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散文的形与神

关于散文的形与神

冯俊龙

如果把散文看作一个人，那么，散文的“形”，就是这个“人”的外貌。这样的“外貌”包括散文的主体结构、写作方法、运用材料；散文的“神”，就是这个“人”的灵魂。这个“灵魂”包括散文散发出来的精神情绪、内涵意蕴和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只有“形神俱备”的散文才是一篇好散文，才能像一个耐看、能靠近的人那样，被大众接受和喜欢。

散文的“貌合神离”和“张冠李戴”

一直以来，人们都记得散文的“形散而神不散”，近年四川散文作家曾令琪先生提出“散文的收与放”，其实都是散文创作中“所有‘形’为‘神’服务”的意思。也就是说，无论散文使用了描写、抒情、叙事、议论等等表现手法，或者涉及到古今中外、大如日月小似尘埃的材料，都要紧紧围绕文章的主旨（即中心思想）服务，表现出文章的内涵，让读者领会作者通过文字表达的思想。

散文的“形”再散，也不能脱离“神”的表达，否则就是“貌合神离”。这就像一个人的衣服穿得再好，但没有思想和灵魂，这个人就是行尸走肉；反过来说，一个有思想、有灵魂的人，没有好的衣饰穿着，或者承载TA灵魂的躯壳实在猥琐，这个人也会让人好感顿减。

一篇好的散文，“其结构应该严谨而富有变化，语言应该生动而富有表现力，修辞应该恰当而富有新意；它的主题应该深刻而富有启示性，情感应该真挚而富有感染力，意境应该深远而富有想象力。”这样形与神达到完美结合的散文，就像一位穿着得体、举止优雅的人，说话温文尔雅，做事有条不紊，思想健康向上，受到人们喜爱也就顺理成章。

散文是诸多文学体裁中的一种。任何文学创作都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散文也会有虚构。但散文的虚构，只能是非常恰当的“张冠李戴”、偶尔的“借一件衣服穿穿”。万万要记住的是，借用之前，要考虑“张李脑袋大小与帽子的规格”，以及一般状态下“借衣不借鞋”的习俗：“帽子规格”固定，“张李脑袋”区别太大，即使帽子再华丽，适合“张脑袋”的帽子，不见得也会给“李脑袋”增添光彩；每个人脚的尺码和舒适度差异更大，“借鞋穿”与“借帽戴”，一样要慎之又慎。

在散文写作中，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借用或者虚构一部分自己不曾亲身经历，但不荒唐突兀的情景和事件，来表达真实的情感。如此广泛而适当地攫取材料，容易使文章的主题思想更加顺畅地表达出来。看得见的材料要准确完美地表达看不见的思想，首先要材料贴切，再就是作者要有能力把提炼出来的生活哲理注入这些材料之中，这样才能让读者不至怀疑作者创作的随意性和勉强性，自然而然跟随着作者的思路，去感受文章想展现的意境和表达的思想。

成功的作者善于按照常人的思维，熟练使用合理想象，进行合乎现实生活的虚构，让自己的创作锦上添花；失败的文章常常违逆人的惯性思维，把真实发生的事情也描摹得疑窦丛生，写出来的文章也就不伦不类。

围绕创作中心服务，时时记住文章最终的思想表达，就会在创作过程中注意到“貌合神离”给文章带来的伤害，也能较好地把握“张冠李戴”的尺度。

“为我所用”突出主题

写好散文之前，要先学习如何写作散文。

练习写作散文的方法有很多种，不过选取生活中亲身经历的事，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鲁迅先生一生创作的散文比较多，而且影响极大。由于家庭变故，鲁迅先生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艰辛。这是他冷峻的个性、对他看不惯的一切人和事极具战斗力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早年刻骨铭心的艰辛生活，促使鲁迅先生成为影响后世的一代文坛大咖。

45岁的鲁迅先生在1926年10月6日和7日，分别写下了两篇散文：《父亲的病》和《琐记》。这都是鲁迅先生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亲身经历的事情。篇幅都不大长，但记录了他青少年时期一段真实的生活，更表达了中年鲁迅独特的愤怒。

在《父亲的病》中，鲁迅先生记录了给父亲治病的过程，围绕着父亲的病状，把给父亲治病的两位“名医”刻画得淋漓尽致。开篇就写了其中一位“名医”收了巨额出诊费，但把人治死的事。医患双方都是饱经世故，一个心狠手黑，一个不露声色。这起医疗事故虽然发生了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过最终结果是“名医”退钱赔款了事。

文章中“曾经盛传的故事”看似与“父亲的病”没有关系，其实正是先有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名医”和患者家属，才让《父亲的病》这篇文章更加吸引人心。作者还用了“据舆论说”，插进当时更加著名的名医叶天士用“梧桐叶”做药引，治好了某个人的疑难杂症，为后来叶天士借机推荐另外一位“名医”来接替自己做好铺垫。仔细研读，文章中的每句话都没有浪费，归根到底，都是所有“材料”在为阐明中心思想服务，最终归向文章的主旨。

