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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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良高
毫不夸张的说，我是标准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如果按当时那个年代的“血统”划分，理所当然的应归属于社会的“贵族阶层”，属于“精品系列”。
因为，我吃商品粮。
我之所以趾高气扬踌躇满志的吃上商品粮，当然应该归功于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在降临人世的那一刻，嘴里含着一枚熠熠生辉的通灵宝玉。
我这么说，现在许许多多的人听起来就会呵呵一笑，会一脸的不屑，甚至吐沫四溅，说我哗众取宠，说我显摆嘚瑟。其实不然。如果你是从那个特殊年代走过，你就会清楚，吃商品粮的人，用灿烂辉煌，用不可一世，也不为过。那时候，城乡之间的差距，就是不打折扣的天壤之别。工人志得意满地享受着“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则是没日没夜的辛苦劳作。收入呢，工人不管干好干坏，到月拿工资；农民“顶着星星出，披着月亮归”，一个工分值有的不过苦巴巴的几分钱，还要等到年底才能结算。不说医疗教育，不说住房福利，不说劳保待遇，不说身份贵贱，仅城镇人可以吃香喝辣，可以招工招干，就连劳改释放人员也能安排就业就令我们的农民兄弟仰慕之至，膜拜顶礼。在那个连煤油、肥皂、红糖、香烟、白酒，甚至热水瓶、灯泡、芭叶扇都凭票供应的年月，城镇人理直气壮冠冕堂皇的享受着农村人口享受不了的购买各种紧俏物资的票证……关键，商品粮户口是一种荣耀的世袭——子子孙孙的头顶上永远闪耀着一束璀璨夺目咄咄逼人的光环。
不知道是老朽我生不逢时呢，还是清汤寡水的小镇实在没有多少油水可言，几十年的商品粮吃下来，非但没有吃出多少优越，相反，倒留下了许许多多不可触碰的记忆。
这里就要先说说我家那本粮油供应本。灰黄色的纸质封皮，只有学生作业本一半大小。隆重地翻开，第一页就是全家人口粮油定量:大人每月大米25.5斤，二姐和我那会上小学，分别是17斤和12斤，小妹8斤。一看这几个单薄骨感的数字，就填不饱一家人饥饿的肚皮，更何况，从粮站背回的往往是少得可怜的大米，多是高粱、小麦和大部分发黄的山芋干、苦涩的山芋藤。有段时间，竟连山芋干、山芋藤也没有了，粮站大门上常常糊着一纸无可奈何的通知。即便是好年景，饭碗里也黄白参杂，色彩纷呈。问粮站，回答：陈米！陈米，就是陈年的米。每年都有新米上市，为何总让我们永远地吞咽着陈米？再问，硬生生的一句：“备战！”备战？备战备荒为人民嘛，那是好事！从此，端起色彩纷呈的饭碗，就着一筷头咸菜，嚼起来也别有一番滋味。只是，近些年时常读到一些文字，说发黄的大米含有黄曲霉素，是致癌的元凶！云云。我看后就笑。那年那月，我们狼吞虎咽，囫囵吞枣，那可怜的胃们该消化了多少黄曲霉素？
没有粮食供应的日子，吃商品粮的小镇人开始不屑那些一钱不值的票证，纷纷羡慕起周边的乡下人。乡下人好歹能从地里刨食，能够“瓜菜代”，能够“田头地角半年粮”，而小镇，除了街心的青石板，便是刮得呼呼作响的西北风。可一到腊月，街上那些歪瓜裂枣，那些剩男鳏夫，不花一分钱，一个个得意洋洋的就娶回一个一个花枝乱颤的乡下美女。没有诱人的城镇户口，没有诱人的商品粮，可她们一点也不在乎，宁愿倒贴丰厚的嫁妆，在媒婆的引领下，穿红着绿腮帮涂得像猴子屁股一样阳光灿烂地来了。其实，她们是在拿青春赌明天，期待有朝一日咸鱼翻身，期待有朝一日名正言顺，哪怕熬到两鬓堆雪，能熬到一个商品粮户口，一个光宗耀祖的身份，步入朝思暮想的星光大道，就算一辈子没有白活。
