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祭

几多情，无处说，落花飞絮清明节。

阳历正清明，是祭奠亲人的日子，偏偏遭遇新冠病毒疫情，陵园墓地都在宣传“云祭扫”和“委托”祭扫。家人获悉我已买好了去浙江的火车票，力劝我退票宅在家里避疠，并宽慰我说：“在天堂的亲人也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他们不会责怪的。”尽管我承认家人说得通情达理，理解他们的善意，但我只是一个凡人，不去祭奠父母，难以脱俗。我也曾经努力去接受疫情期间网上祭扫，委托祭扫，然而，就是摆脱不了对母亲的绵长牵挂，想去亲耳目睹母亲在远方过得好否？我才能卸下牵肠挂肚的惦念。

我郑重地向家人许诺，我会注意保护好自己，也是保护好家人。家人见我去意已定，再劝也是多余，便特意为我准备了一只N95口罩，叮嘱我离家戴上后，到回家才能摘下。我又一次虔诚颔首应允。

迈出家门的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转身回眸，似乎发现家人的眼里有闪烁的泪花。一阵揪心的惆怅袭来，我赶紧“砰”的一声关上房门，加快了脚步，揣着无尽的思念，怀着淡淡的忧伤，踏上了扫墓的征程。

清晨六点，天已全放亮了，能清晰地看见蓝天白云在天穹游弋。这天温度上升到20度，春风徐徐吹在身上，像是小时候母亲挠痒的纤手，说不出的舒服惬意。我背着沉重的拎包（包里放着大小不一的玻璃器皿，器皿里装满父母喜欢吃的菜肴），拿着鲜花和祭奠用的锡箔元宝，匆匆地朝地铁站走去。

地铁车厢乘客不多，有不少空余的位子，我卸下沉甸甸的拎包放在座位上，忽然感觉肩膀就轻松了。每节车厢都很空余有座位，能望到很远最后一节车厢，竟然没有发现有一个人是拿着鲜花的，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也许是政府提倡云祭扫、委托祭扫和事先预约名额限制深入人心；也许是自身防控疫情和健康安全重于泰山……这一幕让我触景生情，更让我心情有些沉重，看到有异样的眼神在睥视，我的神经仿佛骤然紧张起来，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孤独的“赴汤滔火”的逆行者，而就在这一刻，我想到了母亲，约好去看她，这是一诺千金的约定，不能兑现，我会于心不安。尽管新冠病毒让人畏惧后怕，我也有些许彷徨与胆怯，但是为了兑现承诺的约定，即使有再大的艰难险阻，也阻挡不住我的前行脚步。

太阳冉冉升起，火红耀眼的圆球悬挂在天际，明媚的阳光铺满大地，栖息在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委婉鸣啭，桃花开得一片火红，春意盎然，一扫前几天的湿冷阴霾。我下了地铁走到中转站转乘2号线，却看不到以往人流如织，摩肩接踵的拥挤情景，也没有看到相传中的安检严苛，测量体温的保安更没有新闻中看到的那样严丝合缝，则是装模作样地拿着“测量枪”在每个人的手腕上照一下，即使不撸起袖子，也不闻不问，熟视无睹，可能是两个多月都是重复做这一动作麻痹了；可能是疫情防控已经降至二级响应松懈了，是时，人们对疫情的防控的神经似乎也渐渐疲惫了，可能……

当然，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扫墓老头，不会去想这么多的可能，我唯一的可能就是带好口罩，即使再闷热再煎熬，坚持不脱口罩，甚至不喝水吃饭，这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了家庭，我不可能麻痹、松懈、疲惫，诚然新冠肺炎在中国确实已经遏制，但是国外却正如火如荼地蔓延扩散，新增和死亡人员数字耸人听闻，真的让人谈疫色变，且每天都有入境人员被核酸检测出染患新冠肺炎隔离，每个区都开设了发热哨点，防输入成了当务之急的防控疫情的重中之重，而人流相对集中的车站、车厢和密闭场所，容易被传播被感染的风险相对高值，我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既然要去逆行祭奠父母，更要防范做到不能有差之毫厘的闪失，这也是一个男人对自己、对家人的责任和担当。

思着想着，地铁停在了虹桥火车站，我跟着前面的人流检票出站，乘上自动扶梯上了二楼出发层，快步朝候车厅走去，远远望去有身穿红色呢制服的列车员，才恍然感觉是走错道了，走到了出口处，赶紧返回。岂料，保安拦住了我，要我登记后才能进入。我告诉保安，是走错道了，已安检过了，应该去候车室。保安似信非信，仍然要我去登记。

望着长长的排队登记队伍，我犹豫了，坦诚地告诉保安，你如若不信，可以查看探头？保安楞了一下，也许是相信了，可嘴里嘟噜着，转身自己回到了出口登记处。我顿时心定了，朝候车室轧机处走去，女保安拦住我说：“请出示身份证，验证人脸识别，才能进入。”我是第一次见识人脸识别，按照指导先是取出身份证放在轧机口上，然后面孔对准人脸识别屏幕，但必须脱下口罩才识别，验证后关闭的道口瞬间开启，才能快速进入。

