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

2017年8月19日那天天气很热，没有风，灰黄的树叶焉焉的耷拉在枝干上，虽然茂密却是无精打采的样子，就像我那天步行的老街，给我的印象是岁月的苦涩。老街的好几个招牌已经上了年数了，记得有一家修收音机的店铺，里面摆满了中外各式收音机，还放着音乐，嘈杂难听。守店的是一位慈祥的老者，见我进来，似乎有点吃惊，我问他：还有人来修收音机吗？他回答的很坚决：有。然后加上一句：怎么没有？

老街快尽头的地方就是中山纪念堂。中山纪念堂是一座八角型的建筑，里面的布置非常简单，又没有摆放什么资料，与我原想象的差别很大。尤其感觉不舒服的这么炎热也不打空调，进入不久人已经汗水淋漓了，也不见服务人员让我诉苦，稍转一会就踅了出来。我不太理解中山既为孙中山先生故乡，诺大的纪念堂怎会是如此光景。

从纪念堂出来，走了一会，浑身脱力，还是马上回宾馆吹吹冷风吧。正等着三轮车，忽然后背一凉，转头一看，是一家小书店，有人开门的时候顺便带出了凉快。

我也蹩了进去，出来时候手上多了一本书：《红星照耀中国》。

这本书由董乐山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1916年6月第一版，定价43元。这是目前在社会上流传最广泛的版本，自董乐山先生后，好像以后没有人再翻译过《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名RED STAR OVER CHINA），或许因为经典，难以超越吧。

董乐山（1924年11月14日一1999年1月16日），翻译家，作家。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46年冬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50年后历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审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美国系主任等职。译作《第三帝国的兴亡》（合译）、《一九八四》、《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等均有广泛影响。编有《英汉美国翻译社会知识辞典》。文革后出版有《译余废墨》等散文随笔集。有四卷本《董乐山文集》。哥哥董鼎山，是中美文学交流杰出的使者。

我的书架里有上面所说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九八四》、《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他哥哥董鼎山的《董鼎山文集》（张放编，上海戏剧出版社出版）。

在1984年，董乐山先生撰文《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

“一九七五年冬，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来约我重新翻译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我欣然从命……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个中译本一九三八年二月在上海出版时，并不叫《红星照耀中国》，用的是一个隐晦的书名《西行漫记》。”

董乐山也曾这样回忆翻译《红星照耀中国》的经过：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虽已垮台，出版界禁忌仍多，出的书少得可怜。但也有高瞻远瞩的人，人民出版社的范用同志就是一个。他当时还处于半“靠边”状态，分工只管资料室。但他一辈子从事出版工作，不出书手头就发痒，因此，即使是资料室，他也要出书，就想出了一招：用资料室名义出内部参考书。第一本就是斯诺的《西行漫记》。他来找我，要我把胡愈之同志等老前辈(其中一位还是我中学时的老师)的译本，根据新版老版等各式版本的原文校核一遍，增补一些材料。后来因为这个工程太大，不如重译省事，这才使我从事翻译工作三十年后第一次有机会以个人的力量译了一本书。等到书译竟付排时，出版界已逐渐松了“紧箍咒”，新译本就公开发行了，销数在百万以上。这就是我的第一本书。说来也令人难以相信，别人的第一本书是他文学生涯的开始，我的第一本书虽然不是我的文学生涯的终结，但离终结也不远矣。写完此短文，不觉掷笔一叹！”

1979年12月，董乐山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出版，封面标明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此书据1937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增译了第十一章中第五节的《那个外国智囊》。同时，对英文本中个别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作了不少校正。

RED STAR OVER CHINA中的单词over，在《英汉大词典》中的意思有“笼罩”、“（势力）在……之上的意味”，并没有“照耀”之意，是董乐山创造性地将其译成了“照耀”，经典而又传神。《红星照耀中国》是董乐山先生独创的书名。有一些书，因为书名让读者加深了记忆，如《追忆似水年华》、《百年孤独》、《丧钟为谁而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董乐山先生的上面两段回忆有点矛盾，翻译《红星照耀中国》是范用的约稿，但确实是1975年，也就是说文革还没有结束。1978年，董乐山先生开始翻译奥威尔的《1984》。《1984》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1984》同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1985年，《1984》正式出版。作为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1984》的翻译为董乐山先生赢得了更大的荣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红星照耀中国》有胡愈之的《中文重译本序》，有作者埃德加·斯诺的《1938年中译本作者序》，还有董乐山先生撰写的:《西行漫记新译本译后缀语》、《斯诺再西北苏区的摄影参访活动》、《斯诺的客厅和一二·九学生运动》，又有许多珍贵的图片。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苏文强先生应该是真正尽到责任的编辑。

董乐山先生在《西行漫记新译本译后缀语》中谈到，他的翻译完全按照作者原文，这在1976年是需要勇气的，书出以后的指责和反响之大，还是让董乐山先生”始料所不及“，”要是他（斯诺）的书早就翻译成中文公开出版，有些同志的无妄之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里我只想举书中’王牧师‘一人后来的遭遇就行了。“

一部宣传红军领袖和红军战士的书，《西行漫记》1938年就出版，多次重版，影响深远，许多进步青年因这本书跑到了延安，想不到的是解放后反而成了内部资料甚至禁书，不能公开发行。董乐山先生的这些话欲言又止，是不敢说、不能说还是不想说？他提到了”王牧师“的遭遇，是怎么样的遭遇呢？

”王牧师“叫董健吾，毛泽东说过，我们党内有两个奇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和尚”是指许世友将军，“牧师”则是指秘密党员董健吾。董健吾，曾用名董选青，化名周继吾、王牧师。1892年1月出生于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县城东门棣华桥一个基督教世家。1914年考取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与他同学的有浦化人(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宋子文、顾维钧等。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董健吾先后到扬州、西安等地圣公会办的中学任校长。1924年回圣约翰大学供职。后被圣彼得教堂聘为第五任牧师。曾在冯玉祥部任随军牧师。1928年8月入党。1936年1月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的身份代表国民政府秘密来到陕北，与共产党沟通合作抗日。当年6月，联络、护送斯诺、马海德到达边区。他又是毛泽东三个孩子在上海的抚养人，并把毛岸英、毛岸青送到了苏联。

就这样一个对中国革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解放后却倍受屈辱，并因“潘扬事件”入狱，1960年斯诺访华时，向毛泽东等领导人打听“王牧师”，提出“十分想见一见尊敬的老朋友王牧师”，董健吾才出现转机，1962年董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文革开始，他又被怀疑成叛徒，1970年12月12日因病含冤去世，终年时年59岁。病中的董健吾曾经这样说：“知我罪我，自有公论。”

”王牧师“的境遇令人唏嘘。董乐山先生认为如果让人们早一点了解董健吾，或许董健吾可以得到应该得到的尊敬与尊严。但是解放后，两次委托他去陕北的宋庆龄是国家副主席，还有陈赓，曾经是他的上级，林伯渠、冯雪峰等等都了解他，都知道他的情况，但他被人遗忘了，他是革命的”马前卒“，但终归是”卒子“吧。

董乐山先生1999年1月16日在北京去世。骨灰被家人安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临近太平洋的一个山岗上的陵园里。骨灰安放处坐东朝西，面对大海，春暖花开。2001年，四卷本、140余万字的《董乐山文集》出版，李辉主编。文集收集了从他40年代以“麦耶”为笔名写的那些回忆、剧评、小说，一直到晚年写的杂文、随笔、时评。这套可称纯纪念性质的书只印了2000套。不知道为什么印这么少，我真想买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