日子捉襟见肘了，以食为天的集镇市民开始感到威胁，开始惶惶不可终日，大人八仙过海，想方设法往锅里弄粮，以填满恨不得画饼充饥的胃。放学路上，我们就去收割过的稻田里拣拾稻穗，在收过山芋的田垄捯挖破损的残留，但是，往往被同样在旷野里寻寻觅觅的可恶的乡下孩子撵得作鸟兽散。枯水季节，比我大一点的二姐就结伴去湖里淘宝，挖藕，挖心叶荷根，还有一种叫葳蒽的东西。淘回的零零碎碎再掺上山芋渣，搁在碓臼里舂，然后和着野菜煮成圆子汤，为饥肠辘辘的一家人带来短暂的愉悦。
更多的时候，母亲望着我们叹息，目光里透着一种无奈。之后，就是把我们往乡下撵。似乎，奶奶家那幢小屋的“瓦缝”还吐有一线我们赖以生存的“微曦”。其实，乡下其时也在闹饥荒，大食堂里常常揭不开锅，田畈里干活的人歪歪倒倒，有气无力，干着干着身子一歪就爬不起来。
在生与死面前，谁不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夜幕，便是唯一难得的生机。一群胆大包天不顾生死的人钻进麦地，掐回正在灌浆的麦穗，搓除谷壳，倒进锅里用水煮。那边锅里咕嘟咕嘟刚冒热气，这边捧着粗瓷大碗的人就“飞流直下三千尺”。就在那个春天的夜晚，我这个吃商品粮的人也眼巴巴地分到了一瓢飘散发着一股浓浓麦子青香，嚼起来叽咕叽咕终生难以忘怀的“麦粥”。你别以为那是全生态纯天然绿色无污染，那可不是今天的燕麦粥，吃进肚子里非常不舒服，老是呼噜呼噜作响，折磨得胃肠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一股股清泉般的液体就会在不经意间间歇性抑制不住地从喉咙里溢出。几天之后，家家茅厕里便漂满了一层囫囵的麦粒。有“麦粥”吃的日子毕竟不多，饿得像狼一样的人，在吃完了野菜，吃完了蓼子，吃完了树叶，吃完了柴栗，便开始吃粗糠。那种不含米粒的稻壳，直吃得大人小孩一个个解大便时呼天抢地。我的伯祖是个饱读经史子集的书塾先生，尤其精通《易经》，善麻衣占卜。可是满腹的经纶填饱不了饥饿的肚皮，他最后还是被儒雅清高活活地饿死。他死得很凄凉。在离别人世前的几天，他唱梅兰芳，唱谭鑫培，旦角唱了唱生角，生角唱了唱旦角，然后慢慢地阖上双眼。佬叔本国刚上一年级，长的虎头虎脑，十分调皮却又讨人怜爱，每次到乡下他都挎着“盒子炮”，带我们钻进青纱帐里“打游击”，拼拼杀杀，是我眼中的“李向阳”。我却亲眼目睹了他在叔祖母怀里饿得浮头肿脸渐渐咽气的全过程。
母亲，往往在关键时刻才能凸显出她的智慧与伟大。为了让我们这群像雏鸟一样嗷嗷待哺的孩子吃上一顿饱饭，伟大的母亲不知从哪里学到了一门新技术。这种将米炒熟然后煮饭的新技术我想绝不是母亲的专利。捧着一碗松软，可口，堆得小山一样的米饭让我们吃得心花怒放，齿颊留香，可还没有走到学校门口腹内便荡然无存。人，有时总是想方设法地去欺骗别人，而更多的时候还是在欺骗自己。后来的日子里，居委会莫名其妙的将各家各户商品粮供应本统统没收，用一家饭店改做食堂。开饭的时候，母亲常常从食堂里端回半脸盆稀水，几片白萝卜漂在水面上就像一艘艘纸折的帆船，飘来荡去很是优雅。直到水喝干了才终于艰难地打捞出几粒米粒，就这几粒米粒，母亲还是硬要划拉到我的碗里。因为，我是当时家里唯一的男丁。
伟大的母亲也犯过一次弥天大错。那次，在外地工作的父亲通过关系从一家粮站偷偷地购回一点稻谷。母亲欣喜万分，又筛又簸，连夜用家里的石磨碾成细米，第二天一早为全家熬上了一锅丰盛的米糊。不想吃过之后个个嘴唇青紫，大汗淋漓，浑身颤栗，上吐下泻。所幸医院抢救及时，一家人逃过一劫。原来，那是掺了六六粉用来防鼠除虫的地脚粮。后来，老师动不动就在课堂上慷慨陈词，骂我脑子笨的跟猪一样，我想，绝对与那次中毒事件有关。
