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山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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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康祺
“我哥哥是白（pei）宝红，是永乐塬上最有名的人。”
这是我祖母操着关中方言讲出来的话。
祖母今年八十三岁，那些曾经陪伴她长大的人，大都已经不在人世。她说她想念家乡了，却又无从想起。我安慰她：你还有家乡的风景、家乡的美食，还有我陪伴您回家乡的好心情啊！她听后，笑得很开心，却又带着一丝丝的哀叹——祖母在她过去娘家白宝村的回忆里，流过太多的眼泪。如果没有陪伴祖母回乡，我永远无法理解祖母的情愫，也无法将白宝村和白宝红的故事写给世人。
我的祖母出生在彬州永乐，民国时期家里经营着酒铺、粮铺和裁缝铺。祖母五岁时，母亲患病去世，自此便与哥哥相依为伴。
白宝，是关中地区彬州永乐塬上一个村庄的名字。“白宝红”是我舅爷孙桂卿的绰号。关中人爱秦腔，爱看热闹；舅爷从小也爱秦腔，爱演热闹。他拜师学艺多年，以反串青衣登台唱戏，唱念做打风采夺人，彬州一带声名鹊起。因为来自白宝村，人们便为他取名“白宝红”。据祖母回忆，“彬州庙会不能没有秦腔大戏，秦腔大戏不能没有白宝红”。白宝红不仅戏唱得好，口技也了得，善于模仿动物的奇妙声音，常以此作为压轴博取观众欢笑。
那时，白宝红经常在外唱戏，为了照顾家里，二十岁时便娶了个十七岁的漂亮小脚太太进门。小脚太太不好惹，趁外曾祖父出外忙生意，经常欺负我年幼的祖母。祖母忍气吞声，从未向父亲、哥哥坦露嫂子多年对自己的虐待与伤害。
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白宝红褪去青衣，抹去粉黛，收起兰花指，穿上中山装，当起了裁缝师傅。那些曾经看他唱戏的人，也都慕名而来。他一改往日的清高寡言，全都热心接待。
小脚太太后来得病走了。按祖母的话说，坏事做得太多了，折了阳寿，二十出头便被阎王叫走了。小脚太太去世前留下个一岁多的大胖小子，但是不及三岁便夭折了。
失去妻儿的白宝红，续了一个淳朴憨厚、精于劳作的妻。那女人和他琴瑟不调，夫妻之间频繁吵闹令他力倦神疲。女人先后为他生下三子一女。白宝红已经不再像戏台上那样光彩夺人了，他低到了尘埃，卑微到无可奈何。
再后来，他被相识的人群起拉到广场批斗。因为他当了裁缝，做衣服收了钱，而且是去外面赚钱。“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是他的罪名。他被抓起来，和牲口关在一起。而后，又被拉到彬州塬上四处游街示众，在戏台上跪着，忍受众人的批判与拳脚。这境地，竟然与他过去登台唱戏一样，都是被人看热闹，只是今非昔比，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他日渐消瘦，弱不禁风。”祖母说，“那样子让人心疼。”“那都是些什么人啊!那都是流氓啊!都是落井下石、忘恩负义的家伙啊！他们谁没有看过他唱的戏，谁家没有穿过他做的衣裳啊！又哪个人没有看过他表演的口技，哈哈大笑过啊！”
白宝红被批斗，彬州塬上尽人皆知。就连路边的小孩都骂他。“投机倒把”的白宝红，越想越气，万念俱灰之下，索性从沟壑边跳了下去。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闭眼了，不再受运动批斗折磨了。却不曾想，他被人救起了——不过摔断了腿、摔坏了腰。
自此以后，瘫痪在炕。白宝红不仅饱受言语批斗与折磨，那个精于劳作的女人也变了心。土炕经常被烧得火热，饥肠辘辘也是常有的事。直到有一天，服毒自尽的白宝红再也没有醒过来。
那个已被剃成阴阳头的脑袋下面，枕着一个印有“总路线，像灯塔”字样的白色枕头。白色，被嘴角溢出的鲜血染得血红血红——那个众人曾经眼中的白宝红，自此殒命于白宝村。
白宝红死后没多久，那个精于劳作的女人，抛下他们的长子和幼子，带着一子一女远走他乡。那个年代，没人在乎一个亡人的妻离子散，更没人过问已经逝去的当红戏子。
又过了些年，白宝红的两个儿子先后随他而去。长子二十岁时，见同龄人都已结婚生子，而他父死母别，又穷困潦倒，没有一个姑娘嫁他，没有奔头了，服毒自杀了。幼子倒是聪明伶俐且活泼好动。长至十一岁，爱到塬上村庄看热闹。有一日，拉煤的车辆准备卸车，幼子同其他孩童观看，不想被车轮压过，意外夭折。
只剩下白宝红唯一活在世上的儿子，也就是那个被精于劳作的女人带走的孩子。多年以后，在永乐塬上的一次红事中，他被我伯父发现并抱头痛哭相认。然而，在礼金簿上，伯父发现那个儿子早已改了姓氏。在关中浓厚的乡土文化里，一个男人若是改了姓氏，便是得罪了整个宗族。恼怒之下，年轻气盛的伯父带人将改了姓氏的人赶了出去，并大声怒喊：“我娘为你们父子流了那么多泪，伤了那么多心，你他妈改了我舅舅的姓，我全家不再认你了。”
我在陪祖母回乡时，见过白宝红唯一在世的儿子。他成了一名唢呐手，奔走在彬州各个塬上，吹奏着黄土地固有的沧桑与悲怆。他常年穿梭于红白喜事间，在他父亲当年登台唱戏的舞台上。他吹奏的乐曲里，唱着的依旧是塬上人熟悉的“曾将风月度流年，奈何流年瘦风月”的戏文。唢呐声又响起。祖母说：恍恍惚惚，会唱戏会做衣裳的“白（pei）宝红”好像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