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弟

晚九点准，在女儿短信的提醒下，我拨通了二弟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西安站，定如预想中的人群熙攘。嘈杂的潮水般的声音中，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格外平静：什么事？女儿曾经说过她二叔和我的嗓音特别相像。但这一刻，我听不出我们的声音有何相似之处。我说，没什么事，问一下，你上车没有，火车有没有晚点？他说，你搞笑，这是始发站，怎么会晚点？又问我：没有什么事吧，我挂了！说完，他就真的挂掉了电话。

再打过去。我说，明眉要我帮她问候你一声，本来她记得给你电话的，但她现在正在上课。他说，嗯，让她好好上课。我说，喂——！他又挂掉电话了。

没有办法，只有发短信了。我知道二弟怕浪费话费，每天出外只挣80元工钱的人，每月电话费控制在80元以内，那些话费常常只是留着打给自己老婆孩子的。我说，你早晨到西安，一整天都在哪里？他回说，在等车呗！我知道昨天反复告诫明眉给她二叔找个钟点房睡一觉的事情，完全没有实现。

从家里出发，他和明眉坐了一整夜的硬座到达西安，现在等着他的是继续两天两夜的硬座。他要去乌鲁木齐，随后再坐若干小时的汽车，到达他从没去过的石河子。那里有一群和他一模一样的电焊工、钣金工、铆工、装配工、打磨工......，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民工，也有的像二弟一样来自早年倒闭的国营工矿企业。他们在石河子等着他，等到从中国各个角落的人手到齐之后，去接下一单三、五月，直至一年半载不等的工程。他们也像老板一样把活计说成工程，仿佛从没意识到那些工程与他们所做的活计有什么不同。其实，他可以晚一天出发，因为明眉要赶到西安上学，也好顺道对她有个照应的缘故，他们乘上了同一趟火车。因为时间很紧，我在12306上帮他们抢到两张硬座退票。本来前天晚上还出现了一张软卧退票，结果我一犹豫，立刻就没了。害得女儿一个劲儿埋怨我。她还要嚷嚷去买打折飞机票，不过瞄到她二叔似笑非笑的表情，也就识趣地去收拾行李了。

说到行李，我觉得心里开始有些沉重。昨天下午去送车，在月台上，掂到二弟沉甸甸的行李箱包，吃了一惊。看看火车还没到站，他请我们一家三口吃西瓜。拉开箱包，其实他的衣物很少，多是吃的干粮粑粑，装满水的水杯、饮料有六七瓶，而且，竟然真的有一只二分之一大小的西瓜。想来是弟媳妇用食品保鲜膜包裹过了，一块块切开来堆得整整齐齐。面对一群乌汗巴流的乘客，老婆和女儿都喊不吃，只说肚子饱饱的。我帮他吃了一大块，好让他减轻一些行李的份量。

因为他总是赶着走南闯北，他老婆和儿子已经习惯不送车了。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二弟却很少对人讲他那些想必也很平常的经历。只有一次，那是2005年冬天吧，回到家忽然拿来一个塑料本来找我。他说，我听谁谁说写小说很来钱，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能发表么？我问这是什么，他说是他前两年的日记，内容呢经历纪实和听来的故事兼有。后来，我帮他整理了一下，先是发表在榕树下的某某谷。反响居然很不错，小编几乎几个小时之后就给加了精华。可惜没有钱，所得报酬只是一片树叶子。我打开网页给他看，他很有些兴奋，几乎是内向的他从没有过的。但显然对于没有钱也不免困惑。其实我自己几乎没在传统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像样的文字，所挣过的稿费也从没超出过一张伟人头。我决定为了兄弟的出息打破自己的惰性，把这篇《红柳树》改了一个题目给一个比较熟悉的编辑老哥寄过去。没想到他倒是很快在《作家林》照登了，一万多字的篇幅，还配上了大片评论文字，承诺抓紧将它推荐给《长江文艺》，并许给数百元的稿费。未果。那篇名为《在阳光下奔跑》的小说，成了二弟最初也是最后的文学创作。约半年后，编辑老哥忽然想起稿费的事情，电话过来问到二弟的近况，主要关心他还有没有什么近作。我说，他天天作，而且都是大作，工地上徒弟们搞不定的活儿都是他在做。