清汤寡水的小镇食堂始终热热闹闹，不像是食堂，倒像是一座剧场，隔三差五的就会爆出一出两出喜剧性的故事来：
“二混四”，说的是我们小学一位新分来的青年教师，用二两饭票冒充四两的糗事。就那区区二两饭票，瞬间小镇上就传唱出让他终日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的童谣。这位眼睛近视却没配上眼镜的教师，大会小会检查，还是不能原谅，最后，被迫离开了三尺讲台，不知去向。一个风流倜傥容貌标致的青年教师，怎么竟和“二混四”有了瓜葛呢？我问我的同桌，同桌思忖半天，摇了摇头。
食堂里老会计值夜班时，肚子饿得实在难受，偷吃了三个糠粑。在批斗会上，那位曾经做过师爷的老夫子一边落泪，一边张着豁牙的瘪嘴，慢条斯理地检讨:“三个粑的时期呐……”于是，我们一帮学生伢就模仿他的样子，像演小品一样，每天在街头巷尾把那场批斗会演绎得淋漓尽致。
还有一则“鼠粥”的故事：说是某天凌晨，炊事员正在灶上黑灯瞎火地熬粥，房梁上两只饿得眼睛发绿的老鼠，实在抵挡不住粥香的诱惑，双双跳进锅中。那天早上，全镇男女老少都吃到了食堂开办以来最香的一餐米粥……
进入高中，日子渐渐好了起来。不期然文化正遭遇一场浩浩荡荡的革命。文化不值钱，我们的裤带也跟着一勒再勒。住校两年半，我们那些所谓吃商品粮的同学，最大的优点莫过于不用扛着米袋去食堂兑换饭票，而是揣着粮票光鲜体面的走进校门。可最终，谁也舍不得花五分钱去打一瓢亲爱的青菜豆腐，更不可能去享受肉香弥漫只有教职工才能享受的两毛钱一碗的米粉肉，大家无一例外地守着一罐（瓶）咸菜来对付一周的漫长时光。一位家在医院的哥们，别出心裁，居然带来了胎盘炒咸菜，吃饭时，肉香四溢，于是，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斗很快爆发，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学校食堂每天义无返顾的“一干两稀”，从来不见馒头包子，更没有大饼油条。二两稀粥盛到瓷盆里，“一吹三条浪，一喝九道沟”。每到开饭时间，饭厅里《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和着瓷盆瓷缸的节拍比贝多芬还交响。讨厌的是学校幅员辽阔，唯一的厕所距离教室非常遥远，下课铃一响，男生女生一个个奋不顾身，跑得比围猎的野兔还快。以致多少年后，看到《男生女生向前冲》这档电视节目，我就情不自禁的想起当年我那兄弟姐妹们咬紧牙关百米冲刺的镜头来。
肚子里越没油水，“空城计”的锣鼓就越敲得人心慌气短，哪里还有心思学习？二两稀粥，到了上午的第三节课，早已化为一股清泉。老师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巴心巴肝，我的肉体端坐于教室周吴郑王，灵魂却捧着那只米黄色瓷盆早早的去了食堂餐厅排队，管她祥林嫂的阿毛是被狼吃了，还是被狗吃了。班上的生活委员与人打赌：“一餐能吃三斤米饭！”结果脖子哽得歪到一边，剩下二两就是咽不下去，却留下响当当的美名“二斤八两”。有回全校师生外出野营拉练，我被安排在校办工厂“5406菌肥厂”值班。看寝室的也是一位吃商品粮的同学，身丕很大，二两稀饭怎能抵挡得了漫漫长夜的晚来风急？半夜饿得实在受不了，就悄悄摸到学农基地，将尚在豆蔻年华长得比土豆妹妹还嫩的山芋弄了满满一脸盆。我们用砖头垒灶，拣树枝当柴。柴很湿，烟很大，个个熏得泪流满面却又做得十分认真。是夜，那盆烀得焦黑半生不熟的山芋，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饱嗝。
