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居想起老屋

在这个秋天，我搬进了新居。终于有了城市人津津乐道的主卧次卧，客厅餐厅。于我来说，最值得欣慰的是拥有了一间10余平米的书房，有了一个能安放灵魂的地方。

宽大的阳台前方就是云波诡谲的绿浪，我每天被绿浪簇拥着，裹挟着，仿佛置身于富氧的山林。它使我倏然想起了那个叫老街的老屋，想起了在老屋里蜗居一辈子的父母，如果两位老人健在，看到儿子的高楼美宅，夜色里的一片辉煌，该是多么的兴奋！

父亲有一年出差上海，归来后有十天半月依然沉浸在幸福之中。他说，南京路，干净的呐就跟水洗的一样，盐泼了，也能捧起来。上海国际饭店，知道吧？那可是24层楼哇，好高好高啊，一抬头就会突掉帽子。父亲对城市的高楼大厦岂止是羡慕，那简直是五体投地！我参加工作后住的是毛竹芦席油毛毡搭就的工棚，被子就铺在地上的稻草上。我写信回家，不敢告诉父母，而是说自己的宿舍就在城市里高高的大楼之上，其实我的工厂座落在一个叫“九里十八湾”的偏远郊区。结婚时，我借住单位图书室一隅，用书柜隔起，拉了一道蓝色塑料布帘子就是所谓的洞房。父亲来看看，什么也没说，回家后却给我写了一封足足五张纸的长信，那位老学究在信里劝慰我，眼光看远一点，胸怀放阔一点，屋宽不如心宽！

其实，老人家的内心深处是希望儿子能住上高楼大厦，风风光光，他就可以在亲朋面前挣足面子。可惜，高楼大厦于他的儿子，在当时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住进新居后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想告诉他，我的楼栋就是24层，和上海国际饭店一样高！可惜，老人已经去了天国。我还想告诉他，我住的是小区最矮的一栋，我的周边邻居，哪一座楼不巍峨挺拔，哪一座楼不是40多层？

父亲是抗战烽火刚刚燃起的那一年，携结婚不久的母亲来到了滨湖的一座古镇。那时候，父亲着一身灰不溜秋的老布衣褂，他是镇上一家南货店的小朝奉，母亲则是一名以机器织袜的女技师。他们凭着自己的一份汗水和诚恳在小镇立足下来。那时候，他们上无片瓦，租居在别人屋后披厦里，草房，与猪圈为伍，脏乱不堪。冬天太冷，为了御寒，他们就在棉袄上拴根草绳，再套上罩褂，以此让有限的体减缓散发。而我降生在老街老屋的那天清晨，祖国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才刚刚开始实施。母亲说，我出生的那一刻外面正在“落令”，屋瓦上叮叮当当响成一片。我后来读过几本书，知道凡是有出息的人物降生，必定是紫气东来，彩霞万丈，神光满室，异香不散，而我却在“落令的”那一刻来到人间。那个时辰，是不是就注定了我一生的平庸凡俗，碌碌无为？母亲说的“落令”，我一直懵懵懂懂。后来，我反反复复查阅了一些与气象有关或无关的资料，认定母亲说的“令”应该是“凌”，又叫“冰凌”或“冻雨”。我还知道，那是强冷空气与暖湿气流相汇而成。冻雨，比下雪还要寒冷。母亲在那座空旷高大寒风萧瑟的老屋，在饥寒交迫之中，不知是如何熬过了那一个个漫长的日子？

那幢老屋原是一位唐姓人家的“裕隆茶馆”，上下两层。来底层喝茶的多是一些码头上的短衣帮，粗茶，大碗，说话粗声大气，就着油条、锅巴、萝卜干喝大碗茶，侃跑码头的异闻和湖水里的渔事。唯有那些戴着礼帽的长衫客，他们是要去阁楼上找个位子坐下来，一边喝着猴魁、毛峰，一边透过木格窗棂，瞄瞄楼下的市声，涌动的人流，街市的风景。他们捧的是景德镇细料青花瓷盖碗，品的是袖珍小麻花、油糍、小笼汤包、玉带糕、桂花饼......底楼茶馆的一隅是商店，商店里一年到头经营的是日杂南货。茶客们喝完茶，刮完淡，也就快到吃中饭时间。那些江湖客已早早的扬帆远逝，而来自乡下的茶客们没有忘记他们上街除了喝茶，还有家人的叮嘱，于是就忙着在店里买一些生活用品捎回。家有红白喜事的，是顾不得喝茶的，急急匆匆地挑着茶馆里的点心和商店的货品往回赶。我的父亲，其时便是这爿店铺的主人，他的店铺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信泰”。

1954年的那场洪水过后，曾经繁华鼎盛的老街成了一片废墟，一部分商户回到了老街，一部分人留在了一座叫巢山的脚下。因了泛滥洪水，留在山下的那条自然形成的街道，后来就美其名曰新街。而原来不叫老街的一座古镇则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老街。古镇有些年头，从汪洋恣肆的洪水涤荡过后残留的桁椽上可见，那上面没有一根铁钉，而是由竹钉固定。对门三爷说，竹钉，经桐油铁砂炒过，比铁钉还要坚硬无比。街上的一帮文人墨客就此推定，古镇的建镇时间，至少在明朝年间。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新街是老街的儿子。现在来看这个写法有点冒失，幼稚。因为，如果从时间上去推算，那就不是儿子，这中间要相差好几百年哩！

