来做招待所，一楼一底，一共14个房间，培修、内外装饰，他们只用了28天就完成了，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这件事给大使馆的官员们留下了一个好印象，觉得这批人还是能干事的嘛！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在很多事情上还给予他们帮助。接着，在返修的同时，项目组又在周边地区到处揽工程、接任务。他们连着中了几个标：卡永加医院、乌干达国防部医院的门诊部、牛奶学校的污水处理池等等。最多的时候，手里一共有十个工程，分别相距几十、上百公里。他们把有的工程又分包出去，自己当监理，搞管理，雇当地人干，技术人员带上翻译去巡视、监工，管采购的人晚饭后开车到这些工地上送材料……所有的人都竭尽全力地工作着，其间的紧张忙碌，辛苦劳累可想而知。就这样用这些工程赚得的利润补偿返修工程所需的费用。另外，他们还通过正当途径，对甲方没有按时腾出场地、耽误了工期等情况提出索赔，也获得了成功。逐渐扭转了局面。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返修工程完成了，不但贴补了亏损，还有了十几万美元的盈利。四川省的那位副省长又去了一趟乌干达，这一次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李经理在回顾这段经历时很有感慨地说，有人听说出国，以为都是好事，其实是很辛苦，很艰苦的，那种酸甜苦辣不是一两句话就说得清的。

法律与官司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个工程项目上，作为承包人的中国人曾经被他们所雇用的当地工人告过一次，领教了一下在国外打官司的滋味。

肯尼亚有很正规的劳动法，条款很详细具体。比如对于工资的规定，写明了每周工作多少个小时、每小时的最低工资是多少等等。还附有详尽的工资表，说明不同行业、不同工种的工资定额。而且，每当物价提高时，就会变更相应的表格，使执行的人有法可依，避免各行其是。另外，他们的法庭也很方便，只要是工作时间，想告状的人都可以进去，法庭里成天就像赶场似的，又热闹又拥挤。只要有人告状，马上就可以立案，然后调查、开庭审理。不管是谁，一旦给你发来传票，你就得上法庭听候审理，如果不去，就认为你是藐视法庭。

当初中国人招聘那批当地工人时，是按规定和他们签订了合同的，因为不是很了解情况，合同中定的工资待遇低于当地劳动法中规定的最低工资的数额。开始双方相安无事，没有人提出关于工资待遇合不合理的问题。等到工作告一段落时，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中方就解雇了那批工人。没想到这批工人马上就到法院去告了一状，说中国人雇他们干活儿，工资没给够。

法院立了案，按程序开庭审理。中国人理直气壮地来到法庭上，说我们有合同，是双方都签了字，认可了的。我们发给工人的工资是按合同里规定的数额发的，不存在没有发够的问题。他们把当初签订的合同作为证据交给了法庭，法官一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定的工资数额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数额？”中国人说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法官认为，不知道不等于就可以不按法律办事，这明摆着是违法的行为。审理结果，判决中国人依照法律给那些工人补足工资。

中国人不服气，决定不理睬法庭的判决。法庭也不着急，等到过了执行判决的规定期限，就采取了强制执行的手段。法院的人来到工地上，准备把工地上的两辆汽车开走，以抵欠资。中国的工人们坚决不让法院的人把车开走，结果双方发生了冲突。没想到这样一来，又触犯了一条法律“妨碍法庭执行公务”，法院的判决是还要罚款。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人一共支付了60万肯尼亚先令，才算了解了这件事。当然，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像这样的违法的事是再也不会干了。

在内罗毕的另外一个工地上，发生过一件黑人工人罢工的事。事情的起因也涉及劳动法，按规定，如果雇主不能给招聘来的工人提供住房，就必须每天上下班派车接送工人，如果没有给工人发工作服等劳保用品，就应该将其折合成钱摊在每个月的工资里，如果解雇工人没有按规定的时间提前通知，就必须多付一个月的工资……反正，也不知道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工人有不满情绪，认为中国老板给他们的待遇低了。本来他们的有些要求还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依照法律，应该是先向雇主提出条件，双方进行谈判，如果谈不好，就正式通知对方，说我们要为此事举行罢工。但这些人没有这样做，就集中了十几个人上街游行去了。当时正值当地政局不稳，学生在闹事。这拨工人一上街，当局很紧张，生怕此事成为导火线，引起骚乱。内罗毕警察厅几乎全部出动来干预这件事，问明情况后，找到中方的有关人员，说如果因为你们引起社会不安定，你们要负全部责任。中国人据实介绍了情况，说明这批人没按法律程序办事，是属于非法行为，不是我们的错，不应该由我们承担责任。对方也觉得有道理，态度不再那么强硬了。但是希望中国人能把那些工人保出来，因为他们还算是中方的雇员，这样也让警方有个台阶下台，让事情有个结果，免得新闻界抓住不放。

