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景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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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从那时走过来的人，谁也无法把自己生活中的二十多年抽出来忘掉，不管有没有价值，回忆总是难免的。
公社就相当于现在的乡；现在的村，那时为一个大队；最小单位是生产队，也叫小队。
我们生产队，二其营子大队第三小队，也叫老三队，是凌北公社最大的生产队。一九六七年的时候有五百二十口人，一百四十个劳动力，有平地九百六十亩，山地三十多亩，还有十几亩稻田。人均土地不到二亩，人多地少，这个情况在全公社是最突出的，然而我们的农、副业总收入却一直是最高的。原因有三，一是得天独厚的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再加上历来重视积肥，土地产量高；二是有一百多亩菜地，一年收两季，所产蔬菜送交蔬菜公司就能算回钱来；三，在副业方面，除了狼山有采石场，还有四挂大马车几乎常年在外拉脚。这些优势都很重要，还有一条就是生产队越富就越有凝聚力，社员们心齐。
我们队部的院子很大。座北朝南一排九间正房，居中是四间会议室和一间办公室；东西各两间，存放些种子、化肥、农药，还有一些农具、电线和杂物。东侧由北往南数，两个圆形大粮仓，一溜十米长的牛棚，分作两段，北段三米，圈着拉车的大黄犍子和几头干活的耕牛，南段七米是几个半大牛犊和十几头不干活的散牛。牛棚再往前是个足有七十平米的大沤粪池子，池边西北角一架洋井，两个给牲口饮水的大石槽。沤粪池东南再往东是一个跨院，那里有三间房，是粉房和豆腐房。西侧由北往南，先是三间厢房，北间供饲养员睡觉，有一面火炕，地下胡乱堆些杂物，墙上挂半张牛皮，几缕鞭稍，打经子的拨棰，插绳、插套用的牛角锥子和几根缝麻袋的弯针；外间屋有一口大锅，给牲口炒料、烧水用，墙角堆些不舍得扔的旧绳子、旧套、小鞍、牛鞅子，墙上挂几个套包子、笼头、缰绳；南间是牲口料，有豆饼、高粱、黑豆、咸盐之类；门口外，右侧墙上一个木头橛子上挂个竹编的筛子，饲养员夜间给牲口筛草、添草用。由厢房往南排，一溜马棚和羊圈。马棚分为三段：北头一间是四匹辕马，中间一大间七匹骡子和两头大驴，南间是几个骡驹、驴驹和几头散驴；再往前是羊圈，羊没了就放些铡碎的饲草，还有铡草机、铡刀、粉碎机；尽西南角露天堆着犁杖、滚子、簸梭、碌碡，一架不用的破车辕子，还有一些木头。四挂大马车，一挂老牛车，收工后卸了套都摆在中间的空地儿。三亩多地的大院，满满当当，可谓是家大业大。
四挂大马车和一挂牛车都有固定的牲口，固定的车老板和跟车的助手。每天早晨，各车的老板和助手把自己车的牲口牵出来饮好水，套上车，赶着出去拉脚。正常出工的社员早晨一般不到队部来，都在小庙那儿聚集。小庙在营子中央的十字路口，从老辈子起，那里就一直是营子人集聚的地方。庙院一棵老榆树的干枝上悬挂半截道铁，早晨出工，或者有事、开会，都敲那道铁作钟声。社员来得差不多，副队长开始分派活，都谁谁到哪块地干什么、注意什么，昨天哪块活有什么问题，今天该怎么着。队长有时候也说两句，然后副队长和妇女队长，跟着人多的那伙，或者觉得需要关注的那伙走了。但他们还得把各组干活的地方都走到，一是督促、检查，再就是得给每个人记工。全队脱产人员只有队长、会计和保管——队长需要掌握全面，除了农业还有副业、外交等事；会计除了统计工分、计账、算账，还掌管小队的公章，开介绍信，证明之类的，算是小队的“秘书”；保管是管家，负责小队所有家当的管理，生产资料和粮食的出入库，以及社员口粮、生活物资的发放。