高中毕业，已是玉树临风的我，青春焕发，斗志昂扬。正当我热切企盼头顶那束璀璨之光给我带来灿烂锦绣的前程，带来幸福的密码，让我心花怒放地“打马御街前”。企盼着，有貌若天仙冰肌玉骨的美女给我送来满满一篮子秋天的菠菜。忽然在某一天早晨，我的商品粮资格被一笔勾销。因为，我得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失去了辉煌灿烂的光环，失去了上帝的宠爱呵护，我就像一只膨胀的气球被锐利的针尖刺破，一夜之间一无所有。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崔健。没有崔健就没有脸上那泪在流，也没有脚下这地在走，在水一方的伊人更不会跟我走……我每天起早摸黑，和农民兄弟一起磨豆浆捞浮萍养鱼；一起上山栽茶种竹植树；一起头枕惊涛拍岸的江水，怀拥结着一层厚厚坚冰的草滩，僵卧在高不足三尺的芦席窝棚里，顶着呼啸刺骨的寒风挑土修堤筑坝。没有权力的后门，没有大把的钞票，更没有妩媚诱人含姣倚榻的美色。我自知前途一片苍凉，苍凉得一如广袤的戈壁：寒鸦、孤烟、飞沙、胡杨……我呵壁问天，青天不语。广播里，一天天的在播送着我那可爱的战友《扎根农村60年的决心书》。我，还有希望离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吗？
再次吃上商品粮，已是知青大回城的前夕。我，终于穿上了蓝色粗布工装，头戴安全帽，手握扳手，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毛巾，成了一名十分标致帅气的石油蓝领。我后来想，设若没有那劳什子商品粮，没有四年的插队生活，恢复高考之后，以我当时的在校成绩，混个四本五本估计也能达线。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写写我那可怜的大姐。上世纪50年代初，因了祖父的鼠目寸光，因了刚刚翻身解放的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贪婪、依恋与掠夺，为了那一亩三分薄地，硬是在众目惊悚一片讶异声中将刚满4岁大姐的商品粮户口潦潦草草的一笔注销。注销城镇户口的大姐就像一只无可奈何的羔羊，被祖父牵到了贫瘠得每年都要被洪水吞噬的湖边荒滩。没有了商品粮，小小年纪的大姐就开始放牛刈草，插禾割稻，车水耘田，下河挑圩，在凄风苦雨中，用一辈子的大好光阴和心酸委屈的泪水慢慢的将自己熬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人，而我，包括我的其他兄弟姐妹，虽然有的顺风顺水，有的磕磕绊绊，毕竟，都成了衣着光鲜风光无限的城里人。商品粮，在那个特殊年代就是一根薄情寡义的绳索，它扼杀的不仅仅是大姐一辈子的幸福，而且，她的“农民基因”直接影响了子女的美好前程。值得欣慰的是，她的几个儿女并没有困囿于她的“农民基因”，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含辛茹苦，竭力拼搏，一个个跻身都市上海。虽然吃的不再是商品粮，却也成了光鲜的有房有车一族。他们，终于赶上了好时代！他们用汗水、魄力和智慧构筑了自己的中国梦。他们在商场上的成功，倒令我们这些所谓的工薪阶层自惭形秽，汗下赧颜。大姐怕是做梦也没有想过，她的晚年居然能徜徉在神话般的“十里洋场”。
感谢上苍，让大姐一家塞翁失马。
