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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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子年八月十七 (1948年9月19日)
今天在站上值白班。
天气阴沉沉的，来往的列车早已停运了，整个货场没有了以往的喧嚣，调车区域的道轨上两辆铁甲车“吱吱扎扎”地驶来驶去声音格外刺耳。无所事事地到了下午，从西南方向传来的枪炮声却越来越近了。站前广场上，一群国民党兵还在乱哄哄地构筑工事，我们知道，解放军已经包围了济南市并在不断缩小包围圈，虽然站上还让正常上班，但大家都明白：国民党大势已去，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西边飞来的流弹打碎了值班室的玻璃窗，我们都躲进了值班站长的办公室；等到接班的人来了，站长对我们白班的人说：我让会计提前将剩下的金元卷发给你们，每人十五元，领了赶紧回家吧！我和几个同事到财务室一看，会计早带着剩下的钱跑了。我拉着师兄刘长贵出站往东赶，刚走到天桥就戒严了；我俩急忙钻入馆驿街的小巷子里转到普利门外，只见国民党的兵正在拆靠近围墙的民房。我们想进普利门，站岗的国民党兵端着枪不让进，我和师兄只好退回来。这时有一辆军用卡车开过来要进普利门，司机停车正与站岗的交涉。我俩偷偷转到卡车后面，见是空车，便迅速抓着车挡板跳进车内，正好卡车起动，在尘土飞扬中，站岗的也没有发现。卡车一进入普利街，我俩瞅空从车后面跳下来，离开大路钻进小巷子，从城顶、五路狮子口转入剪子巷一路经大板桥、小板桥、护城河边、南城根、后营坊、后帝馆，师兄向南回了家，我又迅速从西燕窝、东燕窝转到了顺城街、半边街、水胡同五圣阁，回到了司里街的家中。父亲母亲见我安全回来，才放下了悬着的心。见大哥、二哥正在后院挖防空洞，我即加入其中。所谓防空洞就是挖一段深沟，然后在上面铺上门板，再把挖出的土盖在上面，洞里可容纳七、八个人。我们兄弟三个一直干到半夜才完工，这期间，东面传来隐隐的枪炮声，街道上国民党兵在慌慌张张地修临时工事，我们院子的大门也被拆走了。
戊子年八月廿 (1948年9月22日)
正和衣睡着，一阵枪炮声把的我从梦中惊醒。听说这两天商埠那边打的很激烈，不敢到站上去了。天已大亮，好像东面圩子外已经打响，守圩子墙的兵不断从我家大门口经过。到了下午，东舍坊已被解放军攻克，城关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城内退却，几个败兵进到院里，无端地将我们的西屋点上了火，母亲在南屋门口苦苦哀求，其中一个兵举枪就打，幸亏母亲站在门里没被打中，真是死到临头还不积点德！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解放军来了！放火的国民党兵一听，吓得扭头就跑了。原来街上发生了巷战后，部分解放军巧妙地避开国民党兵从各家各户挖墙洞进入老百姓的住宅内，对敌人进行迂回包抄；我家的院墙被挖通，几位解放军战士正鱼贯从西邻进入我家院中。他们看到被点着火的西屋立即冲进去救火，我和二哥赶紧跟进，和解放军一起用屋内水缸里的水将火扑灭，但屋顶已烧了一个大洞，檀条烧断两根，幸亏抢救及时，否则房子就烧塌了。
这时，我忽然认出救火的解放军中有一人是爸爸在诸城邮局工作时同事的儿子，叫傅湘余，也是我和二哥的小学同学和好朋友；在这节骨眼上能遇到一位身为解放军的老熟人大家都很激动，因为城市不比解放区，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解放军战士。小傅已经是解放军的班长了，他告诉我们：近两天要攻城，战斗打响以后都在屋里藏好，不要出来，如郊外有亲友最好出去躲一躲。随后几名解放军战士在大南屋的墙角下挖了一个大坑，将一些炸药埋了起来。我们以为是要炸我们家的房子，经询问，方知道是为了保护攻城用的炸药包的安全，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到晚上天将黑时，周围的枪炮声逐渐停下来了。大门外的街道上不断有解放军的队伍经过，我们院子的位置在城墙东南角气象站(作者注：即现在的解放阁)的正南面，直线距离不过三百米且地势较高，趴在大南屋的房顶上能清楚地查看守城国民党兵的举动。而北面有司里街路北和半边街的大片住宅作为屏障，可使大批部队隐蔽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待命。所以这一带成了解放军攻城前的小后方。小傅已带着他的战士去集结了，我们都为他和他的战友们默默祈祷。