总之，二弟再也没有写过任何超过百字的文章，包括短信。2007年冬天吧，他在延安，夜里睡觉煤气中毒，差点丢掉小命。被人送回老家时，连话都不会说了。在家养息数月，变成了结巴，说不上一句完整的话，思路也经常中断。发个短信什么的，都无比简洁。你跟他说老半天，他就一个字“嗯”，要不，俩字“走了”，再多仨字“知道了”。让我们上到父母，下到子侄，都以为他成了日货（土话，傻瓜）。我问他出这么大的事故老板有没有帮他买保险，日货竟然有些奇怪地反问：私，私，私人老板，也，也，也给买保险？

日货倒是没当成，一经恢复他又跑出去了。这次去了更遥远的内蒙。到了2008年底，他一文不名地回来，说起逃亡的险情就会喘大气。据他说，险些就回不来了。工地上摔死了一个人。包工头连夜溜之大吉。被欠下半年饭钱的小吃店老板，握着蒙古弯刀到处寻人。其余都不愿多谈。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爸妈一个劲儿安慰他。这一年等于是白干了。我看看他已经能正常表情达意了，就建议他在家开个铁匠铺，坐在家里给人焊个窗户钣个车门什么的。但是他不乐意做生意，他说煤气中毒后怕动脑筋，连话说多了都犯头疼。我说，那我给你在工厂找个班儿上。也不肯，说自由散漫惯了，怕受上班约束，和老板置气。我这么好涵养的人都恼了：罢了罢了，你自己的事自己办吧！心里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二弟从小就是个多灾多难的人，可谓命途多舛。倒不是体弱，而是各种意外的疾患和伤害常常加诸于他。小学二年级的那年暑假，假期的第一天中午，我们一群小孩子到山上捡牛粪。天热得山岗上到处像点了火，下山的牛群蹄脚躁起的灰尘遮住了腰膝以下的视线。因为都是赤脚，大家跟在牛屁股后面抢牛新拉的粪便，二弟一只脚后掌踩到草坷垃的柞刺上了。这根一寸多长的闷断的柞刺，整整陪伴了他一个夏天。期间几次作烧化脓，但就是不能穿头。那时候，农村人几乎没有谁因为这个而去遥远的医院求医的，就反复请来几个针线活了得的大妈婶子手工挑刺。因为几次三番受疼，二弟看见那些个女人进房就哭叫着拒绝。至今三十多年了，我还清楚记得有个叫做光珍的，号称方圆十里的挑刺能手。她叫几个壮汉把二弟手脚固定了，拿出剪刀直接咔嚓咔擦把刺眼周围的皮肉剪掉，再用纳鞋底的大针一下一下去剜那谁也看不见的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二弟眼泪加汗水流了一地，先是哀求大人放手，后来变声为嚎叫，最后是嘶哑的怒骂：光珍，我日你妈呀光珍！回想起来，那种惊人残酷的程度，完全不亚于一场真正不用麻醉的外科手术。经过先后十多次这类折腾，胖乎乎的二弟这辈子彻底成为了一个瘦子。之后，初三遭遇黄疸肝炎传染而休学，最终耽误中考只能去考荆襄化工技校。上班不久，刚在荆襄公司的技术比武中获得焊工第一名，就随着改制的企业一道破产，加入上万名失业大军的行列。漫长的打工生涯里，无数次被人侮辱和欺骗……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大哥。认真想想，我们做兄弟的四十年里，在他每一个人生的转折处，我从没有主动为他出过一次头，甚至没有为他一家三口谋过任何实质的福利。他始终是一个磊落和要强的人，哪怕被生活逼到了墙角，他也会一声不吭地自己从泥土中匍匐而出，拒绝向别人伸手。哪怕因为一些家事与父母和三弟闹出误会和矛盾，被我拖到亲人面前，他也只是安静倾听他们的指责，不愿认真做出解释。工作中，他一丝不苟，死扣技术规则，常常为此开罪老板和其他工人。他就像他在我们三弟兄中的排行一样，始终是个二。

忽然发现，今夜我有这么多愁善感。忽然发现自己，和这个常年不在身边的骨肉兄弟，隔得如此远，离得如此久！

我再次拿出手机给他发短信：能挣到钱是好事，但也要有命花啊！他久久没有回复。我明白他对此事是无动于衷的，只好再发一条：保重身体，你是你们全家人的脊梁。他回道：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