文中的父亲也许看穿了这些“名医”骗人的伎俩，再加家财实在难以支撑，作为儿子的作者，也终于有些明白父亲的病实属不治之症，虽然还纠结在“传统的孝道”里，最终在残酷的现实中不得不放弃了治疗。

《父亲的病》通过沉重的白描，揭示家道中落的周家，遭遇庸医诈骗钱财的惨痛。这是那个时代存在的社会畸形。鲁迅先生善于把信手拈来的材料为我所用，巧妙突出主题，让读者印象深刻。文章承载的中心思想、作者要表达的精神内涵，自然更加鲜明。

在这篇文章写成后的第二日，鲁迅先生再写下《琐记》一文。他用琐而不“碎”的事实，记录下“衍太太”这个老于世故、搬弄是非的老妇人，以及自己外出求学的种种缘由。这两篇回忆青少年时代生活的散文，鲁迅先生都以记叙加议论的方式，通过记叙普通的日常生活，刻画了生活中的普通人物。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治病的医生、鬼祟的衍太太，包括几种不同的学堂，都塑造得极为成功，而这些成功的人物和事件，非常清晰地突出了“要想改变这个丑陋的时代，只有‘到外国去’学习”的主题。

文章要表达的意思，不能用标语式的语言直接写出来，而要通过文章中的人和事表现出来，这就是文学创作；有选择地使用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为我所用”，于无声处突出主题，这就是创作技巧。

说话与写散文

练习写好散文的方式多种多样，平时说话，就是写作散文的一种练习。

在日常生活中，有的人口头表达能力强，有的人口头表达能力弱。除了性格因素、生活阅历，以及个人自信等原因之外，不善于表达的人，第一是没有抓住主题，第二是没有运用更多的材料来为主题服务。这和写散文时没有确立一个中心思想，也没有及时找到为中心思想服务的材料一样，难以下笔。没有确立中心思想，就等于没有确立主题结构；没有确定主题结构，自然就无法寻觅到更多相关材料来为之服务。

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不会表达、不能表达的人，一般都没有观察、没有思考、没有准备，自然就不能用语言，包括口头语言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质。要想成为口头表达能力比较强的人，就有必要仔细观察、认真思考、酝酿感情、积极准备。在确立一个主题之后，尽可能围绕主题寻找材料，然后把它们有效组织起来，这样自然就能较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同样是在《生活就是一篇散文》里，我写过这样一件事。

我曾经向一位作家朋友请教过：“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散文？”

作家朋友知道我老家在农村，便问：“你听过农村妇女吵架吗？”

我答：“当然听过。”

作家朋友笑着回复：“那你多去听听她们吵架，自然就会写好散文。”见我不解，他半是认真半是调侃地解释：“村妇吵架就是在写散文。越是骂人恶毒的村妇，所作的‘散文’越好。”

多年以后，想起这次对话，我哑然失笑。

从前的农村，一个不积口德的农村妇女，无论有没有文化，只要够泼辣，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小事，也会把人的祖宗十八代骂个遍。为了让人相信她所骂之人的“恶”，带动人们接受并顺应她的“观点”，这骂人的村妇，不要说把被骂的人实实在在做过的坏事、错事来个竹筒倒豆子，即使捕风捉影甚至子虚乌有的事情，也会添油加醋归集拢来，极力衬托佐证她骂人的“理直气壮”。不管东拉西扯、打胡乱说，所有的扯猪骂狗都围绕她骂人的“中心”服务。

骂人是不被提倡的粗俗，但其想达到的目的，和散文创作想要达到的目标，几乎如出一辙。散文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骂战的目的，也是万千事由都是“证明”被骂之人的“可恶”甚至“罪该万死”。假如将骂人与写作的目的单独挑拣出来，其实都是“传播并让人接受自己的思想、观点”。这和写文章时，每个字、词，每句话，都在紧紧围绕中心思想服务、都归向文章的主旨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村妇与写作者，也要区分传递的是否正能量。

每个人的创作习惯各有不同，但坚持练习对提升写作水平肯定有所帮助。散文写作对口头表达能力有一定的训练效果，练习说话对写作散文也不无裨益。我们有话要说，要向别人表达，组织语言是必不可少的方式。写日记是最基本的文字表达方式，小说中的记叙和描写，剧本里的对话、人物分析、场景介绍，则是一种比较规范或者说更高级的语言表达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眼睛观察世界、用头脑思考问题、用嘴巴表达意图，完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文学创作上，我们用散文的视角重新审视生活、解构生活、提炼生活，用文章来展现生活。说活是写文章的口语化展示，写文章是口语化的规范表达。

写好文章需要知识的积累，会说话需要生活经验，而这些都需要生活智慧。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写散文不是侃大山，要注意紧紧围绕创作中心叙述，而不是信马由缰想到哪写到哪。

散文的最重要特征是“形散而神不散”，材料可以“散乱”(广而多，但不是毫无取舍)，结构却不能“散乱”（“神不散”很多时候就是说的“结构不散”）。在一篇结构“坚实牢固”的散文中，再“多”、再“散”的“材料”，只要紧紧围绕“结构”服务，写出来的散文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