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中考

我们是初中学制改成三年制的第一届毕业生。公社中学从初二时的四个班压缩成了两个班，有几个同学在升三年级的时候接班参加工作了，有一部分同学留在了二年级。也有初中毕业又继续复习的，更有高中毕业或者念完高一又回来和我们一块上学，准备考中专的，虽然不多，但每个班都有好几个。

那个时候，对农村学生来说，考中专是跳出农门的捷径，通过公平奋斗，都有成功的可能。但难度挺大的。据说上年全县也就只有考上了二十几个，我们公社有没有学生考上，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老师说是全县十七个平原公社里面的最后一名。

开学不久，由于小道消息当年中考要考英语，为了确保中考胜利，取得好成绩，学校就把老师们认为学习比较好的学生组织起来，大概有二十多个，确定专门的老师，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集中强化补习英语。补习了大约一周左右，上面的政策已经明确，虽然考试中有英语，但不统计在中考成绩之内，只作为参考成绩，刚加上的劲瞬间松懈了，学校就又恢复了原来的教学秩序，英语也就作为一般课程正常教学。不过通过这次折腾，没有被选入强化班的同学已经有了松懈情绪，认为自己考中专本来就没有希望，能学到什么程度就学到什么程度，尽力就可以了。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公社的教育专干和校长，把我和金柱﹑建勤﹑宝成四个同学叫去搞了个集体谈话，大意就是我们公社那年和一个九年制的大队学校算在一块，三个毕业班总共150个左右的学生，能不能在中考中有所突破，就看我们四个了，希望我们多努力，考试发挥好。

代课的老师都很敬业﹑负责，把教好学生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和事业。代语文的孔令党老师开朗而大度，最喜欢让大家写作文，练笔，其中就让我们写过《业精于勤》；代物理的蒲克义老师深度近视，特别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代化学的辛宏卜老师个子不高，讲课抑扬顿挫，喜欢到处搜集练习题；代几何和数学的邓均文老师和郭宗录老师见不得学生有空闲时间，即使晚自习时间，只要他俩个谁看见教室没有老师就立即进教室给学生讲课。

虽然蒲老师﹑辛老师和邓老师﹑郭老师都爱给学生布置练习题，都费尽心力，到处找习题，自己无偿刻蜡板﹑油印，算起来还是邓老师和郭老师布置的习题最多，蒲老师和辛老师刻的蜡板最多。就是在那样的题海战术中，使我们度过了紧张而令人至今不能忘怀的初三。过后想，正因为当时老师的认真负责，高强度的锻炼，使我们对各个知识点的掌握更深刻，使我们见到的题型更全面，从而使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得心应手。记得邓老师当时布置练习题的一般方式就是从某页到某某页的所有习题做三遍﹑五遍，一般是我和建勤负责检查，所以我还真没有做过几次。总的来说，那个时候的教学环境和氛围是很不错的，老师一心一意教，学生一心一意学，即使到了现在，每次和辛老师见面，老师都说我们那一级学生的学习气氛浓，多数学生爱学习。或许职业的原因，老师本身就喜欢爱学习的学生吧！

中考的考场在县上的三中，在另外一个镇上，离我们学校大概十多里的距离。考试的前一天下午，我们在学校集中，老师带着我们一路步行，交流唱歌，向着那个也许会让我们放飞梦想的地方前进。

那年中考，考了六门课，就是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英语，而物理和化学是作为一科考的，英语成绩不参加总分统计，仅作为参考成绩。每科满分100分，所以总分也就是400分。录取分数线记得是331.5分，女生分数线310分。对考试记忆最深的是作文题就是我们练习过的《业精于勤》，我在马上考政治的时候随手翻看了《科学社会主义常识》中的一道习题，居然是考题，当时那个激动确实难于言表！

当年全县二十一个公社好像录取了42个人，我们公社录取了三个，其中有一个女生，都在我们班上。我们公社好像在全县排在第三，第一次在中考中受到了表彰。许多公社好像没有一个被录取的学生，录取比例应该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吧，至于难度嘛，真不好评论。只能客观地说，那个年代的应届毕业生能考上中专的确实很少，可能占不到百分之一，应该是那个阶段学习能力最好的吧！也许命运使然。

记得当时填报志愿很简单，大家都不懂，学校的何周林副校长和班主任孔令党老师亲自指导，和我们一块商量着填的。

中考年年有，是人一生中的大考之一，特别对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尤为重要，其中也真有欢乐和煎熬，是一部分人放飞梦想的起点。

其实人的一生，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着大考，只不过有的大考和中考一样有命题，有标准答案。而更多的大考，不但没有题目，没有明确的时间要求，更没有标准答案，到底答案是什么，关键在于自己把握，在于自己修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