宽敞的火车站候车大厅不见往年熙熙攘攘的人群，有不少座位都空着，戴着口罩的男男女女目不转睛地玩着手机，在悠闲轻松等进站，偌大的候车室显得十分安静，与往年正清明的拥挤、嘈杂、喧闹、座无虚席及地上都坐满乘客形成鲜明的对比。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每天听广播、看电视最关心的新闻就是新冠肺炎的数据，人们都循规蹈矩地避疠宅家，“云祭扫”和“委托祭扫”确实让人们无可奈何地去接受，可我的情感却接收不了，因为不能违约对母亲的约定。

是日，我出来的晨光相对早些，是担心在车站遇到各种检测和不确定的检查及网上信息登记，我已老眼昏花，搞不来，请人相帮，非常时期，开口难，即使开口，肯定有愿意相帮和不愿意相帮的，耗时间更长，势必会延误时间。可是到了车站，仅凭身份证刷机进站就即可，时间就充足空余了。

候车进站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而提前15分钟才能依次排队，于是我就在候车室里踱来踱去，发现有不少坐在椅子上的候车乘客显得若无其事，脱下口罩咀嚼水果和食品，还有三个腰圆膀粗的男子成三角形席地而坐靠墙一隅，津津有味地喝着白酒，啃着黄瓜和自己腌制的熟食，根本不去顾及别人的鄙视和议论，生活能这样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可谓贫困是一种活法，富裕也是一种活法，怎么开心就怎么生活，心情始终充满着乐趣，这也是一种无忧无虑找乐的境界，可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不是太多。

电子屏幕显现出进站的时间到了，我刷车票进站上车。车厢座位相似飞机座位布置，两边都有三个位子，我坐的这节车厢几乎每排位子都有空余的座位，不少有同伴的乘客想坐啥座位都能随心所欲挑选。我则移动一个座位，是靠车窗的，能看到外面的风景。

高铁启动了，我倚在密封的车窗旁，一抹抹绿色在我眼前略过，金灿灿的油菜花、绿茵茵的田野、风中伸展的小树林，烂漫火红的桃花……都是春天的怡人的美景，而我却心不在焉，提不起悦目的精神，反之眼前都是母亲的身影……

记忆犹新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记得那天我在报社上班，突然接到妹妹的电话，我隐约感觉到有一种不详的预兆，因为平时她从来不打电话，若是她来电话，肯定是关于母亲的事情，因为往常母亲住院吊针，她就打电话通知我。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妹妹告诉我母亲住进了第十人民医院，拍片诊断是大面积脑梗，心脏也不好，医生已开出了病危通知。

霎时，我眼前一片黑暗，脑袋昏沉，晕晕乎乎，眼里泪水溢出。其实，母亲住院好几次了，最多吊几天针就痊愈了，每年季节转换时候，都给母亲在家里带活血化瘀的药水。记起那晚与姐姐交接班时，母亲还是好好的，想不到就只隔一夜，母亲竟然住进了医院且病危？我懵懂了，根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事情？我服侍母亲好几年了，她除了左半身不遂，眼不花耳不聋，精神状态一直很健康。

因为在外聘单位上班，人生地不熟，我又不善于求人，也就不想去请假，心事不定地等到下班，回家匆匆吃过早晚饭，骑上助动车半约个小时，到了第十人民医院急诊室。

母亲住的家与十院离得不远，每次母亲发病都送十院。甲级三等医院急诊一般是人满为患，上海又是个开放城市，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是外省人员。走近急诊室，看到房间里、走道旁都是密布的移动床，躺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打吊针的病人，每张床几乎不少于2名家人陪伴，急诊室里的嘈杂声与喧闹声此起彼伏，而护士匆忙往返的身影又让人眼花缭乱，我急匆匆走了一圈，没有寻觅到母亲，只能去咨询台询问护士，护士有些不耐烦，打开电脑问道：“叫什么名字？”我朝旁边开了一眼，发现了躺在咨询台倚墙边上的母亲，我对护士说：“不用查了。”就快步走到母亲病床旁，叫了一声：“妈！”，

母亲睁开眼睛仰望看我，脸上露出一了微笑。母亲很平静，手上打着吊针，看不出有任何异样的表情。母亲看上去面色红润，眼睛很有光泽，精神也矍铄，看不出是个大面积脑瘫的病危老人，我紧绷着的神经渐渐松弛了下来。急诊室的人又多又拥挤，燥热的空调开得有些高，外面又有家属在门口抽烟，通风非常差，浑浊的空气夹杂着尼古丁的气息，苦涩热辣的气味刺激着泪腺。

急诊室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病人多、家属急、医生忙、环境差、噪声响、能在急诊室里躺在移动的病床上打吊针，就是一种幸运。妈打吊针的位置是倚墙边，走来走去的人员相对少些，还算“闹中取静”。我相信妈打几天吊针就会好的，虽然她已耄耋之年，但是身板还算硬朗。

“前面停靠的是松江南站。”那是列车上熟悉的女广播员的声音，有几个男子急吼吼的往前面疾走，是想要在短暂的停站时间里，过几口烟瘾。我的回忆被躁动的脚步声响惊扰，片刻之间戈然而止。