当时这件事已经上了电视，闹得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都亲自过问，让项目组写了详细的情况汇报。尽管造成的影响很大，但归根到底因为我们在法律上站得住脚，所以没有引起任何不好的结果。

拒绝搜查

这是发生在伊拉克中央银行工地上的事情。这个工程很大，干活儿的除了中国劳工，还有当地人、埃及人、突尼斯人等等。

中国的劳工们住在离工地20多公里的地方，每天分乘几辆黄色的雪铁龙巴士上班。有一天下班的时候，车队刚刚开到大门口，被突然放下来的横杆挡住了。接着，门卫和几个德国工头上了车，说是工地上丢失了电动工具，要搜查。车厢里顿时哗然，丢了东西，凭什么就认定是中国人偷的？！翻译立即代表中方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严正指出，作为被雇用的劳务人员，我们在伊拉克办理了正式的居留手续，受当地法律的保护，雇主无权搜查工人。

情况立即反映到中国大使馆，大使馆表示，应该断然拒绝搜查，这种事情是不允许发生的。于是，中方项目负责人正式约见德方项目经理，向他提出正式抗议，指出这样的行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侮辱。工地上丢失了东西，应该向警方报案，由警方采取措施，还有，对工地上所有的人应该一视同仁。

第二天，中国的劳工们等待着对前一天的事情的答复。表面上看，工作照常在进行，但是没有一点儿进度。锯木头的，用锯子背面在锯；钉钉子的，榔头敲在旁边……德国工头眼睁睁地看着这种情况，也不敢干涉。很快，德方正式向中国人赔礼道歉，并且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劳工们以合理合法的行为维护了中国公民的尊严。后来，事实证明那些丢失了的东西和中国人没有关系。

也是在这个工地上，还有过一次关于“加班”的争执。

在建筑施工中，加班加点，挑灯夜战，乃至通宵达旦都是常事。按有关规定，除了正常三班倒的工种，凡是休息时间继续工作都应该视为加班，而且，加班工资和八小时之内的工资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工地上按合同的规定是：加班工资是正常上班时间的工资的150%、星期天是200%、节假日是300%。

有一段时间，作为老板的德国人提出要把有的“加班”当作正常的三班倒来对待，这样，他们可以节约相当可观的本来应该付给中国工人的加班工资。

面对这种不讲道理的说法，中国人肯定不会接受。一位翻译奉命代表中方经理去和德国人谈判。这位翻译从从容容，平平静静地和德国人谈起来。他说，作为人类，正常情况下都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晚上应该是睡觉的时候，之所以要在本来应该睡觉的时候工作，是工作需要，是迫不得已，当然就是加班，怎么能把休息时间看作正常的工作时间呢？他问德国人，你们是不是这样？我看你们也是白天工作，晚上睡觉嘛。这是人类共有的习惯，只要是人都如此，德国人如此，中国人也如此。“三班倒”只是个别工种，和“加班”是两回事，两个概念，不应该混为一谈……

本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事情，他和德国人整整谈了一个小时。德国人实在出找不出理由来反驳他，不得不收回了他们荒唐的说法。

这位翻译深有体会地说，在那种场合就是这样，你据理力争，理直气壮，他就软弱了。你如果胆小，软弱，别人就敢明目张胆地欺负你。他说，他们算了一笔账，那段时间，加班特别多，从每个月的工资表中就可以看出来，每个人名下的工资数目中，几乎有一半是加班工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当初让了步，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都将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损失。而且，别人还会认为中国人太傻，太好糊弄，以后还会在另外的什么事情上想法子整你。

