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俄苏文学》：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

在当今“影响的世纪”，横向的交流更甚于纵向的承接。王充《论衡·谢短》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我则更进一言：“知中不知外，谓之不浮江海；知外不知中，谓之不辨西东。”夏仲翼教授在《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序二”中指出，中俄文学关系“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通过一定的政治关系，形成的颇有‘偶然性’，而又有着不可忽视影响的文学历史关系。这种关系建立的纽带与其说是文化，还不如说是时代和社会进程，是政治和革命的变革”。正如作者在《重估俄苏文学》“小引”中所言，俄国所带给中国的影响，“是社会关系和制度层面的巨大变革，是道德意识和生活观念的根本改变”。俄苏文学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世界其他国别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这是由于中俄（苏）两国在现当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某种相似性，而两国在文学观念、文学思潮以及审美标准等方面也具有某种对应性。这种相似性和对应性，使中国人在接受俄苏文学时有一种心理上的亲近和时势上的认同。当时代跨入新世纪以来，当俄苏文学对当下中国的影响由显趋隐由强转弱由狂热归于理性之际，全面深刻地审视俄苏文学与文论本身，并检讨其对于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影响，既实事求是地对历史负责，又正本清源地向未来交待，这是当代中国学人责无旁贷的权利和义务。李建军研究员以一人之力，为我们捧出近百万字的《重估俄苏文学》，令人既惊喜又钦佩。

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曰：“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章实斋之论，初为史学而发，实亦不妨贯通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不是为了与人争详略、异同和轻重而故意“成一家之言”，然而“通古今之变”者则必能“成一家之言”。今人好谈学术创新，我以为创新即在于“详人之略，异人之同，重人之轻”，而后“有以独断于一心”，从一己之心得出独立论断，通天下之变，成一家之言。由此观之，《重估俄苏文学》有意于“详人之略，异人之同，重人之轻”，深通古人著书之旨，宜其颇多独得之见。

既然要“重估‘俄苏文学’”，必然首先要对“俄苏文学”加以界定。作者把俄苏文学划分为“以19世纪文学为代表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可以简称为‘俄罗斯文学’） ”和“十月革命之后形成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可以简称为‘苏俄文学’），“俄苏文学”是对“俄罗斯文学”和“苏俄文学”的合称。这不仅是对一个名词的界定，而且是对两种不同精神内涵的文学的界定。作者认为，俄罗斯古典文学是高度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文学，充满人道主义热情，显示出尖锐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而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是高度集体化和单一化的文学，充满了高昂的理想主义激情和浪漫主义倾向，显示出对某种绝对原则的服从。这种论断高屋建瓴而又切合实际，深刻把握了“‘俄’‘苏’文学”的实质，予人以拨云见日、探骊得珠之感。虽然说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并不见得就一定要有冲突，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亦并非水火不容，但是两者的侧重点还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在文学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及影响也是泾渭分明的。代表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和代表着理想主义信念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及其背后的文学理念的矛盾与嬗变贯穿于全书的论述，它们对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影响也被作者清晰而全面地揭示出来。

从十九世纪初期俄国文学的成熟到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俄苏文学几乎走过了一条“形成人道主义文学传统”到“背离人道主义文学传统”再到 “接续人道主义文学传统”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之路，其间的辗转曲折令人深思，从本书章名似乎可以窥见作者的思考路径。其章名依次为：“精神气质与伟大传统”，“文本解读与经验开掘”，“文学批评与理念建构”，“观念异变与路向转换”和“接续传统与创造辉煌”。作者首先勾勒出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精神气质与伟大传统，然后通过详细的文本解读对形成这种气质和传统的文学创作经验加以挖掘提炼，再由文学文本而进入文学批评，从理论上解剖俄国文学批评家的精神内核；随着俄罗斯古典文学向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转变，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如何演变为图解革命信念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文学宣传品，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如何挥舞起革命的大棒指挥起文学的协奏，在解冻时期与新时代到来之后，俄苏作家如何用生命和勇气接续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传统并创造俄罗斯古典文学伟大的人道主义文学的新的辉煌。

反思俄苏文学及其文论的得失固然是《重估俄苏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学术研究本身就需要保持客观理性的立场。然而一个学者研讨此论题而不研讨彼论题，则必有其主观的选择和情感的考量。作者并非俄罗斯人，作者的所有论述都内涵着深刻的问题意识和紧切的现实关怀，充满着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的省思和期盼。当作者赞美别林斯基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论战家”品格和把文学当做“圣物”的纯粹态度时，难道不是希望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们担当起“不隐恶、不虚美”的实事求是的道义精神么。当文艺沙皇日丹诺夫的大棒从苏联挥舞到世界的共产主义阵营，作者痛心于“中国就是日丹诺夫主义的最大受害国”时，难道不是要我们记取这一段惨痛的不堪回首而又不能忘记的历史教训么。当作者说托尔斯泰“训诲死去的拿破仑，就是训诲活着的拿破仑们”，真正的伟大并非“权力和武力的延伸物，而是人的美好的心灵和精神所发出的光芒”，难道不是提醒手握剑柄和权柄的拿破仑们，文学从来不是权力的附庸么。当索尔仁尼琴选择直面邪恶、向恶而写时，作者期盼“那些经历过同样苦难的人”也应该选择“向恶而写”的写作态度，这难道不是对那些在苦难面前闭上眼睛甚至美化丑恶的写作者们隔空喊话么。

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曰：“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相辅相成则有相需之益，相悖相离则有两伤之弊；而理想化的学者，应当是“沉潜者”与“高明者”的完美结合。从《重估俄苏文学》中，我们不仅见识了作者的“考索之功”，也赏鉴了其“独断之学”。作者的精彩论断，如阿列克谢的“巨型人道主义叙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徙倚乎伟大与庸陋之间”，米尔斯基的一手拿着“戥秤”一手“握着柳叶刀”，不惟形象生动，且发人所未发。尤其重要的是，《重估俄苏文学》的“独断之学”是建立在坚实的考索之功之上的，而《重估俄苏文学》的考索之功亦以其独断之学为旨归而凸显其功力。这当然是苏轼《稼说送张琥》所谓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