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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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李鸿章
因病住院，闲瑕无事，为打发时光，我重读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当我读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时，李鸿章生命的基本轮廓，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历史的长河往往会湮没人们的记忆，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只是真真假假，时间久了，人们也不记得了。在中国晚清的历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如此密切地参与了那数十年风雨飘摇时光中的大事，如果没有李鸿章，那么历史便不会是那样的历史。
李鸿章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末世的王朝，似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到他那么多的赞誉，而同时又受到那么多的憎恶。尽管近几十年来，大家说到李鸿章，大多持恶感，“卖国贼”、“千古罪臣”这些骂声也不绝于耳。梁启超先生说：“天下惟庸人无咎无欲。”就李鸿章个人涵养修身或许不及曾国潘，但同样是一个不世出的人才。
忠臣、儒臣、文学家、军事家、统帅、政治家、实业家和外交家，一个积如此名头于一身的人，却又同时经手了30多份卖国的条约，“不愿与外国开衅”又落了个“再世秦桧”的骂名。清朝末期数十年的外交大权，几乎一直都由李鸿章把持，事实上，在那样一个年代，清朝大小官员，在外交能力方面，能望其肩背者，恐怕少之又少，以至于四海各国，“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大概可以充分说明其外交能力了吧。
但是，李鸿章却也有着他自己的阶级局限。身为汉族官僚的他，不仅要谨慎的讨好满族最高的统治者，同时又要小心周旋于地方官僚之间，毕竟他出身于封建官僚，他所处于闭塞的环境与社会，决定了他对国际关系认识水平的有限，决定了他不是能像俾斯麦那样雄才伟略中兴国家的人。
中国传统中，最常见的是“合纵连横”“以夷制夷”等战争政策，而李鸿章采取的便是“以夷制夷”策略。一开始，李鸿章是企图拉拢日本共同对付西方殖民侵略者，但是在1874年日本以琉球事件为由出兵侵台，李鸿章采取“联俄抗日”的外交策略，对日本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李鸿章虽然在同时代的中国算是佼佼者，但是对日本、俄国这些列强的认识却显得尤为不足，这些不足在他的外交生涯中变成了致命的错误，中国的大好河山拱手与人而无还击之力。
甲午中日战争可以说是李鸿章一生的转折点，遗臭万年或千古骂名也是因为它，这场战争下来，政绩与名声一扫而尽。几场著名的海战，李鸿章一手创办而又力量可观的海军全军覆没，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但将几场战争的失败完全归罪于李鸿章个人对形势认识不足、避战自保，却是不应该的。事实上，由于清廷上下左右制肘，大量海军经费被挪用，李鸿章所谓的“富国强兵”产业不过空有其名罢了。他所创办的海军有着严重的营养不良，致使他不愿轻易出兵，虽然海军驻扎的军港装备比较良好，若不是陆港将士不战而逃，日军轻易占领陆港，形成两面夹击之势，威海海军也不至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全军覆没。
《马关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成为了全国的公敌，清政府斥责李鸿章办事不力，官僚们说他丧权辱国，百姓们认为李鸿章收受贿赂，出卖国家。似乎人们忘了，李鸿章并不仅仅只是带着条约回国的，同时带回来的，还有脸上的绷带，而这脸上的绷带值的是一万万两白银。
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清政府“着鸿章酌量办理”模棱两可的态度，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要求，如此残局，李鸿章依然在尽力争取减少国家的损失，以被刺为由向日本施加压力，最终消减了赔款一亿两白银。而李鸿章自己也视马关一议为平生奇耻大辱，发誓“终身不履日土”。其实，《马关条约》的签订并不是由李鸿章个人所主导的，大清朝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并不是李鸿章个人力量可以扭转的。
李鸿章成了清政府的替罪羊，解除职位，赋闲而居。但是随后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再次被启用，负责与俄国结盟，而《中俄密约》的签订成为李鸿章为人所唾骂的第二个重要条约。有传闻云，李鸿章私下收受俄国贿赂，将中国东北铁路权出卖给俄国。我认为收受贿赂不假，因为毕竟在晚清时期，贿赂交易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而李鸿章位高权重，又几近独揽外交大权，此种做法已是见惯不惯，强加与出卖主权之罪是不妥的。
事实上，即使李鸿章没有收受贿赂，以李鸿章和清政府希望既定的联俄抗日政策来讲，以铁路换取俄国的支持，也是可行的，但是李鸿章及清政府在对待外交关系上过于天真，“以夷制夷”，过度依赖俄国而并没有真正认清其本质，在仅仅四年后，俄国人最先攻破中国，中俄所谓的密约变成一纸空文。
然而，李鸿章的欧美之行，其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很多外国友人和媒体对李鸿章赞誉甚高，睿智卓越、和善有礼是他们给于李鸿章的评价，这些全是与中国近百年来定论截然不同的评价。据史料记载，李鸿章积极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为了抗议排华法案，特意安排选择加拿大作为回国路线而非美国西部。他对开放市场表示认可，对于外国商人来华投资也持欢迎的态度，但是他在铁路、电讯方面，丝毫没有让步，并且谈到企业自主权也应归属中国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为了国家，在外交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并非单纯“卖国”、“汉奸”就可以定论的。
李鸿章已经老了，他的最后一次出场，是《辛丑条约》的签订。庚子之战，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似乎表现出了稍微的强硬，但事实上这场战争其实是在慈禧以为自身权力不保的情况下而挑起的，其本身并没有真正抗敌的决心，最后遭到惨败，也是必然的。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联合西南诸省，确保了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当李鸿章再次并委任为全权大臣，他对谈判有着很深的无奈，“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做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就病倒了，并时时咳血，他心力难及，唯有极尽周旋，稳住局势。在签下《辛丑条约 》不久后，又加上俄国几番逼迫，李鸿章病情开始恶化，将要离世的李鸿章写下奏折：“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然而，外修和好，内图富强，不过是在吃了多次亏之后的奢望罢了。
据说李鸿章在弥留之际，双目仍炯炯不瞑，身边人说：“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公放心去。”目乃瞑，犹流涕，口动欲语。死前仍如此惦念时局，每念及此，我总是感慨万分，其中忧思凄怆，不能不让人动容，令人感怀。
在晚清最后三十年中，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李鸿章的签名。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不是李鸿章伊人导致。而李鸿章一直试图改变这种“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的局面。面对清政府的每一次失败，李鸿章选择的是不必嫌难，一次次替清政府收拾残局，落得如此骂名，不过不惜身罢了！
古人言：时势造英雄。李鸿章是不是英雄，我不敢妄断，但的确是时势将李鸿章推到了历史的舞台上面。有人仰之，有人敬之，有人骂之，有人恨之，有人悲之。仰的是目光卓越、敏捷的手腕，敬的是才识过人，胆略超凡，骂的是“宰相合肥天下瘦”，中饱私囊，大发洋务横财；恨的是数次议和，几近将中国拱手与人；悲的不过是“生不逢时事事哀”罢了，成为垂暮之时的“裱糊将”。
一个是近代化经济、军事、教育和外交的领路人的李鸿章，一个是签订无数卖国条约，让中国一步步跌进深渊的李鸿章，一个是苦心经营数十年海陆军却未能御侮反使之全军覆没于敌手的李鸿章，一个是所谓有“平发平捻”之功的李鸿章，到底是“李二先生是汉奸”，“还是东方俾斯麦”，“盖棺定论”，李鸿章是盖棺也难以定论的人。青史上不过任人评论是非吧，历史上的人物，成龙成虎，末了，也不过是成土成空。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流尽了眼泪，瞑目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