迫不得已的冲突

中国人到国外当劳务，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大公司承包的工程上干活，在最初阶段，的确发生过一些被老板、工头打骂的情况，很多人都不能接受。曾经有个工人被打之后，神经受刺激，不得不把他送回国。但他在北京下了飞机以后，仍然神智不清醒，以为自己还在国外，战战兢兢地想要躲藏。一直到护送他的同志和他一起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了国旗和城楼上的毛主席象后，他才算是安静下来，相信自己回到祖国了，用不着再担惊受怕。

本来劳务人员都很清楚，到国外是去做工的，不是去搞斗争，用不着和谁剑拔弩张的。但是，如果遇上那种受欺负或是人格受侮辱的时候，更多的人不是像前面说的那个人那样忍气吞声，把自己逼出病来，而是愤然反抗，教训一下那些欺人太甚的人。当然，这样一来，小小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伊拉克中央银行工地上，有一天，一个中国工人用水龙头把砖浇湿。他没有注意到水管被砖绊住了，使劲儿一拉，哗啦一阵响，把几块砖拉得掉到地上摔坏了。一个德国工头见此情况，二话没说，冲过来对着那个工人的脸就是几个耳光。那个工人一下子就懵了，半天回不过神来，大声叫喊着：“打人了！打人了！”工地上的中国劳工们呼地一下都围拢来，纷纷质问那个德国人为什么要打人。大家都说，不干了，罢工！事情一直闹到德方的公司总部。中国代表告诫德国人，我们中国的工人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待遇，以后再也不准发生这样的事情。最后，那个打人的德国工头当众给被打的中国工人赔礼道歉，并且写了一份书面检讨，贴在食堂的大门上，让大家都能看到，才算是了结了这件事。

在一个日本人是老板的项目上，也发生过工头打中国工人的事。开始我们的工人想以忍让避免矛盾，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后来对方越打越凶，旁边的几个中国工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冲上去把那个日本工头按倒在地上痛打了一顿。事情的结果，是那个日本工头和打他的几个中国工人都被遣返回国了。那几个中国工人说，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后悔，总算为中国人出了口气。这件事以后，日本工头再也不敢打中国工人了。

这些还算是能找到有关部门解决问题的情况，另外还有过这样的故事：

那是在一个中东国家，中国的劳务人员在城里的一个工地上干活，住在郊区，每天上下班是用汽车接送。汽车每天走的路线是固定的，不管是早上去上班还是晚上回驻地的途中，汽车走到同一个地方时，就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看见中国人的汽车一出现，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石头往汽车上扔，边扔还边不停地喊着：“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在当地语言中是小偷、乞丐之类的意思，总之是被人瞧不起的、被歧视的角色。开始，因为考虑到在异国他乡，最好不要惹事，大家都不理睬那些故意滋事的流氓，领导也告诉大家，尽量忍着。

然而，那些人见中国人没有反应，越发肆无忌惮起来，天天等在那儿。血气方刚的中国小伙子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群情激愤，决定要还击。带队的人看到这种情况，知道制止不了，也睁只眼闭只眼，算是默许了。

那一天，大家干完活儿以后，故意在工地上多待了一些时间，等到天黑了才上路。当汽车开到平时遇到那些人的那个地方时，果然那些人还等在那里，准备了好多石头。看来这些人似乎觉得往车上扔石头、喊阿里巴巴已经成了一场使他们兴奋的游戏，每天乐此不疲。中国人的车一直开到他们跟前，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所有的人都跳下去，一人抓住一个，一对一地打起来。

当时那个城市正在放映李小龙的功夫片，有的人一看见中国人摆出“中国功夫”的架势，赶紧求饶。中国人不听那一套，照打不误。多少天来，他们受的屈辱之气都在那拳头的起落之中发泄出来了，打得那些人抱着头纷纷逃窜。他们回到驻地时，留在家里的人都等急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工地上临时要加班，正准备送饭去呢。听那些人说刚才痛痛快快地打了一架，也觉得非常解气。

从此以后，那条上下班的路清静了，再也没有人敢等在那儿了。

斐济的“四川楼”

