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选择与定位

作家的选择与定位

史飞翔

我是1994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第一篇文章的，到今年已整整25年了。25年来我先后出版了17本书，总字数超过300万字。这17本书有散文集，也有研究专著。回顾我的“25年文学”，大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从文学到学问。

记得刚出道那会，我走得也是纯文学的路子，清一色的传统意义上的散文。但是不久，大约是在我的第2本散文集《红尘心语》出版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难道我一辈子就写这种小散文，我怎样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我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那段时间我甚是苦闷。所有的艺术家天生都是焦虑性人物。我尤其如此。

后来，我无意中看到作家韩石山的一个演讲《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样安排》。韩先生说，他自己是小说写不动了写散文，散文写不动了写评论，评论写不动了做演讲，步步为退。他说，一个作家的一生应该是“青春作赋、中年治学、晚年修志”。韩先生这句话像闪电划过黑暗的夜空一样，一下子将我惊醒。茅塞顿开，醍醐灌顶。从那时起，我就明白，我应该向学问靠近，而不仅仅是当一名散文作家。十多年后，我和韩先生相聚古城长安，坐在一起说起这段往事。他说，你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你现在的路子也是对的。韩先生建议我研究胡适。

在那之后，我的阅读和写作兴趣便逐渐从文学转向学问。我开始大量购买并阅读学术类书籍。传统文化、历史古籍、藏书、思想史、学术史、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学人随笔，包括佛学、性学等各种闲书和杂书。25年来，我不断地买书、读书。满屋子都是书。光是读书笔记就记了几十大本。加上平时的剪报、资料等，整整装了一铁皮柜子。功夫虽然下了不少，但由于我天资不足，一无家学，二无师承，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的学术训练。更要命之处在于，我在学问上一直是“用情不专”，见异思迁，一会是新儒家，一会是近代学术史，一会是隐士，一会是藏书，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结果到头来一无所成。

回顾我的“25年文学”，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散文写作阶段，时间是1994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我主要从事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写作，出版了《为灵魂寻找镜子》《红尘心语》《读书与冥想》等散文集。第二阶段是文化散文写作及人物研究阶段，时间是2008年到2012年。这一时期我主要从事文化散文写作以及历史人物研究，出版了《学问与生命》《学问与气象》《历史的面孔》《有一种沉默叫惊醒》等散文随笔集。第三阶段是文化研究阶段，时间是从2012年开始至今。这一阶段我主要从事以秦岭终南山为载体的终南文化、陕西地域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先后出版了《终南隐士》《终南守望》《关学与陕西书院》《关中地域与关中人物》《陕西历史人文旅游》等专著。最近两年，我一直坚持文化散文写作和文史研究，紧紧围绕民国知识分子、终南文化、文学与心理学等几个专题，深入挖掘、潜心研读，先后出版了《追影：真名士自风流》《民国大先生》等。最近我刚刚写完一本新书《陕西作家研究》，目的是提醒大家去思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以及“泛文学时代”下的阅读与写作。

古人言：人贵自知，各安其命。我深知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我生性散淡、懒惰，不喜拘束，打心里讨厌学术的那些条条框框。但我又不甘心做一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散文作家。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学者型的作家”或者说“作家型的学者”。其实五四时期的那批作家，像鲁迅、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他们都是如此，他们将作家与学者两种身份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只是后来才发生了改变。我想重拾这种“先前的风气”。我的想法是尽可能地在我的散文创作中融入学问的色彩。我不知道我的这条路能否行得通？但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最早对我将学问引入散文创作这种写法给予关注的人是李星先生。李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一生阅人无数，炼就了一副“火眼金睛”。他说，史飞翔的散文创作走的是知识型散文写作的路子，是文化散文的写作路子，是学理性散文。他在肯定我大方向正确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我学养的不足、理论的欠缺以及人生感悟的某些幼稚。他告诫我要多读书，读那些真正有思想性的东西。

2008年前后，我忽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阅读中我有一个深刻体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最深、最透彻、最到位的居然是民国时期的一批学人，特别是号称“当代新儒家”的那些人，像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包括后来的余英时、杜维明等人。于是我找来这些人的传记、文集。我将阅读重点放在他们的生平经历、精神风貌以及立身行事的特立独行等方面，而不大去纠缠他们体大思精的学术体系。我知道以我目前的知识储备，我还啃不动他们那深奥的学术思想。但即便是这样生吞活剥，收获还是很大的。2010年9月，著名文史学者、国学大家刘梦溪先生来西安讲学。我同刘先生谈起自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看法，刘先生连说我学问好。我哪有什么学问？我只不过是多读了一点书而已。

很多人认为我产量高，出手快，经常发表文章，出版新书，他们哪里知道我背后的付出与辛酸。坦率地讲，这25年来，我过得很苦。没有一日不在读书。我曾经因为读书太累，身体透支，以至于上厕所时晕倒。25年来我身边的朋友一个个或升官、或发财、或运走桃花，惟独我书生傻气，皱纹辐射眼角，忧郁凝结眉梢。长期的超负荷运作，使得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夜里经常失眠。四十岁刚过，我就开始脱发，头顶上的头发日益稀疏。文学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每一个作家都是“受伤的医者”，痛并快乐着。文学艺术能安抚和拯救世界，而唯独不能拯救作家自己。

回顾我25年来的写作道路，有两点体会可以和大家分享：首先，要在理念层面思考那些影响和制约我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问题，比如：你为什么而写作的问题、作家与时代的关系问题等。有时候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其次，要思考作家的自我选择与定位问题。有道是：一切作品皆自传。一个作家所能写的，也正是生活所能提供的、允许他写的。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作家应该写他自己最擅长的东西，而不是生搬硬套。所有作家都面临一个自我选择与定位问题。对于作家来说，写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走什么样的写作路子，完全是因人而异，是和这个人的先天禀赋、人生阅历、知识结构、阅读喜好等休戚相关，是“性分所至”。但不管怎样，最终都要形成鲜明的个人特色，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

人少年时比才气，中年时比学问，老年时比人格。文学艺术拼到最后，拼得都是人格。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待人接物，洒扫进退皆是文章。文道即人道。文学是一辈子的事，要耐得住寂寞。喧哗与炒作短时期内可能有效，但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终将是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