太阳的光照有些灼热，我没拉窗帘，是不想遮住沿路的风景，可又担心鲜花会被烈日晒蔫，干脆将鲜花移位到靠近自己身边的阴凉处，用身体遮挡，阳光就照射不到鲜花上，能葆持花蕾、花朵的鲜艳。

高铁时速每小时都在100公里以上，可从车窗往外远眺，行进的速度却很缓慢，这其实是减速玻璃的作用，看望面的风景，眼睛就不会疲惫。春天江南的景色葱绿诱人，鳞次栉比的独立的农家别墅时隐时现在丛丛翠绿之中。江南好、江南美、江南富，江南姑娘靓，这赞誉一点也不为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孕育出了江南的小家碧玉，娇羞婀娜，妩媚多姿。

50~60年代，江南几乎看不到两层楼的木屋，偶尔能发现依山傍水的两层楼老宅，算是鹤立鸡群。母亲住的就是镇上的两层的小木楼，面积不是很大，却十分精致。小时候跟随母亲去看外婆，在楼上推开窗户，能看到河上的拱形雕花石桥，河里的乌篷船和戴着乌毡帽摇撸的船老大，那是浙江一道风景。

外婆家木楼的底层是茶馆，楼上是居住。在当地，母亲家还是比较富裕，生活优渥。母亲长得清秀且聪颖，看到两个哥哥都上学堂念书，十分羡慕，多次恳求外婆想上学念书，可是外婆有重男轻女思想，坚决不允许母亲上学，母亲执拗不过外婆，只能按照外婆意图在家里绣花挣钱。上学的愿望泯灭了，可是母亲想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之火没有泯灭，一直在隐约燃烧，她不想憋屈在乡下当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生儿育女的女人，她渴望离开封建闭塞的穷乡僻壤，想去繁华的城市另辟蹊径生活，过男女平等的开明生活。

外婆家的茶馆开在镇上，离农副产品交易集市不远，生意兴隆旺盛，尤其是晌午，赶集和卖菜完的村民会顺路走进茶楼，沏上一壶茶，吸一袋旱烟，坐着歇脚息力，遇到相熟和情投意合的相邻，聊些家长里短，男婚女嫁的事情。茶客都知道外婆有个秀美亭亭玉立的女儿，每次都有人来提亲说媒，是时，虽然不兴自由恋爱，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捆绑难成夫妻的道理父母还是不敢逾越，母亲相不中，外婆也毫无办法；母亲渴望读书，外婆不给钱，母亲就不能去读书，外婆也毫无办法。外婆知道母亲比较倔强，毕竟婚姻非儿戏，强扭的瓜不甜，这一点外婆还是比较开明的，她明白母亲不愿意窝在乡下，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也就不强迫母亲就范，在婚姻大事这件事上，外婆去做越俎代庖的糊涂事情，她听从女儿的选择，就是期盼女儿能嫁个心仪的好男人，过上开心富裕的生活。

住在乡下的爷爷每次去镇上赶集，宁愿饿着肚子，也舍不得花几分钱买点心，而去茶馆喝茶却一点也不吝啬，爷爷有自己的心事，总想给上海打工的二儿子说以门亲事，可是农村的姑娘爷爷看不中，他听乡邻乡亲说起过外婆有个聪慧漂亮的女儿，爷爷去茶馆不仅仅是为了喝茶，而是为了相亲。

爷爷家在村里，那青砖、红柱的瓦房，在当地也是比较气派，经过的人看到羡慕不已。爷爷去茶馆次数多了，与外婆相熟了，也许是生活条件算是“门当户对”，言谈也比较热络。一次爷爷卖完菜又去喝茶，凑巧外婆忙事情脱不开身，就叫母亲替代沏茶。爷爷看到彬彬有礼的母亲眼睛一亮，在心里笑了。翌日，爷爷没有去镇上卖菜，而是特地去了外婆的茶馆，他不是专门去喝茶，是专门去提亲，为他在上海打工的儿子提亲。

爷爷有两个儿子在上海打工，大儿子已经在乡下娶亲生子，二儿子的婚事一直是爷爷牵挂的心事，他不愿意娶留在农村的姑娘，说媒就耽搁了下来，成了爷爷一件挥之不去的心病。

爷爷这两个儿子很争气很孝顺，每月都往家里寄钱，爷爷造的房子是村里最好的房子，都是两个儿子出钱建造的。外婆知道爷爷家境殷实，儿子又在上海打工，就同意了爷爷的提亲。母亲第一次见到父亲问的第一句话：“你能呆在上海吗？”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就是不想呆在农村，才来城市打工的。”听了父亲的这句话，母亲像是吃了定心丸，没有提任何条件，拎着个放替换衣服的包裹，轻装简从地跟着父亲来到了上海。

