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的前世今生

图书馆承担着人类智慧和社会记忆的储存、传递功能，它的显著特点是公共性和开放性。时至今日，任何公民都可以进入公共图书馆免费借阅图书，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为了知识、信息、智慧和记忆的共享，人类走过了漫长的旅程。

无论图书馆的最初名称有何不同，无论是时间顺序还是逻辑顺序，都必须先有图书，后有图书馆。一般而言，国家政治层面的文献和典籍作为最初的档案保存着，这种最初的档案馆是图书馆的雏形。我国历史上较早出现的文献有石质、泥质、甲骨、竹木、青铜和丝质文献。这些档案文献具有国家机密的性质，当然不宜公开；而且能够阅读这些档案文献的人也微乎其微，其垄断性不言而喻。古埃及国王设立专门保管文献的机构，同样兼具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性质。埃及第四王朝及第五王朝（公元前3800年-公元前2400年）就已经出现藏有“阿玛拉文书”的王室图书馆和被称为“灵魂之药”的宗教文献图书馆。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一度非常强大，亚述巴尼拨（公元前668年-公元前631年）建造的尼尼微图书馆，已经具有现代图书馆的检索功能，而且收藏有多种外文著作，初具辞书和百科全书性质，充分展示出亚述文化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前列。今天一般把尼尼微图书馆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幸运的是，由于尼尼微图书馆藏书属于泥版书，从19世纪中期以来，已相继发掘出三万多件楔形文字的泥版，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

《吕氏春秋·先识览》有云：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出奔如商”，商汤大喜，因为“守法之臣，自归于商”。商纣昏庸无道，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悦，因为“守法之臣，出奔周国”。所谓“守法之臣”，就是管理、保守档案和文献的大臣，亦即王朝的档案馆长和图书馆长。在我国夏商时代，至少已具有图书馆的前身档案馆。作为档案馆长和图书馆长的“守法之臣”带着珍贵的档案文献离开旧王朝，投奔新王朝，这成为王朝更迭的标志性事件。《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刘邦率军攻进秦都咸阳，其他将领争抢金银财宝，唯有萧何把秦王朝的律令图书收藏起来。刘邦获得萧何所收藏的秦图书，应该会像商汤、周武王一样大为喜悦。由于萧何“具得秦图书”，才能全面了解天下所有关塞地理、郡县户口、兵力强弱的具体情形，为日后刘邦夺取天下做好决策的信息储备工作。

《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商先祖已经有册书有典籍。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指出所谓“藏室史”，就是周朝的“藏书室之史”，老子或许就是周朝图书馆的管理员。孔子对《书》按时代编次，对《诗》按描写对象、体裁和地域分类，对古籍分类、整理校勘和目录编纂都有开创性贡献，对后来的图书馆学具有奠基作用。《周礼》中提出“藏”和“辟藏”的概念，藏是收藏典籍，辟藏是取出所藏典籍，《周礼》中还提出典籍的复本按照内容分送各自的“策府”收藏，这些对于典籍的不同处理方式分别对应于现代图书馆的收藏、管理和典藏。根据《孟子·告子下》“守宗庙之典籍”，说明周王朝把典籍藏于宗庙。根据《周礼·大史》，太史府也收藏着典籍和文书。《左传》中多次提及“藏于盟府”，可见盟府是收藏盟约的特殊处所。它们都是周代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商周三代时的太史是朝廷大臣，以史官而兼历官，编载史事兼掌天象历法本身就必须与图书典籍打交道。西汉的太史是掌管典籍和起草文书的官员，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都担任太史令一职。《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司马氏世典周史”，可见司马氏世袭掌管着周朝的档案和典籍。司马迁利用职务之便，遍读史书，积二十余年而撰成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书》，即通常所称的《史记》。西汉以御史中丞掌管兰台，东汉设置兰台令史，点校图籍，兰台在唐代成为秘书省的别称。西汉著名才女班婕妤的侄儿班彪就曾任过兰台令史，他根据宫中藏书开始撰写前史遗事，最终为其子班固撰写《汉书》打下基础。明末张岱以“石匮书”命名他所撰有明一代历史的鸿篇巨著，肯定源于班固《汉书·高帝纪下》所说收藏“丹书铁券”的“金匮石室”。