戊子年八月廿一 (1948年9月23日)
刚过中午，小傅带着他的战士来取埋在院子里的炸药包。我本想跟他再说几句话，但看到他们紧张忙碌的情景便没有过去。临走时小傅冲我们招了招手，喊了一声“注意安全，多保重！”便出门向东跑去了。
临近傍晚，激烈的枪炮声骤然大作。想起小傅的嘱咐，我们知道解放军开始攻城了，母亲赶紧招呼三个儿媳妇和妹妹带着孩子去后院的防空洞躲藏。起初，我们兄弟三个和父亲趴在父母屋里的大床下面。城里不断有炮弹打来，一颗迫击炮弹落在东屋北面屋山上，把屋顶炸了一个洞，还有一颗燃烧弹落在大南屋东面的屋檐上，带着硫磺味的火焰烧起来，二哥和我跑到院里爬上梯子，用长把铁锨将烧着的燃烧弹捅下来，落在地上的炮弹流出的许多液体，淌到哪里哪里就燃烧；二哥和大哥急忙从后院抬来泥土，将炮弹掩埋起来，才将火扑灭。就在二哥站在梯子上捅炮弹的时候，大概守城墙的国民党兵看到了我们的举动，打过来一梭子机枪子弹，将房顶上的瓦打坏一大片，所幸没有伤到二哥。到晚上八点钟以后，气象台方向连续不断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山摇地动，我们一家人赶紧都躲在了后院的防空洞里，一直到半夜枪炮声小一些了才敢回各自的房中小睡一会儿。
戊子年八月廿二 (1948年9月24日)
天刚蒙蒙亮，我们一家人都集中在父母住的大南屋里；城内不断传来的枪炮声还很激烈，谁都不敢出屋门。快到中午时，侄子侄女们喊饿，母亲说：下点面条吧。我在南屋门口将大方桌放倒挡着，在桌子后面支好锅灶，刚刚点着火拉起风箱，突然一声天翻地动的巨响伴着飞沙走石把我掀到了南屋里间的门口；我跌坐在地上，耳朵鼻子都是土，眼睛也迷得睁不开。二哥从窗户里跳出把我拉起来，门口的大桌子和风箱锅灶都不知去向，屋内的老老少少都给吓得目瞪口呆。等尘土散去以后才看到南屋内门和大橱、隔扇都从后门飞到了南面的后院里，往北看，院子里的二门楼和院墙都不见了，前院的五间北屋和一棵大梧桐树也没了踪影，站在南屋门口越过一片瓦砾能看到路北邻居的房屋几乎全塌了。原来是一颗重磅炸弹落在我们前院的北屋上爆炸了。(作者注：一架国民党军队的B-24轰炸机丢下十一颗炸弹，从南郊到东关大街依次排开落在城外的居民区。)
母亲埋怨父亲没听小傅的话，说街坊邻居都躲出去了，就咱一家还在这里挨轰炸。父亲说你们都去丁家庄二舅家躲避几天吧，我留下看家。二哥自告奋勇留下陪父亲，余下的七八口人加上后院郑叔叔一家扶老携幼出了东圩子门往丁家庄方向赶。到了郊外，看到从城里跑出来的老百姓中不少是我们南关一带的老街坊。路上到处可见被打死的人和马匹，天上有几十架飞机盘旋，轮番对地轰炸扫射。解放军都隐蔽在路旁交通沟的掩体里，有飞机临近时他们便举枪射击，然后再隐蔽起来，天上的飞机根本找不到他们。我随着人群边跑边躲，路旁的解放军大声地喊着什么，大概是要我们到交通沟里来躲避。我正不知所措，突然一名解放军一把将我拉到背面的掩体里，原来正有一架国民党的飞机向着我俯冲扫射，一串机炮弹打在我站过的位置上，激起一片尘土，要不是被拉到掩体内，后果不堪设想。我向解放军道谢，解放军对我说：要经常注意天空中飞机的动向，如果是来了轰炸机要看它是不是扔炸弹，如果扔炸弹了，就要看炸弹是朝什么方向落，因为炸弹刚从飞机上投下来时，降落的速度比较慢，能看得清。见到炸弹往下落时是长的而不是圆点，就说明炸弹降落的方位离我们很远不用躲避；如果看见炸弹是圆点形时，就是炸弹头正对着我们来的，要赶快趴在地上；除非炸弹落在头顶上有生命危险，就是在离自己20米左右的地方爆炸也没有很大的危险。如果看见战斗机向我们站立的地方俯冲时，要赶快躲到背向飞机的死角或土崖下面；刚才你站的位置正好面对俯冲下来的飞机，如果不是躲得快就会被打中。
我随着人群继续往前，一边跑一边注意头上的飞机，我发现一架轰炸机投下一串炸弹，炸弹降落时是长形的，就没有管它，炸弹果然落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爆炸了。一会儿又有一架中型轰炸机投下一串炸弹，我抬头一看是一个个的小圆点，就招呼大家赶快卧倒，一颗炸弹落到离我们不到50公尺的地方爆炸了，炸飞的土将我埋了起来，但不是很厚，我用力撑起身体才从土里站起来，一点也没有受到伤害，再看看身边趴在地上的大人小孩，都是从土里钻出来，没有人受伤。又走了二、三里路，快到七里河时，这里已完全在解放军控制的范围内，头顶上也见不到飞机了。我和家人又相遇在一起，大哥说他们也是在解放军的引导保护下跑到这里的，万幸大家都没有伤亡。我们放心大胆地往前走，很快就来到了丁家庄二舅家里，一下来了十几口人，什么也没有带出来，提的一个热水瓶，在路上一会儿卧倒一会儿爬起来，到了二舅家以后只剩一个空壳了。晚上草草吃过饭，十来个人就在二舅家柴房的玉米秸上睡了。