两个相爱的人能撞出爱的火花，一直燃烧不熄，一定是有共同的理想。母亲期盼到城市生活，父亲也不想呆在农村种田，一致的愿望演绎，瓜熟蒂落，结合在一起也就顺理成章。

父母初来来上海时，举目无亲，寄人篱下，生活相当的艰苦，而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背井离乡出来谋生，特别能吃苦耐来。父亲为了上班近些方便，便在工厂的附近借房居住，母亲虽然没有工作，但是父亲工资比较高，生活过得无忧无虑。

母亲生活在城里，却天天牵挂着跟舅妈一起生活的外婆，为了弥补不能照顾孝顺外婆的内疚，也为了让外婆过得开心，母亲每个月都要寄零花钱给外婆。当时住在农村的老太太，袋子里有属于自己的几十元钱，那是件令乡邻乡亲非常羡慕、眼红的事情。

母亲不仅对对外婆和爷爷奶奶孝顺，对邻居也和善。我家租住的是一间十几平方的的底楼小房间，隔壁邻居都客气地母称呼母亲——小房间阿姨，叫习惯了，不论大人小孩，都喊母亲“小房间阿姨”。

母亲是刚解放到上海的，是时，提倡光荣妈妈，母亲生了哥后想去找工作，可是父亲喜欢孩子，母亲执拗不过父亲，接连生了五个孩子，父亲还想生，母亲坚决做了截扎。我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妹妹弟弟。我们长大上学后，母亲不想当家庭父母（如今称全职太太），毅然决定去找工作，不顾父亲的相劝，理由很简单，有了一份工作，今后老了就能有劳保工资。这次是父亲执拗不过母亲，只能顺从母亲。那时，有孩子的女性要冲破家庭的羁绊，去找一份工作实在不容易——没有信息，没有熟人介绍，犹如在大海捞针，水中捞月，一个字，难！幸好哥的同学的妈是居委会书记，若是单位要招工，第一个信息就是告诉居委会，居委书记理所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会上门悄悄地传递给母亲。

母亲的第一份工作，是去一家做饼干的食品厂做临时工，早中两班翻，虽然有些累，但是母亲的精神是愉悦的。母亲去上班前，总要关照、叮咛我听话不要闯祸，我口头应诺，其实就像是一只飞出笼子里的小鸟，没有大人的管束，自由自在玩耍，自由自在找乐。

母亲下班时会带些厂里买的廉价的碎饼干回家，有各种各样的味道，我会拿着碎饼干在小伙伴中炫耀，那氤氲的香味，让他们馋涎欲滴。

母亲人是去上班了，然而，心里却一直惦记着我们，可我们的心全在玩耍上，母亲尤其不放心的是我。确实，当时我比较顽皮，时常会跟别人斗嘴吵架，甚至打架，这是让母亲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有几次母亲下班看到我被别人打得流血，又气恼又心疼，一面训斥我不争气，一面拽着我去打我的大孩子家里讨说法。

只要是吵架，不论我对错，还是吃亏，母亲从不偏袒我，说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当，她去大孩子家里讨说法，理由很简单，孩子之间口角冲突，决不能打架，应该告诉家长评个对错，都要做个讲道理的好孩子。我耷拉着脑袋，不敢正视母亲，心里佩服母亲说话有理有据，有水平。

对方家长对母亲的说法心悦诚服，也教训自己的孩子，让他向我赔礼道歉，还口口声声要补偿我的营养品，母亲摆摆手婉言谢绝，坦诚地家长，小孩子吵吵闹闹是常事，今后千万不能大打出手，如若一旦失手，就会造成伤害，甚至发生不该发生的悲剧。母亲这句话是说给打我的大孩子听的，其实我也深深记在了心里。

母亲在食品厂做了一年，也许是放心不下闹事的我，且升长工不知道要等到何年马月，索性就辞工回家。那时我已上中学，学会了买菜烧饭。母亲终于回家了，我们都非常高兴，再也不用轮流生炉子烧饭，家务活全有母亲操持，又不用我们帮忙，唯独是叮嘱我们要好好读书，记住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道理。

母亲歇在家里，相对来说生活开销有些紧张。然而，母亲心灵手巧，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做的。而父亲是厂里的老先进，根本不管家里的事情，里里外外都是母亲一个人在忙碌，既要安排好一日三餐，又要管控我们在外面闹腾闯祸。母亲不去工作了，可是比工作的时候更忙绿，一天也没有停下来。为了贴补家用，母亲帮别人加工过领带，绕过铜丝，粘过纸盒，我们有时也帮着母亲打个下手，也就是赚个几十元钱，可就是这几十元，到月底救了全家生活开销的燃眉之急，否则到了月末的最后几天，都要向邻居借个几元钱救急。

说实话，母亲是个贤妻良母，上的了厅堂，下的了厨房，父亲能年年评为先进，当选为区人大代表，离不开母亲的包容与支持。因为父亲没有了家庭生活的羁绊，少了管教孩子的拖累，所以才能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投入到工作之中。那时，厂里半夜炉子间时常出故障，如若排除不了，焦急的同事就会来敲门，父亲惊醒后立即起床，穿好衣服匆匆赶到厂里，被吵醒的母亲没有一句责怪怨言，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与母亲相敬如宾，几乎没有红过脸，吵过架。