汉王朝建立之初，萧何就建立了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它们都位于未央宫中。石渠阁除了是藏书之所，还是博士们论经之所，有时皇帝也亲自参加聚会研讨。后人对天禄阁的认知，集中在三位大学者的身上。一是刘向刘歆父子在天禄阁整理校对图书，这是我国历史上国家图书馆首次开展校书编目。刘向编成《别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目录；刘歆则在《别录》基础上，编成国家藏书总目录《七略》。《七略》第一次创造性地把图书分为六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晋朝的荀勖和李充在此基础上提出四分法“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最终演化到隋朝的“经、史、子、集”四部。一是著名学者扬雄在天禄阁校书，他听说办案的使者到了，认为自己不能幸免，就从天禄阁上跳下来，几乎当场摔死。杜甫《醉时歌》说“子云识字终投阁”，就用了扬雄投阁之典。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分为三类：官府藏书，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已具雏形，典型的如周朝的藏室、汉朝的天禄阁；私家藏书，从孔子开创私人讲学、著述以及文献收集整理可见春秋战国时代私人藏书的条件已经具备，如宁波天一阁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私人藏书楼；书院藏书，是随着唐宋书院建立起来后的自然产物，其性质介于官府藏书与私人藏书之间，如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都藏书甚丰。还有一类寺院藏书，本文从略。官府藏书演变为今日政府官办图书馆，私家藏书成为私人图书馆，而书院藏书则成为现代大学图书馆。从藏书室（楼）转变为图书馆，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由垄断进入公共的重要一环，不仅是名称的改变，更是功能的转化，也是认知的提高，更是民主的胜利。

中文“图书馆”一词，出自日文“図書館”，1887年日本文献中开始出现“図書館”的称谓。中文“图书馆”首次出现于1894年《教育世界》所刊《拟设简便图书馆说》，1896年9月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也采用了“图书馆”的说法。1904年，清政府颁发《奏定大学堂章程》，提出“大学堂当置附属图书馆一所”，这是“图书馆”被官方文件首次正式采用。1904年3月湖南图书馆成立，是我国最早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1909年，随着京师图书馆（今日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的奉旨筹建和《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的颁发施行，“图书馆”之名称及定位在我国最终得以确立。1928年，我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创造“圕”代替“图书馆”，但并未通行开来。

随着电脑的普及，电子存储带来电子书的兴起，以及大型电子搜索工具（如“鼎秀搜索”、“读秀搜索”）的广泛运用，电子图书馆（或叫数位图书馆）的概念应运而生。一个超大移动硬盘可以存储一座传统中型图书馆的藏书量，书籍的获取终于不再成为可怕的限制。作为一名书生，或者说一个为书而生的人，坐拥书城是古代书生的梦想；而随身携带一座能移动的图书馆，是科技提供给现代书生的最大福利。对当代人而言，书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古人为了一本书而历尽千辛万苦的搜寻，在当代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怪事。正如电脑键盘不能替代毛笔书写，我个人认为电子书绝不能取代纸质书。电子图书馆的兴起只会弥补纸本图书馆的不足，而不可能终结纸本图书馆的存在。在春秋佳日或夏冬夜晚，品一口茶，摩挲一本纸质书，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我曾撰《安徽省图书股百年赋》，对图书馆总评如下：嫏嬛二酉，凡人无从涉猎；兰台天禄，黎庶不敢问津；邺架芸窗，个体之所私用，惟图书馆，泽被全体公民。若夫图书馆之由皇家而民间而公共，一如国家之由一姓而集团而公民。是则政治文化相表里，国运馆运同消长；传承复兴与创新，义不容辞仁不让。英语“图书馆”[Library ]“解放”[Liberate ]“自由”[Liberty ]，同源拉丁文“书卷”[Liber]；盖寓意从图书馆求广博之认知，解蒙昧之束缚而得身心之自由乎。小而言之，存亡起废，别裁真伪；中而言之，着书立说，建功立业；大而言之，独立不惧，厚德载物。是则知识予人以力量，不输南面百城王。天堂形似图书馆，公益众生更播芳。

2022年7月26日于池州扬子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