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谛书话

1958年20月17日一驾飞机在飞往莫斯科的途中失事，机上乘客无一生还，飞机上有一个文化名人，叫郑振铎。当年他60岁。那天天气不好，本不应该起飞的，但还是起飞了。他跟家人道别：“我走了。”他真的就这样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他去了另外的世界，他那么爱书，不知道他去的那个世界有没有书？。

他“一生和书有着非比寻常的缘分。他爱书，读书，买书，藏书，译书，写书，失书，售书，救书……他离不开书，他和书在一起奋斗了一生。”（陈逸《郑振铎先生的几本藏书》）

郑振铎，笔名西谛。张耀先生《郑振铎的不解书缘》这样介绍：“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从浙江永嘉来到京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原是清政府邮传部所办的铁路管理传习所，民国初年改为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是后来北京铁道学院和北方交通大学的前身。学校当时在城里，西城李阁老胡同。上学期间，郑振铎借住在东城他一位在外交部任职的叔父家，离青年会教堂不远，他课余时间常到那里读书。图书馆虽小，却很有些可读之书，特别不少英文、俄文的文学原著，读者中则更有些出色人物。在那里，郑振铎结识了瞿秋白、耿济之、瞿菊农、许地山等人。瞿秋白、耿济之是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他们常看的书是托尔斯泰、普希金等人的俄文版原著，郑振铎则读英文版的契诃夫和高尔基。他们组织了读书会，经常聚在一起谈读书心得，探讨社会时政。他们开始翻译契诃夫等人的剧本，一本《俄国戏曲集》就是他们最初的成果。他们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并都成为各自学校的学生领袖。1919年，郑振铎与瞿秋白等人还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在由郑振铎执笔的《发刊词》中道出了他们的共同理想：“创造德克拉西的新社会。”由于有明显的激进倾向，《新社会》只出了19期就被京师警察厅查禁了。转而又办《人道》月刊，也只出了一期。而后这些年轻人便开始给一份名叫《新中国》的刊物投稿，主要翻译俄国文学作品。耿济之的第一篇译作是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郑振铎的作品则是从英译本转译的。那段时间，耿济之与郑振铎还以C.Z.和C.T.的笔名合译了《赤色的诗歌──第三国际颂歌》，即《国际歌》。这是最早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1921年1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正式成立。发起人中就有郑振铎。研究会会刊《文学周刊》的主编也由郑振铎担任。同年，郑振铎来到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期间担任过《小说月报》主编、《公理日报》主编、《儿童世界》主编。后来他还当过教授教过书，自己也编过、著过、译过很多书，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大纲》是很有名的作品，他倡议出版了《鲁迅全集》，他是泰戈尔《飞鸟集》的第一位中文译者，他的散文《猫》入选了现在的中学语文课本，他平生的志趣全与书有关，包括古籍收藏。而他在抗战时期对古籍的抢救，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

张耀先生说耿济之与郑振铎最早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这一点没有确论，《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确实有耿、郑合译的《国际歌》，但不一定是国内最早翻译的。而关于“文学研究会”，郑振铎确是实际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看看加入研究会的一些人，就可以知道它阵容的强大了：蒋百里、周作人、孙伏园、郭绍虞、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茅盾、叶圣陶、王统照、朱希祖等等。

郑振铎曾任教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多项职务。可惜早早离去。不过当时反右运动如火如荼，他已不能置身事外，何况以后还有“文革”，他的逝去，对他来说未必不是好事。

《西谛书话》是郑振铎的一部分读书笔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离郑振铎遇难已经二十多年了。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责任编辑：陈晓，封面设计：董学军。叶圣陶作序。

这本书编的还是比较杂，我说它杂，是因为编入了《欧游日记》和《蛰居散记》等几篇杂文，虽然与书有关，但从上面几本书中节选几篇，似乎不太合适。《西谛书话》是1983年十月出版的，百度上这样介绍：此书成于先生身后，遴选其一生写下的专谈古籍的文章精编而得。西谛介绍唐人小说、宋元话本、明清传奇，以至版画图谱、历代诗文别集、地志农书，众彩纷呈，美不胜收。访书之艰辛、淘书之乐趣，亦俱在其中。唐人小说，在文艺上的价值很高，有几篇如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之类，其叙写的锦密美丽，其题材之宛曲感人，俱为唐以前所未有，唐以后所少有者。后来的许多小说，剧本－尤其是剧本－都喜把他们取来作为题材。我们读了这一册内所选的短篇作品，不仅感受得他们的本身的文艺价值，且可以知道许多元、明人的戏曲或小说的“本事”。

在同代文化人中，郑振铎对古版书籍的热衷和痴迷是可以排在第一位的。读书人都喜欢书，但像他那样以书为命的也属少数。他收集，抄写，阅读，整理、考证，几十年如一如，孜孜不倦、乐此不疲，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现、保护和研究做出了非凡的成就。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往往被他的激情和毅力所感动。旧集残纸，嗜之如贻，倾囊而无悔；而且几个版本页页对照加以评批，该是多么劳心劳神的事情，他却做的又那么精致。

书的后面有附录，是赵万里写的《西谛书目序》。这篇序写于1963年6月。他说：“西谛同志离开我们快近五周年了。他的全部藏书在他坠机遇难以后不久，即有高君箴通知遵照他的遗志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转送北京图书馆庋藏。西谛书目五卷、题跋一卷，今年十月将由文物出版社排印出版。······西谛藏书的主要类别，有历代诗文别集、总集、词曲、小说、弹词、宝卷、版画和各种政治经济史料等，范围十分广泛。除去外文书打算另编专目，通行常见的旧版书和新版书暂不列入外，总达七千七百四十种。其中明清版居多数，手写本次之。宋元版最少，仅陶集、杜诗、佛经等数种。就数量和质量论，在当代私家藏书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

赵万里（1905—1980）是著名文献学家、敦煌学家，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他曾拜王国维先生为师并任助教，为王国维检阅书籍及校录文稿。他与郑振铎是老朋友了。抗日战争期间，蛰居沪上“孤岛”的郑振铎，在错综复杂的险恶形势下，与张菊生（元济）、张咏霓（寿镛）、何柏丞（炳松）、张凤举诸先生，共同发起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秘密收购古籍珍本，抢救在战火中流散的故籍旧藏。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王伯祥、张葱玉、张耀翔夫妇、王馨迪夫妇等在沪友人的各种帮助；而北平方面，间道来沪的徐森玉先生和往返两地的赵万里先生，助力尤多。新中国成立，郑振铎先生受命主管文化部文物局，赵万里先生也在原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后，出任善本特藏部主任。受文物局委派，他常常亲出访书，四处网罗珍本。而为将各家私藏谋归公库，千方百计之下，竟招舆情不满，怨声颇起。再说他的性格狠辣，“头角崭新，睥睨一切”（王佩诤《续补藏书纪事诗》），一言不合，常常“拍案咆哮”，得罪了不少人。幸亏作为他上级的郑振铎对他多有照应，一是学术上惺惺相惜，我想也有当年“赵先生为我们尽力极多”的报答吧。

赵万里作序的《西谛书目》正是由赵万里主持的北京图书馆编辑，六册五卷。现在《西谛书目》修订重印，有好几个版本，但《西谛书话》好像没有翻印的，估计与当时编的内容杂糅有关吧。不过有北京出版社的《郑振铎书话》，应该更加简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