动车在行驶途中轻盈稳当，感觉不到有异常的响动，一路风驰电掣，也就一个小时出头点，列车平稳地停靠在了杭州东站，我的记忆随着出站的人流，回到了现实之中。

我去南山陵园扫墓祭奠父母，要坐地铁再转换公交车，要近两个小时。进入杭州地铁站，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是一个紧挨着一个，工作人员需验证随申码后才依次放行。

我用微信扫了竖在一块牌子上的二维码，手机接收到了验证码，可是接下去操作受阻，我有些焦急了，就问排在我旁边的一个美女，她扫了我手机一眼，告诉我她是用支付宝操作的，叫我改用支付宝扫码。我按照她的指点用支付宝扫码后，她帮我操作，也失败了。此时，排队轮到她放行，美女就匆匆进入地铁站。我顿时孤立无缘，且轮到了我进地铁站，如果再盲目操作，再排一次队，恐怕耽搁扫墓的时间，情急之中我拿手机里的短信验证码给执勤人员查看，告诉他我在上海办过随申码，执勤员匆匆睥了一眼我手机的验证码，客气地让我进了地铁站。

杭州的地铁乘客明显比上海多些，座位基本坐满了乘客，车上还配有穿黑色制服的治安员驻车巡逻。另外，杭州的地铁与公交的车票对满60岁足岁的老人实行优惠，票价打对折。购买地铁票要出示身份证验证才能打对折，而购买公交车票打对折，必须去萧山公交总站办卡，才能有打对折的优惠。

我换乘了两部地铁，耗时半个多小时。地铁出口就是去衙前的公交车站，我刚走到车站，看到有一辆公交车开过来，正是我要乘坐的开往衙前的476站公交车，如若错过这趟公交车次，再等车需要20多分钟，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公交车不拥挤，上车就有座位，我选了个靠窗的坐位，乘客都戴了口罩，沿途乘客上车不戴口罩，司机会关照才开车，大部分乘客是自觉执行的。还有个别的乘客怕热怕闷，会将口罩拉下至鼻下，与熟人聊天，根本不顾及其他乘客的异样眼神。坐公交的时间要比坐地铁的时间长，顺利的话要1个多小时，是闭目养神的最好时机。

朦朦胧胧之时，公交车到达了衙前初中，我下了车，天似乎阴沉下来，灰蒙蒙的，见不到白云，气温倒是不冷不热，我是担心下雨。其实，我出家门时想带伞，可能是拿这拿哪时忘记了，真是上了年纪，想做的事情没有及时去做，而急着去办另一件事情，却把原来要做的事情忘得了一干二净。我走出家门不远时，才记起忘记带伞了，想折返回家拿，既担心乘不上头班地铁，又怕她噜苏唠叨，索性就不回家拿伞了。

我加快了前行的脚步，想尽快赶往墓地扫墓，之后即使下雨，淋得像个落汤鸡，也没有啥关系，如果当下下雨，衣服淋湿倒是小事，而带的锡箔和香火被雨淋湿，哪这趟逆行不仅失去了意义，而且就太冤枉了。

天时暗时亮，当天空被灰暗的云层遮住就阴暗，云层移开了，天又敞亮了。乌云不是集聚太多，只有几片挂在天空，不像是会忽然下雨。

去山南陵园的这条路我足足走了四年，还是异样的没变的景色。该条路很宽阔，但不是主干道，来往的车辆不多，柏油马路两边高低不平，不像是田地，看上去就是一块块剩下的没有整平的狭长的洼地，是沿街村民“垦荒”当作了自己的“自留地”，种的都是卷心菜和开花结籽的油菜，金灿灿的，尽管零星稀疏，却是马路上一抹点睛的风景。

我快步匆匆走了一刻多钟，身上竟没有出汗，要感谢疲惫的太阳躲进了云层歇息，才有20几度下的凉爽。

走着走着，就是感觉肩上背的拎包太沉，背带几次从我负重的肩膀上滑落，幸亏我有察觉，在即将滑落的瞬间，及时用手抓住包的圈环借力，拎包带子仍在肩上，可肩膀却轻了些许。极目远眺，看到了前面若隐若现的不太高的山峰，却没有发现悬挂在山正面的山南陵园的巨幅广告，我楞了一下，有些疑惑，以为走错了路，可凭着记忆，又认为不会走错。迟疑之中，我看到了停在路边扫墓的轿车，下车人的手里都拎着祭扫的祭品，判断因该是来附近扫墓的，于是我就上前询问，他们摇头回答“不知道。”遭到拒绝，我心情有些郁闷，只能继续直行，在路上我想，他们也许与我一样来扫墓的，也对此地不熟悉，不应该责怪他们对我是敷衍应付，再说他们与我无亲无眷，没有规定要有问必答，彬彬有礼，细细想着，也就释怀了。

我所走的这条路，是在凭自己的直觉，没有走走停停看看，而是一往直前，我看到了路边竖着的一块石碑——凤凰村，颜色红艳，十分醒目亮眼，我定心了，这条路是走对了，不远处拐个弯，就是山南陵园，父母安息的地方。