原来一个生产队就三个队长：队长、副队长、妇女队长，从打“四清”运动以后，又添设了一个“政治”队长，主要是做些跟开会、念文件、“阶级斗争”有关的事。但是一个不缺心眼的政治队长，不会真去弄那些不得人心的扯淡事而掣队长的肘，全队社员都盯着工分值呢，关乎所有人的切身利益，他影响了这个，那不找着挨骂么？就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不管怎么闹腾，都没有给我们队的生产和收入带来影响，相反，一九六七年，我们队的总收入还来了个大飞跃。那年的队长是我哥，政治队长是冯存，副队长是郑焕青，妇女队长是李秀英。
我哥的本行是木匠，而且不是农村木匠，他是一九六二年最困苦的年月从北票煤矿离职回乡的。二其营子木匠不乏高手，我哥对农村木活不熟，不同风格的手艺人相互磨合期间，他经历了一些磨难。但毕竟功底不薄，两年以后，就被几位老木匠推为掌尺、划线的人。村里几位中年人要拜他为师学木匠，郑焕青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哥说郑焕青有心劲。
二其营子人不善言讲，一向是从行为看人是否实诚、可靠，从打“四清”运动以来，都觉得“能说”很重要。我哥曾经在北票冠山矿营缮队当过小干部，有些事他能说得明白些。六六年冬天，在谁家串门，他评价过生产队今年的几样得失，说了几个假设，被人认可，人们非要选他当队长。他不干，耍手艺他能在城里找到活，挣钱交生产队换工分，加上每天三毛钱的补助费比当队长挣得多。可是以刘芝为首的十几个人不依不饶，整天到我家去说。后来我爸生气了，嗔我哥拿把，他这才勉强答应。那年头时兴开会，在社员大会上，他分析老三队的自然情况，说要想增加收入必须在副业作文章，除了扩大马车的运输业务，再成立个基建队进城包活，争取秋后十个工分煞①一块五。会场立刻一片哗然——
“一块五？”
“有谱？”
“按他说的，差不离。”
“说的倒是不错。”
……
我哥教大家静下来，他说：
“我要说煞一块五，有人信，有人不信，这一年还不定遇到什么想不到的事，也别说死了，反正账在这摆着呢，大伙自个盘算。要说行就得听我的；不行大家另请高明，我还去耍我的手艺。”
谁心里没数？按我哥的方案，即使煞不上一块五也一定比今年强。说不行，那不是跟自个儿的利益过不去吗？一片掌声。
我哥把另外三个队长叫到一起开会，他把农业的事全盘交郑焕青：
“兄弟，农业的事我不行，全听你的，赶上今年就行，怎么样？”
郑焕青半天不说话，闷一小会儿：
“菜地好好弄弄能比今年强；大田多上粪呗！要没天灾，咋还赶不上今年呀！”
“好！那开春之前让大伙集中力量攒粪、起粪，收粪的工分一百斤再加一分；趁大车没活赶紧往地送粪。”
他看冯存。冯存笑着说：
“景新你放心，大哥不傻，政治的事大哥顶着，我好歹是转业军官，你是贫农，咱啥都不用怕，你尽管放手干，不会因为那些闲事影响你。”
李秀英也表示了态度：
“我干妇女队长也好几年了，老娘们儿都讲实际，只要认准能煞钱，积极性肯定没问题！”
成立基建队容易，木匠、瓦匠都现成的，关键是找活。我哥成天跑城里，自行车把上挂个手提兜，里面装着小队的公章、介绍信纸、合同纸和两盒香烟。蔬菜公司，木材公司，敖汉转运站、重型机器厂、气象局、百货公司等好多单位和我们小队建立了关系，那种关系也就是人家有什么运输的活、基建、维修的活让我们干，我们挣点运输费和劳务费。就这，也是其他生产队办不到的。
那年风调雨顺，副队长郑焕青的智慧加上全体社员齐心合力，大田的产量和菜地的收入都超过了去年。副业收入更是前所未有，我哥似乎天生就有外交天赋，再加上他说到做到的风格，关系单位都信他，无论是向人家销售蔬菜还是劳务关系，都合作得特别好。那年秋后，我们小队真就是十个工分开到了一块五毛钱！
分红的时候，全队上下一片欢腾，谁家也没开过这多钱，扣去口粮款一般人家都是五六百，有几户劳力多的人家开到一千多元。当时凌北公社偏远山区土地瘠薄缺水，又没有什么副业，生产队十个工分才煞几分钱，有的几毛钱，能煞到一块钱的也寥寥无几。我们老三队的社员不仅为利益而兴奋，也为成绩而自豪。我哥被社员评定享受最高工分，四千二百分，加上我嫂子一千多分，扣除他家八口人的口粮款共开到手四百多元。
①煞：方言，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