四川华西公司曾经在南太平洋的岛国斐济的首都苏瓦开过一家“四川楼餐馆”，当地人都简称为“四川楼”。餐馆坐落在苏瓦的繁华地带，相当于成都的名小吃“龙抄手”在成都春熙路的位置。一栋一楼一底的小楼，算不上豪华，规模也不是很大，能供80人左右同时进餐，但说得上是精致玲珑，而且因为风味独特，服务周到，很受欢迎。餐馆的主厨是从四川彭县请去的两位厨师，做地道的四川菜当然不在话下，不过厨师们知道，在国外做川菜，那“川味”必须有所改良，比如“麻辣豆腐”就只能做成一般的红烧豆腐，不能太辣、太麻，否则外国人接受不了，尝过第一口就再也不敢吃第二口了。

“四川楼”的回锅肉、东坡肘子、酱肉丝等都颇受称赞，不过最受欢迎的还要数“糖醋脆皮鱼”。斐济是由320多个岛屿组成的，首都苏瓦是在其中最大的维提岛上。“糖醋脆皮鱼”的名声传遍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岛子，常常有一些人坐着飞机从其他岛飞到苏瓦，专门到“四川楼”来买“糖醋脆皮鱼”。餐馆把做好的鱼和作料分别给顾客装好，那些人到家后把作料浇上食用时，鱼还是热乎乎、脆嘣嘣的。

苏瓦本身也有好多家中餐馆，但大多数是家庭餐馆，只有“四川楼”是有正规厨师的川菜馆，所以名声在外。日本的一家旅游杂志曾对“四川楼”做过专题介绍，说这家餐馆怎样好，价钱怎么便宜，到斐济去的人都应该去品尝一下那里的地道的中国菜。于是，很多去旅游的日本人就手持那本杂志，按图索骥，直奔“四川楼”。当地还有一些当“餐厅媒子”的年轻人，大都是一些很帅的小伙子，在机场、车站、码头给刚到的旅客介绍餐厅，其中不少人专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推荐“四川楼”，带上几个客人来到餐馆，一般的情况是得到一点小费，谈得投机的，还被邀请一起进餐，这些人也就乐得过了一顿“川菜”瘾。

苏瓦的很多上层人士、中产阶级的家庭都喜欢把“四川楼”作为宴请宾朋、交往应酬的地方，觉得够档次。还有一些人不单纯粹是来这里来吃饭的，还是来体验一下那个遥远的文明古国的文化氛围，来寻求一种交流和沟通。办餐馆的中国人也通过这个窗口结交了不少朋友。

在国外搞经营，真的是要把顾客当成“上帝”。“四川楼”始终恪守着这一条商家的原则。有一次，一家姓金的韩国人请朋友到“四川楼”来吃饭，那位金先生是联合国卫生组织住斐济的代表。吃完饭临走时，金先生的岳母被一个塑料垫子绊了一下，摔倒了。餐馆经理立即派人把老太太送到医院，又是检查，又是照片。最后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受了一点惊，需要观察几天。餐馆经理和华西公司住苏瓦办事处的负责人都来向金先生一家道歉，说是因为我们的垫子没放好造成了这个事故，请老太太回去好好休息，这顿饭的费用就全免了。另外，请他们全家在方便的时间再来，接受一次免费招待，为你们再服务一次。不久之后，那家人如约而至，那位金先生说：“你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我们很满意，很感动。我们一定会向我们的朋友广为介绍你们的服务。”

对有地位、有影响的人如此，对一般的顾客也如此，总之是顾客至上。来吃饭的人，有的不太计较，即使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也是吃完以后才面带笑容，很客气地指出，这次的什么菜比起上次来是不是差了点什么，或是多了点什么。对这样的顾客，肯定是诚恳地表示道歉，请他们下次再来，一定为他们提供满意的服务。遇上有的人，菜都吃了三分之一了，不是说淡了，就是酸了、冷了，要求更换，即使这样，服务员也是二话不说，换了就是了。

斐济的“四川楼”以精美的菜肴和良好的服务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在不少场合，说起“四川华西公司”别人不一定知道，但只要说起“四川楼”，都连连点头，表示知道。华西公司的同志到海关等一些部门去办事，一说是“四川楼”的，“OK，OK。”对方马上放行。“四川楼”在斐济树立了“四川人”的形象，也树立了中国人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