走了四年的路仍是这条柏油马路，景色仍是四年前不变的景色，不同是由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行人或骑车的人们戴着蓝色的一次性口罩，而村民一般都不戴口罩，即使戴口罩，也是挂在嘴巴下，仍可以证明防控疫情措施已深入人心。路人看到我戴着严丝合缝的N95口罩，眼光有些诡谲、新奇，接受的这种感觉是我进陵园入口处能感觉到的。

远远望去，陵园的门口搭着一顶红色的帐篷，旁边放着一张写字台，有一个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站在一辆泊着的急救车旁凹造型照相，他用手示意，我心领神会，停止了脚步。他作秀的照片拍好，又朝我挥了挥手，我就直接进园，坐在写字台旁的工作人员拦住我问：“事先预约过吗？”我答：“我是从上海来的，又不知道你们的微信公众号？”他咕噜了一声，没有表态。我就入园，他没有阻拦。

也许是扫墓的人不多，他口罩是挂在嘴巴底下，心不在焉地与旁人闲聊，没有理由拦我不让入园，再说我也说明了没有事先预约的情由。

进入陵园，看到有七八个人在扫墓。原先这处面对陵园入口的是块突兀的空地，一年后又开辟了墓地，我顿时恍然大悟，为何原先竖在山上的广告牌被拆除，是因为如今墓穴已经预定满了，再不用做广告了。

父母的坟茔在内里，坐北朝南的位子，记得是十年前我陪着母亲一起来挑选的，小叔与堂弟还特意请风水先生看过，认可后做过到道场。

母亲是18岁来上海，86岁落叶归根，由我们一路沉痛又小心翼翼地护着母亲的灵柩，相送她回到生养她的家乡，这是父母的愿望。母亲到了耄耋之年，疾病缠身，多次说过要去陪伴父亲，生生死死在一起相守，这于其说是父母的夙愿，还不如说是我们儿女的共同愿望，我能兑现父母的这一愿望，尤其感到是一种慰藉。

山南陵园安葬的基本是本土去世的死者，正清明这天来祭奠的人不是太多，我猜想他们是按照本地的风俗和阴历来祭奠的，也就不疑惑了。祭奠的人少，墓园就显得肃穆、宁静。我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来到父母的坟前，凝望着父母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随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餐巾纸，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积满尘埃的墓碑，敬畏地告诉父母，我来看他们了，带来了两老喜欢吃的菜肴。我轻轻从包里取出烹饪好的鱼肉、蔬菜、米饭和水果及青团，一样样放在墓前，叮咛父母品尝慢慢用餐，并告诉两老，味道不好，不要责怪，这是我清晨起来烧的，是我对两老尽孝的一点心意，总之，我会一年烧得比一年好的，相信两老品尝的味道，会一年比一年好。

父母在天堂享用，又深情地鞠了个躬，点燃一炷心香，跪拜父母，期盼两老在天之灵保佑我，保佑我们全家平安顺利、平安、祥和，我仿佛看到了父母微笑颔首。

父母的离开，虽然不意外，但在我心里是实实在在的意外，眼泪情不自禁地汩汩流淌。我想父母会明白我的心事、意图，报答三春晖的真诚。我掏出打火机点燃锡箔，告诉父母不用再勤俭，在天堂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随心快乐为上。氤氲的青烟在父母坟前缭绕，我再次跪拜叩首，祈福父母在天堂里相伴如宾，恩爱如初，同时也祈求父母在天之灵福佑我们一生平安、幸福。

天忽然亮了起来，太阳也渐渐露脸了，出现风和日丽气候，肯定不会下雨了。我看到有扫墓的人走来，都没有戴口罩，猜想一定是当地人。其实一路走来，很少看到当地人戴口罩的。太阳悬挂在天际，阳光明媚，确实有些炎热，戴着N95口罩，严丝合缝，而宽紧带很紧绷，套在耳朵上，时间一长，耳朵被勒得麻木、僵硬，且有丝丝疼痛折腾，几乎感觉耳朵不是自己的，而像是被硬生套上去，真的想脱下口罩喘口气，或者让麻痛的耳朵舒坦一会儿，可我是逆行祭奠，不能有丝毫闪失，否则保护不了自己，何谈保护家人，况且还会被人耻笑。我不惧闷热，毅然不摘下口罩，不图一时爽快，父母在天之灵定也会保佑的。

太阳在天穹洒下火辣辣的光芒，温度蹿升得很快，阳光照射在背上，感觉灼热，没有走几步，额上就渗出汗水，缓慢地洇涎至眼睛，迷迷糊糊，看不清楚景色，又不能用手擦拭，怕病菌侵入眼睛，只能不停地眨眼睛来消除朦胧的湿糊，为了抑制出汗，让咸涩的汗水流淌到眼睛，我只能放慢前行的脚步，再仰望天际，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脚步放缓慢了，可是肩上的分量沉甸甸的，看了一眼手机，赶回去班车的时间是绰绰有余。