父亲在老街成了一片汪洋之后当初也留在了新街，而且有了自己的一爿小店，茅草盖顶。可惜那年除夕夜，街坊在祭祀先祖时，烛台上的蜡烛引燃了悬挂于中堂的字画，集市多草房，风大火急，好多人家惨遭烈焰吞噬，父亲的茅屋也在其中。父亲被当头一棒打得晕头晕脑，只好蔫蔫地回到了老街。好在有祖父、伯祖、叔祖的合力帮衬，在浩浩汤汤的洪水冲洗得仅存一具穿坊骨架的房基上，修旧如旧，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幢瓦房。仍然是一楼一底，仍然是裕隆茶馆，仍然是信泰商铺，只是和往日相比，客流量要少却了许多。

老街，被洪水冲刷得一蹶不振。

我记事的时候，我家的信泰商铺已荡然无存，它在父亲的张罗下率先走进了合作化行列。临街的茶馆与店铺经过一番修葺被放置了一张张洁白的病床，成为医院的住院部，后来，又改做了中药铺。每天，我都是在金黄赤亮的铜钵叮叮当当的捣药声中，碾巢碾药时散发的药香中度过。中药铺里那数不清的抽屉格格上的中药名称，增添了我幼年识字的兴趣。夜晚，父亲就在煤油灯下教我读《百家姓》《三字经》《朱子治家格言》。我就是在中药铺里认识了我后来的高中同学大水。大水的名字，应该与1954年江堤溃破有关。当时的他扎着一条长得及腰的辫子，肉嘟嘟的圆脸很是讨人喜爱。有幸的是若干年后，我们在高中成为同班同学，只是大水再也记不起我们在我家老屋里玩泥巴躲猫猫，去街后菜园的篱笆上捉蜻蜓的趣事。大水的伯祖在我们家乡是一位有名的中医，也是一个富有传奇的人物。据说他在山庄行医偶遇“狐仙”，从此出言吐语，禅意隽永，连开出药方都是四言八句，他作的辞赋诗词在坊间一时广为流传。

我家的阁楼上也长年居住着一群“狐仙”，她们与我们一家人和谐共处，相安无事。许许多多个夜晚，我就睡在阁楼之上，我与“狐仙”相依相伴，不离不弃。可我终究没有《聊斋志异》里的那些白面书生的艳福，大大小小的“狐仙”们不仅不与我缠绵缱绻，也没有附予我一丝半点灵气，每每回想起来，应是我平生最大的错失。

父亲说，我家的“狐仙”，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一场大水淹没了一切，可等到父亲把屋子架起之后，她们居然又回来了！这群“狐仙”，一直被视为家中神祗，是我们家一团解不开的谜。每年正月初一清晨，放完开门炮，父亲总是带我登楼，在一只木柜上摆上供品，敬上香茶，上一炷香，燃三张金表纸，对着一尊已经发黑的“大仙”牌位叩首作揖，以示敬重。

阁楼上的“狐仙”，已经多年前在另一篇文字中介绍。老屋之所以招来“狐仙”，足以证明老屋古老晦暗，阴气肃杀。自从药铺搬离，临街门面的一扇扇沉重的木门就很少有人能够卸下，木门不卸，加上街道逼仄，光线自然不是充足，踩着吱呀着响的楼梯上楼，就像穿行在无边黑暗的隧道，而那些幽居于老街的人，闲散，缓慢，自足，像是落在时光后面的一枚枚符号。

父亲的老屋有前后两进，洪水过后，后面倒塌的那进房子就一直辟为菜园，也植些花草，小时候我常常在园子里捉蜻蜓蝴蝶，逮蚂蚱蜗牛，把夏天的萤火虫养在玻璃瓶里学车胤囊萤。后院还有一种叫屁蛋虫的虫子，你若抓住它，它就会掀起背翼放出一股带烟的臭屁来，很烫。在你一松手的瞬间，它就逃之夭夭。随着弟弟妹妹长大，老屋愈显逼仄。那年婚后，我想回家过年，父亲觉得老旧的房子不便接待做大夫的儿媳，临时动议在后进的屋基上构筑一座简易平房，并事前专门去趟邻家跟邻居相商，获得邻居首肯点赞。可在鸣放鞭炮拉线起土时，我那可爱的邻居说什么也不肯，说是房子盖起，势必遮挡她家光线，影响风水，云云。在自己屋基上盖房，又招谁惹谁了？为了息事宁人，父亲少不得的拿出几张大钞，用两条大糕压着，包上红纸隆重地送到邻居家里，方使风波平息。

若干年后，下隔壁的书英老师打来电话，说是晚上的一场大雪压坏了我家老屋桁架，必须尽快抢修，否则将于倒塌。而那个雪灾天气，四处白茫茫一片，山高路远，怎么回得了老街？父母经营一生相伴一生的老屋，就在那场雪灾中寿终正寝。

再次回到老街，穿枋老屋已成一片瓦砾，唯独前街那堵马头墙还昂首苍穹，不失往日雄伟的气势。而父亲辛辛苦苦加盖的屋后平房，早已夷为一片平地。再看隔壁人家，除了地面废墟上长着青乎乎的杂草，一片荒芜景象。父亲母亲没有了，属于父亲母亲的老屋也没有了，仿佛，眼前是一枚仅存的硕大句号。就在我为老屋倍感沮丧时，有几位昔日的街坊邻居围拢过来，有的说这里要推平建一座临湖休闲广场，有的说一条高速公路就要从这里飞驰经过。我倒希望，有一座高楼能从废墟上拔地而起，那是父亲一生的期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