翩翩浊世之佳公子——读《魏晋名士链》

魏晋之际，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其实文学自觉的背后，是人的自觉，是对个体自我的肯定，也是对山水自然的发现。魏晋之际，可谓文、人、自然的三重自觉。萧华荣先生的《魏晋名士链》，以五代名士为主体，以“自然”为链条，以史学家的严谨、文学家的文采和思想者的深邃紧密结合，抉发名士的流风余韵，展示士人对于文、人、自然的自觉，把一个个蒙上时间埃尘的面容精心擦拭后呈现读者眼前，并且把那些仍然鲜活的灵魂楔进读者心中。

跟随着萧先生的讲述，“魏晋名士何以成为名士”的疑问不断在我脑海展开又不断得到解释。萧先生概括魏晋名士的两大特点，一是清谈，一是任诞。思想上清谈玄学，从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开始；行为上任诞纵情，从竹林名士阮籍嵇康开始。此后的三代名士各有侧重。魏晋时期，把《周易》《老》《庄》称为“三玄”，清谈玄学主要是辨析“三玄”，是对于中国原有义理的进一步推进，更开启中国思想史上儒道融合包括东晋时期儒道佛融合之路。任诞的具体表现是肆意酣畅，不拘礼法。任诞纵情，一方面是发泄“浊世”的苦闷，一方面是对情本体和人本身的重视，同时在“自然”中发现了真正的“自由”，独得“天”真。“自由”抛弃了粗鄙的放荡（如部分名士的醉酒、裸行、狂骂），而深化了“任诞”的内涵。

魏晋名士之所以成为名士，更在于魏晋名士之“真”。魏晋名士展露出至人至性至情之真。他们在友人葬礼上不拘礼法而表现出真性情。王济去世，孙楚在王济葬礼上学驴叫，因为王济生前喜欢听他学驴叫；顾荣去世，张翰坐上灵床抚琴一曲，弹奏顾荣最喜欢的歌曲；王濛去世，刘惔把最珍贵的犀角柄麈尾放在他身边，嚎啕大哭。他们的隐逸不是出于外在的逃遁，而是出于内在的渴望，是追求整个身心的自然怡悦。所以他们既可以出仕，出山为官，整顿乾坤；也可以隐居，在山为士，安顿身心。更有一些名士，以头颅和鲜血书写了自己生命之真。且不说众所周知的夏侯色、稽生琴（夏侯玄临刑颜色自若，嵇康临刑弹奏《广陵散》），就是终日沉醉的三日仆射周伯仁，他出于名士之狂，在皇帝面前为王导一家求情而不肯对王导透露半句，临刑时却痛骂王敦颠覆社稷不得好死。再比如嗜酒好色的郭璞，以词赋为中兴之冠，以卜筮劝阻王敦之叛，以砍头践行报国之心，这才是名士之为名士之根本。

“翩翩浊世之佳公子”本是司马迁评价战国时平原君赵胜的，但是萧先生移用来评价魏晋名士，似乎更加天然凑泊。魏晋是浊得不能再浊的浊世，名士是佳得不能再佳的佳公子。世之浊，更所以反衬出士之佳。萧先生特别辨明，名士之清谈虽有其弊，但既非清谈误国，亦非红颜误国，而是君主专制制度误国。反而是名士，因为秉生命之真，重一己之身，退而保身心之自由；进而担负家国之重天下之重而不失名士风范。正是作为渡江名士之首的王导，以清净宽松之政策，奠定东晋之基；作为江左名士的谢安，则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保住东晋之业。最重要的是，魏晋名士第一次认识到己身之重，重于家国重于天下，这是最伟大的个体之发现。把之前天下国家重于己身的观念颠倒过来，这是魏晋名士之为名士的最根本意义所在。

业师胡晓明教授以为，萧先生既有魏晋士人的忧生之嗟，又有俄国诗人的善感之心。萧先生对中国诗学和魏晋士人有研究专著，他对俄罗斯文学的美妙和深沉也有精深的理解，但并未形诸笔墨，一切都随着萧先生的离去而归于沉寂。我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许静编辑说过，有一年她向萧先生约稿，萧先生要她等两年。两年后她联系萧先生，萧先生不提任何条件就爽快答应。虽然两年间也有其他出版社向萧先生约稿，但是萧先生一概拒绝。萧先生的古怪和真率中，似乎浸润着一份魏晋名士的真性情。

萧华荣先生，1941年10月生于山东，2021年8月逝于上海，曾任教于山东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萧先生是业师胡晓明教授的副博士导师。我读萧先生的书，不能不带着一份温情和敬意。

（《魏晋名士链》，萧华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