离开墓园走到公交站台，大约一刻钟时间，这次没有机遇巧合，我在公交车站等车，因为是长途公交，一趟班车要等20 多分钟。天越来越热，开始口渴了，肚子饿了，看看周边没有啥行人，想起专家说过，在人少和空旷的地方可以不戴口罩，于是我退下口罩，快速从包里拿出青团，三下五除二吃了两个，撸了一下嘴巴，又迅速戴上口罩。

候车的地方没有椅子，也没有显示车辆到站的电子显示屏幕，我足足站半个多小时，感觉脚麻腰酸肩重，从5点多钟离开家里，现在已经是11:30，一路奔波，感觉有些疲惫。好在我站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挡住了火辣辣的光芒，又能闻到树叶散发出的阵阵清香。我不时左顾右盼眺望远处驶来的车辆，眼睛也看累了，心静不下来，时间就过得缓慢。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盼来了公交车，车上有空位子，是靠窗的，坐在车上，凭窗远眺，觉得这趟逆行扫墓比较顺利，是父母的福佑。

虽然离开了父母落叶归根的墓地，但是我仍十分彷徨、失落，父母慈祥亲和的身影，时隐时现出现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

母亲这一生操持辛劳，从没有半句怨言，为了培育我们五个孩子，她放弃了工作，一心一意全心全意放在我们身上，当然，母亲在我身上花费的精力最多，也是最让母亲操心，每每想起小时候的这写囧事，总觉得愧对母亲。

那个年代生活一般都蛮艰苦，但发现我们长大、懂事了，含辛茹苦的母亲感到很欣慰，她告诉我们想去找工作，我第一个表态支持，并向母亲保证，不会再贪玩，再去惹是生非。母亲高兴地笑了，开心地说：“你们听话了，就意味着真正长大成人了，妈就能安心去工作，到我老了，就有一份退休金，也就不用给你们增添你们负担。”妈说的一番话，我们似懂非懂，但明白妈辞工在家里，是为了养大我们；妈去工作，也是为了我们，我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为母亲争气，一定要让母亲工作不再为我们操心、安心、开心的工作和生活。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读书充其量就是个形式，读多读少，读好读坏都是一个样，按照名额分配，要么去插队、要么去农场、或者去上班，我家是一工一农，当时叫活络档子，我生怕被分配到饮食行业或环卫单位，就去技校读书，二年毕业后就能分配在大单位。轮到毕业时，我想去参军，就报名服役，二年后本可留在部队，因为当时弟弟也当兵了，父母想我回上海，再说一起当兵的战友鼓动我退伍，我就拒绝了营长的请留，回到了上技校的化纤厂，被分配在机动车间，成了一个做常日班，当时很吃香的木工。

上了半年多的班，因厂离家太远，乘公交车要半个多小时，我就委托美女团委副书记书记，有机会帮我调个离家附近的化纤厂。事隔一个月后，我想她可能忘了，不会关心我这个小工人，几次遇见也没有提起。那天她来木工间，请我帮她做个自行车坐垫，悄悄她告诉我，公安局正在内部招生民警，问我想去吗？我不加时所地说：“想去！”。我是离不开穿制服的情节。

考试很顺利，是写一篇题材作文，自我感觉写得酣畅淋漓。过一个星期后，我通过了考试，也通过了面试，如愿当上了一名警察，母亲再也不用为我费心担忧了。

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一晃眼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先后都结婚生子，母亲一届耄耋之年，她喜欢打麻将，我每次去都陪她打一会儿麻将，让她高兴。然而，“五条禁令”出台后，我就不能陪母亲打麻将，于是母亲在邻居的鼓动下，会去邻居家开的棋牌室打麻将。

以后我每次去总要提醒母亲，年纪大了打麻将要适度，可是母亲告诉我，“邻居三缺一”叫你，不去情面难却。母亲正是碍于情面观念，太过于劳累，不幸患了脑梗，与轮椅为伴。当时姐姐与妹妹都退休了，约定与我一起轮流照顾母亲。母亲虽然“足不出户”，但是有我们一对一照顾，很不习惯，很不愿意地过上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

公交车自动报站——银隆广场，就是杭州地铁站，已是下午1点。银隆广场是杭州东站一个比较大的购物广场，装饰还算气派，热闹的肯德基店外放置了七八张桌子和椅子，坐满了喝可乐的情侣，舒心地沐浴春天的阳光。我肚子确确实实饿了，进入肯德基洗手，时间还早，发现有人离开，我就急步坐在椅子上歇息，享受温暖的阳光。

地铁离银隆广场就几步之遥，我离身乘自动扶梯进入地铁站入口，一个20几岁的女执勤人员要我出示随申码，我告诉她，我上午也是凭短信验证码进入的？她说一定要有验证随申码才能进入？我回答她我是老花眼，看不清楚，申请不来？她接过我的手机为我办理，搞了半天，也没申请成功。

随申码申请了半个多小时，仍没有成功，离火车开车的时间只剩下一个小时，我焦急地说：“火车时间快到了，我来不及了。”也许我的声音有些响，霎时奔过来几个男的执勤人员，拦住就是不让我进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都急出了一身汗，此时过来一个女领导，她也帮我注册，仍然没有成功，就放我进入了，离火车开启时间只有半个小时，转乘2部地铁花时也要两个小时，肯定来不及了，我心里在流泪。