戊子年八月廿四 (1948年9月26日)
听说济南已全部解放，逃难的人都陆续回去了，我们也惦记着父亲和二哥，便从丁家庄回到了司里街的家中。
一家人再次团聚大家都十分欣慰，父亲和二哥指着房屋砖墙上的累累弹痕说，我们走后这一片就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疯狂扫射；果然，我住的南屋东间的窗户被打烂了，其中一颗飞机的机炮弹穿过窗子将屋内梳妆台一侧的木板打了一个洞，弹头就落在梳妆台里的衣服上；屋内地面上还落了一颗燃烧弹，幸亏当时被父亲和二哥即时清理出去。当我再次用铁铲子刮地上燃烧弹落下的残液时，凝固的弹液又重新燃烧起来，我赶紧用土埋上，浇上水，才安全地慢慢除掉。
戊子年 八月廿五 (1948年9月27日)
济南市成立了军管会，贴出安民告示，布告上通知居民如自己家中有战斗中遗留下的枪支、弹药和军用品都放到自己的大门口，再由工作组的人取走。我们家中搜集到了一些零星子弹、炮弹皮和燃烧弹壳，都放到大门口交给了工作组；工作组还号召居民去清理死尸，拉走一个奖励三十斤小米。我和二哥有些心动，但母亲说，你看咱这满院子的破砖烂瓦，屋里屋外多少活啊，先干自己的吧。
戊子年八月廿七 (1948年9月29日)
我正在家中清理院子，同事来通知我去站上报到，我约了师兄一齐去了济南站。报到的人很多，都集中在车站大候车室里，由解放军的新站长讲话，经介绍得知新站长姓张，他大概三十几岁年纪，身穿军装，带着警卫员，是位团级干部。他首先安抚大家不要有顾虑，原来干什么工作，先去原工作地点报到以后再听安排。随后我去了西运转，见到新领导有七、八个人，都是身穿军装，配带短枪。他们态度很和蔼，与我们一一握手，并给我们开了个小会。原来那天我交班后解放军很快就占领了车站，夜班的人没走得了，都被解放军带到黄河北解放区保护起来了，大约有十几个人，今天都回来了。还有在国民党时期被裁掉的职员和工人，他们也很快就回来报到上班。新领导中的赵主任对我们说：当前的任务是各部门立刻恢复正常工作秩序，用最短的时间抢修站内的铁路设施，尽快打通我们管辖区域内的津浦线和胶济线以及站内的调度能力，恢复铁路运输；这样南、北方向可支援解放军的物资供应，东线主要担负起张店、博山一带的煤炭大量运至济南的任务，以确保市民过冬和咱们铁路的机车用煤。赵主任最后说：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要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接班前要列队点名；现在大家逐个报一下自己的姓名和原来的岗位，由小李按花名册对对号，互相认识一下。
戊子年八月廿八 (1948年9月30日)
早上六点多到站上，来的人已经不少了；七点之前人员全部到齐，列队点名后小李还教我们学唱了一首新歌。我正要去干活，小李喊住了我，然后领我来到站军管会的一间办公室。一位身材魁梧的首长站起身跟我握了握手，经小李介绍知道是新来的刘书记，不由得肃然起敬。刘书记让我坐在他办公桌旁的联椅上，像拉家常一样地询问了我的个人情况，我对刘书记说：一九四一年我十七岁，在正义中学上高一，听说济南站招人，因当时家境困难，我瞒着家人辍学考取了铁路雇员；今年我二十三周岁，工作已有六年时间了，期间先后干过调车员、计划车号员和配车司事等项职务。刘书记还让我还详细地介绍了列车运转调度人员的具体分工和应负的责任，以及各岗位人员的相互配合、工作衔接等情况。他认真而耐心地听着，不时地做一下记录。谈话进行了近三个小时，刘书记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是位年轻的“老铁路”啊，有经验有文化有技术，很好！济南站是我们解放接管的第一个大站，需要你这样的人参与管理，但只是业务精通还不够，现在时代变了，而且形势发展很快，思想要跟上。上级指示要在济南设立华东铁路管理局，我们的铁路职工学校将在近期开学，我们准备把你列为第一批学员去参加干部培训，回来后另有重要工作安排……
告别了刘书记，我在阳光下大步向前走着，眼前是蓝天白云下宽广而熟悉的调车场，道道钢轨排列齐整，轨面闪着亮光伸向无限的远方；几台蒸汽机车已点火待发，汽笛声高亢嘹亮回响在天际，将往日的阴霾驱赶得干干净净。“老百姓的好日子真的要来了！”想起刘书记说的话，我情不自禁地唱起那首刚刚学会的新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