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轰炸乐山,父亲从被炸垮的房子和火海中冲出,回到盐商富集之地牛华溪。作为曾经的四大古镇之一,与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河南朱仙镇齐名,有着厚重的盐史文明。牛华溪有灵秀之气,大街小巷二十四条,商业十分繁荣。失掉生计的父亲,决定在兴隆街开设书画装裱店。
当时,乐山的大小袍哥组织有100多家,总堂口就在牛华溪,要想在此开店设铺,那是要拜码头的。而拜码头有些讲究,先拜谁后拜谁,必须有个先后。父亲一想,国民党三二补驻乐部队第一团二营就驻在牛华溪,营长余仲良就是一位书家,于是,父亲就请余营长题写装裱店的招牌《生花馆》。余营长行伍出生,为人耿直,也不推辞,取来一张四尺宣纸,提笔就写。余营长用颜字题写之《生花馆》,端正劲美,气势雄厚,给装裱店增色不少。
《生花馆》开张那天,余仲良、杜仰之、吴成之以及在牛华溪的袍哥大爷都纷纷前来恭贺,这让父亲狠狠的风光了一回。
父亲给我讲过,《生花馆》开张后,他装裱的第一幅画,就是余营长的藏品,清代书画家朱鹤年的《黄山云海图》。对于朱鹤年的画,父亲有独到的认识,朱鹤年传世的作品极少,能得到他的一幅山水画真迹,真是不易。然而余营长多年带兵,对藏品保管极其不善,画面色彩灰暗,破损特别严重,如果不及时揭裱,就无法使之恢复原貌,重现青春。
装裱工艺在我国有1700年的历史,俗话说:“三分画,七分裱”,书画装裱是属于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手艺,过程复杂,规矩又多,作为装裱师,必须对书画作品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展示作品的层次与意景,父亲毕生心血尽集于此,裱功奇绝,独树一帜,这足以为他安身立命的依托。
父亲在乐山当学徒时,就擅长“宋式裱和苏式裱”,在装裱过程中,父亲首先考虑的是书画作品的坚固与完整,特别是书画古迹,父亲更是心如细发,不敢有半点马虎。开始揭裱了,父亲首先辨别朱鹤年的作品的年代、质地,然后根据画面的墨气,色彩和宣纸性质,把握其用水之后的变化性能。我知道,父亲裱画,方法并不拘泥,技艺因而更上一层楼。
如何让朱鹤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手中旧貌换新颜,父亲心中有底,手上有数。在揭裱时,他将透明塑料膜平铺在裱台上,防止残片掉落,从墨色较浓处下手,以便区别画心和拓心纸,避免错伤画面,只见他把裱台左边垫高,用皂角浸水洗画,再用清水淋洗,以便污水流走,将吸水纸依次压平,破损处,他自己染纸裱好,仅仅半天功夫,朱鹤年的作品便浑然一体,天衣无缝,真可谓珠帘合璧,这让余营长大为感动,手书一幅“补天之手”,赠给父亲。
一件完美丽书画作品是离不开装裱的,审美乃人间至真,在装裱书画时,父亲在书画装裱时喜欢朴素,以免喧宾夺主。父亲在书画装裱的过程中,喜欢和书画家频繁互动,这对装裱的品格起了重要的作用,凡经他手装裱的书画,要毫无瑕疵才肯交给顾客。
父亲不仅书画装裱技艺优良,而且精于鉴古,眼光很精,眼界很高,乐山一带的藏家都喜欢拿字画来找父亲检验其真伪。有一次,盐场知事重金购得一幅明代书画家元代画家黄公望的作品,他拿来找父亲揭裱,父亲一看,污损程度严重,显然是湿气侵入的缘故。对于黄公望的作品,有一画难求之说,盐场知事花重金购买,父亲非常理解。
父亲知道,一幅真正的好画,不可能脱离了它所存在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系统。黄公望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兼修李成之法,得赵孟頫指授。所作水墨画笔力老到,简淡深厚。特别是晚年以草籀笔意入画,气韵雄秀苍茫。而这幅作品除构图形似,其用笔的气势,墨色的神韵都不是,父亲对自己的鉴赏功力很有信心,明确指出这幅作品不是黄公望的。
盐场知事的神情一下子就灰暗下来,望着盐场知事落寞的样子,父亲仍然在仔细地品鉴着这幅画,辨别着作品的年代和绢的质地,认定虽然不是黄公望的作品,但其细润缜密,也不失为一幅好画。经过父亲的品鉴指出,这幅画不是伪作,而是明朝书画家董其昌的作品,其价格还是公道的。
翻开中国画史,我们知道,董其昌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吸取对唐宋元诸家优长,抉精探微,使其书画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艺术成就,其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除了共同的师承董源和巨然,董其昌还直接临摹过黄公望,所以后来很多人误把董其昌的作品当成黄公望的,父亲妙“眼”回春,让盐场知事喜出望外。
父亲眼光独到,诚实估价,在年轻时也购买过一字画,主要是民国时期的作品,如广东国画大师陈文希、江苏名画家顾永惍等人的作品,父亲都收藏过。遗憾的是,这些藏品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丢失了,由父亲装裱书画创设的《生花馆》也关门大吉。
这类栩栩如生的往事,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是的,每个人在自己内心最深处,或许总是有那些许的情感在渴望着抒发或者被抒发,渴望心灵深处的缺失能够得到弥补,渴望某种难以名状的孤寂能够被填满,渴望灵魂能够被人安放或者珍藏。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八年了,回想这些旧事,是尽其可能,挽回一点对父亲的追忆,从而在我伤痛的时候给予我最深的抚慰,赐予我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