转乘两部地铁到火车站，只剩最后的5分钟，我抱着一丝希望奔到气喘吁吁，看到进站的闸门已经关闭，我求恳求服务员能否让我进去，他用电台联系，明确回答火车要开了，不能进了。我喘着着粗气欲哭无泪，懊悔不已。执勤人员告诉我，火车开启前分钟，安全起见，决不能放行。

我垂头丧脑地来到售票处，改签惟有晚上6:30的普客，离开车时间还有足足4个小时，懊恼和惆怅让我迷茫，我无奈地到广场外徘徊、溜达。原本想乘地铁去西湖游玩兜一圈，可改签延期，又是疫情期间，根本没有兴致游逛，暂且坐在凳子上自我憋屈，唉声叹气。

逆行扫墓算是顺顺利利，没料到返回上海却节外生枝，我没有任何抱怨、沮丧，应为这是我对母亲的承诺，是一个儿子理应对养育我的母亲的报答。

母亲自从初发脑梗后，几年里又发作过多次，脏器功能衰损也一次比一次严重，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认为吊针后母亲能坐能倚仗扶手站立，也就没有进一步给母亲做个体检，这是因为母亲住在4楼，每看一次病都要打120急救到医院，我曾多次提出给母亲租赁有电梯的房屋，可是兄妹没有吭声，意思是我母亲住的是朝南的房间，阳光明媚，没有必要再花4000~5000元，这些钱用来给母亲吃不是更好，既然他们这么说了，我也就不再坚持了。

母亲是我与姐姐妹妹轮流照顾的，然而每次母亲脑梗复发，都是我接姐的时候发现。其实姐也知道母亲脑梗复发，总是没及时送医院治疗，等我接班发现，再打妹的电话催促，她们才赶来。为此，我与她们有过争吵，事后也有些后悔，不该太纠结，毕竟她们也孝顺父母，就是对照顾脑梗母亲的理念与我完全不同，不去讲究科学照顾，往往适得其反，可我要上班，确实鞭长莫及，就只能随她们去了……

杭州东站靠近郊区，没有啥商店，我就毫无目的闲逛。看到像是当地人，就问有否菜场？知道要过两个红绿灯才有两家小小的菜场。

市郊的两个红绿灯接近两站路，反正时间充裕，我就放缓脚步，走走停停，看看想想。走着想着，看到有人拎着装菜的塑料袋，判断不远处应该就是菜场了。走了几十步，我看到了高层底楼的菜场，就是一间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面有卖蔬菜、鱼虾和猪肉，我进去转了一圈，发现猪肉价格要比上海低5~10元一斤，且肉的质量不错，要不是天热，我真想买些带回家。可是蔬菜与鱼类和上海的价格不差上下，也都是批发来的，看不到农民种的蔬菜。买菜的人几乎不戴口罩，我也就是在走马观花中消磨时光。

重新回到东站广场，我看了下手机，已过去了两个多小时，感觉有些累了，于是就坐在石凳上歇息，孰料旁边的一个男子在吞云吐雾，缭绕的青烟在周围弥漫，虽然我带着N95口罩，但还是能嗅到尼古丁的烟味，刺激着我的喉咙，似乎有呕吐的感觉，我只能起身躲避，在广场漫无边际地闲逛。

兜兜转转坐坐，终于盼到了进站的时间，我快步检票进站，匆匆踏上车厢，却是非常拥挤，摩肩接踵，多数都是打工人员，提着沉重的旅行袋、拉杆箱，车架上摆满了箱子袋子，空气有些浑浊。我坐的是三个人的位子，对面也是三个人，面对面，挨得很近。我坐中间位子，坐在我对面的男子嘴里嗑着瓜子，悠闲自得。

火车开了，靠车窗的位子空着，这对我来说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相对来说，“隔离”的间距远了，坐的就宽敞些了，我能将拎包放在身旁，坐着舒服多了。车厢里坐得实实在在的满，也许是有些闷热，过道上有些人站着，又声音嘈杂，还不时有兜售食品的工作人员在车厢里来往，甚至竟有人在火车厕所旁抽烟，我真的担心、惊悚，在这样人员密集、空气污染、声音嘈杂的密封车厢里要呆上两个小时，我有些恐惧了。

我不想去多想，越想就会越觉得不安、憋屈，我不去想入非非，索性闭上眼睛想打个瞌睡，眼不见为净，心就不烦了。然而，不知为何，我没一点睡意，脑子里乱似一团浆糊，糊里糊涂，唯有一个期盼，就是早点到站，尽快回家。

等待的时间真正是焦虑不安，仿佛时间走得非常缓慢，就像是停止了。我一直戴着N95口罩，不敢有任何懈怠，遵循专家的说法：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虽然后两点做得到，但是第一点我要确保无误的做好，还是那句老话，守护好自己，就是守护好家人。

终于熬过了2个多小时提心吊胆的折腾，火车到达了上海南站，我如释重负，逆行扫墓之行，虽然行程中有插曲、折腾，但是我做到、做好了自我防控，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此行无憾，尽孝无憾，对家人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